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工科思维和三千万之争
宋公明
一直听说有人发明了个理工科思维，得到不少网友的推崇。看了寒梅冬雪的帖子，才知道所谓理工科思维，简单说来，就是“我不知道”。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种思维方式，也就是不要先入为主，这是从来就有的思维方式，对于领导者和法律工更是必须具备的基本思维方式。例如张三跑来告状，说李四把他鼻子咬了，而且确实血流满面。这时老爷对张三的鼻子是不是被李四咬了的问题，就应当采取“我不知道”的态度，要把李四叫来查问。李四来了辩解说，是张三自己咬的。如果是一般人，根据“生活的常理”，多半要判断李四是胡说八道。但是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做为老爷，就不能这么简单，仍然要以“我不知道”的态度继续调查。李四说张三有一口假牙，拿下来咬了自己鼻子。如果经验证，张三确实是假牙，而且和鼻子上的伤口相吻合，那么这时才真相大白。现实中案情一波三折，出人意料的情况是很多的，任何先入为主的判断，都有可能出错。例如前两年南京的彭宇案，法官从从“老人不是你推倒的，你为什么上前搀扶？”这种“生活的常理”来判决，引起过一场轩然大波。
不过先入为主的思维定式也确实一直存在。曾子的母亲在家织布，有人跑来说，快跑吧，曾子杀人了！曾母听了动也不动，因为她了解自己的儿子，是决不会杀人的。不一会，又有人跑来说，曾子杀人了！曾母仍没有相信。但是当第三个人跑来说，曾子杀人啦！曾母终于丢下织机跑了。当年德国纳粹有个戈培尔，他有句名言：谣言重复一千次就成了真理。然而在中国，似乎只要重复三次就够了。过去很多县官断案，习惯于先入为的思维方式，往往偏向原告，对被告不分青红皂白，先打二十大板再讲，所以那时人打官事，都要抢个原告当当，结果往往是恶人先告状。
毛泽东说过，一切结论都要在调查研究之后才能得出。在调查之前呢？只能是“我不知道”。现代法律制度确立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事实要有证据证明，证据要经过质证才能采信，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才能做为定案的依据。这种不以先入为主的思维方式，就是科学发展观的思维方式。
对于三年困难时期是否饿死三千万人的问题，有人故意不断挑起争论。其实那时饿死多少人，与现在有何关系？争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什么？证明了那时真的饿死过三千万，就能让中国强大起来了？就能让中国人全都过上好日子了？谁要是相信饿死过三千万，就能发财吗？
困难时期并不久远，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多的是，只要不是昧了良心，自然不会瞎说八道。但是对于没有亲身经历的年青人来说，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当然，也不要先入为主，而是要客观地进行分析。下面把主张饿死三千万人的一方做为正方，把反对这一说的一方作为反方，从法律的角度对双方的论据做一些比较和分析，以供参考。
关于正方的说法：
1， 正方最新的证据是袁隆平先生日前的一段谈话，他说1959年大旱，颗粒无收，饿死了五千万人。从法律的角度看，袁说的一年五千万，是对正方三年三千万的否定。如果承认袁的数字，那么就必须否定正方的三千万之说。但是根据袁的说法，三年要饿死一亿五千万，显然不合常理，故而也不能采信。其实正方的数字一直就没有统一过，从二千万到八千万，各种说法都有，互相矛盾。因此从法律上说，这些互相矛盾的数字，一概不能采信。
2， 当年的灾情报告，包括毛泽东曾让秘书下去做过调查，他们调查的结果证明确实有饿死人的现象。这些材料可信度当然很高。但是第一，把这些报告中的数字全加起来，远远达不到三千万；第二，这些报告中所反映的问题，有一些是刑事案件，例如河南的信阳事件，是坏人反攻倒算；有些地方饿死人，是由于严重渎职（浮夸官僚强迫命令）所致。对于犯罪分子和严重渎职分子，当时已经做出了严肃处理，有的甚至被枪毙。倒是某些人后来又被平反重用，很是令人奇怪。
3， 有人亲眼看到过饿死人。例如袁隆平先生说，他亲眼看到五个饿殍。但是这种孤证仍然不能采信。当年活下来的人有多少亲眼看到过饿殍呢？按生活的常理推断，如果确实有三千万人饿死，那么亲眼看到饿殍的人应当很多，就如现在亲眼看到过下岗职工和街上乞丐的人一样，比比皆是。然而亲眼看到过饿殍的人，实在太少了，当然也就无法证明三千万。
4，国家统计数据。这方面正方采用的数据五花八门，无法互相印证，只能全不采信。查国家人口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1959年到1961年全国死亡人数如下：
年份 年初数 死亡率% 死亡数（万人）
1959 65248 1.459 952
1960 65913 2.543 1676
1961 65612 1.424 934
合计 3562
也就是说这三年全国总死亡人总数只有3562万人，如果其中非正死亡人数有3000万之多，那么这三年正常死亡人数总共只有562万之少，甚至比任何一年的死亡人数都少，根据常理判断，显然是不可能的。（注：已经有人指出，1960年死亡数有人为夸大的之疑）
其他说法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正方所能列举的证据，都是站不住脚的。
关于反方的理由：
1， 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的客观事实，例如河南林县，是中国最穷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最怕旱灾的地区之一，但是在最中国最困难的那三年，红旗渠工地仍然在施工而没有停工，这是有案可查，人证物证俱在的。
2， 1963年，全国开始社教运动，有大批高学生参加。有名的桃园经验就产生在那个时候。当时社教工作队员是要访贫问苦，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那么农村有没有发生过大规模饿死人的现象，应当很容易发现。这些参加过社教运动的人，现在也就是六十岁上下，应当大部分还健在。他们在当时看到的情况，当时所记下的材料，应当是可靠的。即使是现在，他们之中改口的并不多，
3， 1964年，中国暴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是铁的事实。
4， 1966年，红卫兵步行大串联，走哪里吃到哪里，而且不用掏钱。当时很多红卫兵在农村老乡家里吃住过，全国各地都有。那时困难时期刚过不久，如果有大规模饿死人的现象，不会不留任何痕迹，红卫兵也不可能看不到听不到。如果农民自己没吃的，也不可能有东西给红卫兵吃。这些红卫兵现在也应当大多健在。他们当时的记录和现在客观的回忆，也应当是可信的。
5， 当时中央对饿死人事件相当重视，对造成死人事件的责任人处罚很重，而且严令不准饿死一个人。“怕什么，反正共产党不准饿死一个人”是当时的流行语，至今很多人仍然记得。
正方的证据也不必一一列举了。生活的常理告诉我们，如果有三千万人已经饿死，那么必然会有三亿人在吃草根树皮。当年杨靖宇将军牺牲之后，日本人解剖了将军的胃，发现里面只有草根和树皮。说明人吃草根树皮，也是可以活一阵子的。但是如果有三亿人吃草根树皮，全国的树早就死光了，恐怕连耗子都要绝种。
附1：
从所谓“真实的袁隆平”看真实的那个时代
这几天,强国论坛上围绕着袁隆平的事迹又打开了笔墨官司，他说你造谣，你说他造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让人一时也不知如何评判。
然而看了某人“还原真实的袁隆平”的帖子，却有了意外的收获。这个帖子本意是否定那个时代的，那个时代被一些人称为火红的年代而不能忘怀，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一个可怕罪恶的年代而不断地大泼污水。但是从这个否定那个时代的帖子中，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些无法掩盖真实。现将这个帖中的有关部分原文照录如下：
“祖籍江西省德安县的袁隆平，1930年农历7月初9出生在北平一个旧职员的家庭。袁隆平的童年是在动荡迁徙的生活中度过的。1953年他从重庆西南农学院毕业后，服从组织分配，来到了偏远荒凉的湘西南一隅的黔阳安江农校当老师。
安江农校地处农村，校址坐落在黔阳县安江镇一所古庙里。四周群山环抱，山峦叠嶂，环境清幽。田园风光虽美，但偏僻、落后、闭塞。乐观开朗的袁隆平很快就适应了环境的变化。到校后，组织上安排他教俄语，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他边教边学，为后来的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外语基础。此后，袁隆平还教过植物学、作物栽培、遗传育种等农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他教—门、钻一门、爱一门，为后来的科研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60年7月，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块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天然杂交稻，便萌生了要搞杂交水稻研究的大胆设想。杂交水稻研究属于世界性难题。因为传统理论认为，水稻为自花授粉植物，没有杂交优势。袁隆平立志要攻克这道世界难题。”
从以上文字中可以看出哪些事实呢？
1、 袁隆平的出身是“北平一个旧职员的家庭”，“1953年他从重庆西南农学院毕业后，服从组织分配，来到了偏远荒凉的湘西南一隅的黔阳安江农校当老师”。那么说明袁隆平的家庭出身是不太好的，但是他的学业和工作分配并未受到家庭出身的影响；与现在那些上不起学和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人相比，他简直是太幸福了！
2、 “安江农校地处农村，校址坐落在黔阳县安江镇一所古庙里。四周群山环抱，山峦叠嶂，环境清幽。田园风光虽美，但偏僻、落后、闭塞”。但是在这样“偏僻、落后、闭塞”的地方，竟然会有一所农校，竟然会派正规的大学生去当老师，竟然还要教俄语，可见当时对教育的重视和普及。
3、 “他边教边学，为后来的科研打下了坚实的外语基础。此后，袁隆平还教过植物学、作物栽培、遗传育种等农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他教—门、钻一门、爱一门，为后来的科研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教学中能提高自己，为今后的科研打下坚实的基础，说明当时的工作是愉快的，生活是没有后顾之忧的，否则哪有心思打什么基础。
4、 “1960年7月，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一块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天然杂交稻，便萌生了要搞杂交水稻研究的大胆设想”。请注意这里的时间是1960年7月，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时候，而正是在这所谓“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的时候”，袁隆平所在地区竟然还在种试验田，而他竟然还有心思到试验田中去观察，不仅观察，竟然还有惊人的发现，这只能说明当时至少在袁隆平所在的地方，没有什么大规模饿死人的现象，而且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是正常的，并未受到影响，即使是饿着肚子，仍然在意气风发地大干社会主义。否则怎么可能有试验田，怎么可能有心思有力气在七月大夏天的跑到试验田里搞观察？如果饿得头昏眼花，就是观察，也不可能有所发现吧，就是有所发现，也不可能有心思去研究吧？
5、 再请注意袁隆平当时所处的地点，是所谓“偏僻、落后、闭塞”的地方，而在这样的地方，也有试验田，说明在当时，试验田非常普遍，而搞试验的人也一定非常多，因此袁隆平的发现就带有必然性，在大规模群众性的科学实验中，袁隆平没有发现，也会有其他人发现，这就是偶然中的必然。当时袁隆平不过是一介教书先生，为何敢于向世界级难题挑战？为何能得到上面的支持？说明当时普通人搞科研这种现象很普遍，一点都不奇怪。事实上，在当时各种农作物，各种家禽家畜都有人在研究，而且培育出的新品种也层出不穷；在工业，国防等其他领域中也同样如此，当时的科技水平已经迅速接近甚至超了世界先进水平。所以袁隆平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不足为奇的现象。同时期的科研成果，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通过以上事实的分析，已经可以勾画出那个时代的一个大致轮廓。当然，那个时代并不是完美无缺的，那时正处于建国之初，千疮百孔，百废待兴，困难重重；国际上面临着封锁，国内又有人故意破坏，一会儿极右，一会儿极左。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共产党领导下，创造出了无数人间奇迹，这是世界公认的事实。而当时从极右和极左搞破坏的人及其信徒们，现在却又摇身一变，成了一贯正确的英雄，一方面以全面否定那个时代，另一方面又要把袁隆平及那个时代的辉煌成果归于自己的名下，是不是太过无耻了?
2007．5．14．发表于强国论坛
附2：
袁隆平，熊猫烧香和伟大的章子怡
1960年，袁隆平30岁，在一个“偏僻、落后、闭塞”的小县城当农校教师。这一年正处于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困难阶段，毛泽东拒绝吃肉，和全国人民一起饿肚子。而就在这一年7月，在中国的一个极不起眼的小县城，一个极为普通的农校青年教师，在试验田里有了一个重大发现，由此向世界级难题发起了挑战，并且取得了对于人类具有重要意义的伟大的成果。
1960年，已经过去四十七年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呢？根据否定那个年代的人所提供的文字材料，如学校，试验田等，可以客观地勾画出那个时代的大至轮廓，就是那时中国人民工作和生活是很安定的，心情是很愉快的，而正因为如此，这个新生共和国的敌人是难难受的。以至于时至今日，还要对那个时代进行恶毒的中伤。
但是从否定那个时代的人所发表的文字中，仍然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例如袁隆平在1960年7月还在试验田里工作，而且还能有所发现，还能有雄心壮志向世界级难题发起挑战，这不正说明那时他所处的地方工作和学习是很正的吗？如果当地每天在大量饿死人，他能有这个闲心吗？
这本是无可置疑的常识，可是有人就是伤心病狂，硬是要鸡蛋里挑骨头，说这个例子还不能代表全国的情况。那么好吧，我们就将眼光投向全国吧。
同样是1960年，在中国最穷困的地区之一的河南林县，有人却跑到崇山峻岭中修红旗渠，这是有案可查，有实物作证的，这不能否定吧？如果每天有大量饿死人，这个工程还能进行吗？与此同时，在山西平陆县，同样是中国很穷的地方，发生了有名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事件。那是工地民工因坏人投毒而食物中毒的事件，惊动了中央，中央派空军出动飞机空投急救药品，从而挽救了中毒民工的生命。这件事说明当时有相当多的农民在工地正常干活，而且有饭吃，否则怎么会食物中毒？从电影资料看，飞机投药时，下面有大量的迎接群众，欢声雷动，如果每天在大量饿死人，怎么会有民工在工地上干活，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群众去迎接空投？为了挽救六十一个民工兄弟的生命，当时可以说是举国动员，全国各地都在为他们找药，中央不惜派飞机送药，这说明了什么？难道不是对人民生命的重视吗？当时中央有严令，不准饿死一个人。如果确实有饥民需要紧急救济，中央一定也会派飞机空投粮食。当然，有人故意干扰破坏捣乱，具体工作中也会有失误，局部地方饿死人是可能的，但是从以上几件事，还不能足以说明那个时代的风貌吗？
那时的袁隆平，身处边远之地，30岁的毛头小伙，一介平民教师，既无背景，又无实力，为何能在试验田里有所发现，为何能敢于向世界级难题挑战？用现在眼光看，岂不是自不量力，异想天开？可是在当时，试验田到处都有，群众性的科学实验遍地开花，勇攀科学高峰是当时的时尚，袁隆平只不过是无数个“小人物”中的之一，当时做出成果的远不止他一个人。因此，袁隆平的产生，是各种主客观条件综合的结果，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
同样，出现熊猫烧香也是由各种主客观因素决定的。有人说制作熊猫烧香病毒的小伙子是电脑奇才，可惜用的不是地方。是不是电脑电奇才且不说，此人是因为没有工作而心存不满，而用病毒来发泄的。而这样的情况，似乎不是个别的。难道13亿人中，就没有袁隆平这样的人了吗？就出不了比尔.盖茨吗？这种情况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不过也不能说现在没有优秀人才出现，不是有“超女”吗？不是有木子美吗？不是有芙蓉姐姐，天仙妹妹吗？不是有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众多好手吗？这些人如果还不够伟大，那么我们不是还有伟大的章子怡小姐吗？有精英说章小姐抵一万个孔子，又有精英说章小姐的伟大还应当扩大一百倍，那么就是一千万个孔子。在中国，才艺色相与章小姐可有一比的妹妹恐怕有无数个吧？对不起，数不过来我就说是无数个。不过章小姐再伟大，与我等小民又有何干？
2007．5．15发表于强国论坛
附3：
困难时期中国到底死了多少人?
1959年到1961年是所谓三年难时期,到底死了多少人?有人说是三千万,有人说是四千万,并把罪名加在毛泽东头上,以此来发泄对毛的和那个时代仇恨.如果确有其事,那倒也罢了,不过说得太离奇,就叫人反感了。
我们知道,当时全国人口大数为6亿,如果死了3-4千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6%.这已经是不现实了.但事情还不是这么简单。
1,这么大的国家,各地情况差别很大.当时灾情严重的是河南,山东,安徽(皖北),江苏(苏北)等省区.当时有饿死人的现象也是在这些地方,而其他地方情况没有这么严重,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灾情。
2,就是灾情严重的地区,城市人口口粮还是有保证的,生活虽苦但还不至于饿死,而城市人口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基于以上两点,如果真的死了那么多人,并且集中在受灾较重几个省区,绝大部份又在农村,农村地广人稀,则必然会出现“千村薜苈,万户萧疏”的情况,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大规模的瘟疫。中国历史上的大饥荒在民间的记忆都是无法忘却的.但困难时期情况并非如此,当时的人大部分都还健在,却没有谁有全国性大规模死人的回忆。
与此相反,我们知道在当时中国最穷的河南林县,在最困难的60年,仍然有三百民工坚持在红旗渠工地拚搏;举国关注的为了61个阶级兄弟事件(民工食物中毒),也是那时发生在山西平陆县.如果真的大规模死人,这种情况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出现的.而当在各种工地上施工的民工决不止一个红旗渠和平陆县。
1963年全国开展大规模的四清运动,大批大专院校学生参加了这一运动,下到农村和贫下中农“三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就是那时出笼的。当时困难时期刚过,如果有大规模死人,这些学生不可能没有觉察.现在这些人也不过五十多岁,不至于忘记吧?
1964年第一个原子弹就暴炸成功了,当时社会经济情况已经相当之好,如果真的刚死了几千万人,农村生产力不可能恢复这么快.到66年文革上山下乡时,知青们已经基本看不到困难时期的痕迹了.这些人都只有五十来岁,总不见得个个记不得吧?
不可否认,当时确实有人饿死.但现在拼命把这件事翻出来到底有什么意义?现在哪天不死人?矿难频发,事故不断,每年自杀有几十万,又怎么说呢?
拼命往自己国家历史上抹黑,就能证明你自己正确?只能说明你太无耻!
2003．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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