原来‘周扒皮、刘文彩’从书中跑出来了
事物都有其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也自然有其正反两个方面的方式,正面教育一般比较直截了当的,即教诲人民怎样去从事该做的事,包括怎样为人,同时避免去做或不能去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不要去做一个人人喊打或众人不屑之人。反面教育则是间接的,是用已经对社会或他人造成危害的事物或人的不良行为结果来教育人们,从中吸取教训,避免和杜绝重犯,起到告诫人的作用。正面教育侧重于预防或前瞻,当然也有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反面教育则是后补性或验证性的,同样也有着值得吸取的教训。
毛泽东时代的教育,无论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大部分属于正面式教育,具有前瞻性、指导性和预知性,这和他的思想理论几乎同出一炉。那时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结合得很紧,是相互补充、共同促进的。家里父母要求孩子从小学会劳动,热爱劳动,劳动光荣,爱护集体财产,尊师重长,艰苦朴素,反对浪费粮食;那时的学校教育是那个时代的教育主干,“起立——向主席敬礼---坐下”是课前准备,语文教科书里的各类英雄人物成了孩子们的共同崇敬,热爱集体,义务劳动、热爱社会主义,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与坏人坏事作斗争,好人好事宣传,反对贪污和浪费,勤俭节约,‘德、智、体’三好都是学校必须的教育。当然也有象黄世仁、周剥皮、阎锡山、刘文彩等反面典型给孩子们带去的反面教育,又让孩子们懂得,什么叫万恶的旧社会,什么是地主和军阀,什么叫剥削和压迫,自己该爱什么,该恨什么,怎管他们没见过其中任何一位英雄,也不曾知道地主老财、资本家长的什么样,但在他们心里对此早已作过许多的联想比对,以致能从他们玩的“斗地主、抓特务”游戏里看出来,什么人是什么形象。那时的社会教育更是正面的,那时社会上的好人好事随处可见,这给了孩子们最直接的教育,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是那个社会的主旋律,到处都是风风火火的劳动场面,孩子们能看到的是赤脚医生走田间、进万家送医送药,老师和同学一起劳动,干部和社员一起插秧,邻里乡下互相帮助、你来我往的和谐局面,军属家门前悬挂的火红“军属光荣”牌;听到的是田间地头耕地铁牛的马达声、广播里传出的《社会主义好》《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声,城里女知青和乡村小伙子结婚的礼炮声,支援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大军的号角声;孩子们想到的是从小立下革命志、长大要当工农兵,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雄心壮志;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们总是要倒的;社会主义一定会胜利,资本主义必然会灭亡,共产主义一定会来到。这一切都是那个伟大时代正面教育的结果。
当初的教育让我们那一代人获得了许多理性认识,尤其是新旧社会的对比上获得的理性认识较多,较深刻,当然不可能所有的理性认识都有机会通过感性认识获得验证,有些通过反面的历史教育所获的理性认识也许永远只能有教材,而没有实例,我们也希望这样,但愿它永远成为过去,不要再来。然而,怕鬼有鬼,哪壶不开提哪壶,也许是中国人民的好景不长吧,我们不希望有所检验的那个社会仿佛就在眼前,一切都是那样地雷同,我们书本上学过的《半夜鸡叫》、《包身工》、《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刘文学》、《刘文彩》《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白毛女》《农夫和蛇》《雷雨》等一课课在现实的今天里广泛地上演着,我们过去只能在想象中地主、资本家、汉奸、走狗、流氓、伪军,象‘胡汉三’一样一个个都回来了,而且随处可见,满街都是,而且他们的手段较过去他们的前辈更加之高明,更富有知识性和高科技装备,看来都能做到与时俱进,农村、工厂、矿山、学校、医院、机关、文化、宣传机构等统统被他们占领,他们心里日夜盘算的那本‘变天帐’也终于展开了崭新的一页页,我看60年前的那几个角色(地主、资本家、汉奸、走狗、流氓、伪军)放到今天社会还不够格,[先说你,‘周剥皮’你还不够格,就会半夜鸡叫来,怎比清华MBA?再说你,《包身工》里的小监工,你太楞,不如今天车间一主任;汉奸走狗梁实秋,岂能奸过当今经济学家加主流;刘文彩,会收租,怎比当今村支书?洋鬼子,你别笑,请容我韬光养晦来外交;汤司令,你心太宽,不如如今一治安;黄世仁,你再狠,不如当今房租催的紧;交际花呀陈白露,怎比当今女秘书?汪狗精卫心太软,怎比当今一警犬?华人与狗不入内,改为给外商优惠政策]。
一切都明白了,我必须感谢今天,给我补上了这堂生动形象的一课,再现给了我过去只能从书本上学到的、几乎让我再无法看到的众多故事里的主人翁原形,他们充斥于今天的社会各个角落,精彩地演绎着他们曾有的故事。我算是领教了,从对旧社会的理性认识到今天的感性认识,有幸接受过正反两方面的书本上教育和实践教育,印象更为深刻,弄懂了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什么是真正的资本主义?什么是假社会真资本主义?尤其弄明白了万恶的旧社会,原来是这么回事,怪不得如今教材里再也见不着《包身工》《半夜鸡叫》等范文的影子了,原来他们都从书中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