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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杜导正抹黑邓小平的不轨之心

思恩 · 2009-05-11 · 来源:
《炎黄春秋》 收藏( 评论() 字体: / /

邓小平真的说过杜导正所说的这三句话吗?!

思马恩

杜导正在他自己主编的《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回归和发展》的文章中,信誓旦旦地宣称:“我至今记得一篇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对非洲领导人的谈话记录,遗憾的是它没有收到《邓小平文选》里。第一句,‘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第二句,‘我建议你们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第三句,‘只要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对这段话,我非常欣赏,最后一句话尤其精彩。”

奚兆永同志进行考察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所谓邓小平的三句话十分可疑,很可能是某些人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而制造的一个谣言。”奚兆永同志的论证如下:

“去年,《凤凰周刊》曾刊登过一篇夏榆专访杜导正的文章。其中也谈了这个所谓的邓小平三句话。当时杜的说法有所不同,那里说得比较具体,说是‘1987年秋邓小平跟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的谈话。’杜导正并说他看的是‘官方的记录’。而在这之前的2007年,杜润生也在《炎黄春秋》的一篇文章里说,‘听说邓小平1987年就说过,只要国民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人民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去年和前年,我对两位都姓杜并且都是《炎黄春秋》的‘核心’所讲的有关所谓的邓小平的话,都写了文章提出质疑。现在杜导正先生又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不仅没有澄清我的质疑,反而露出了更多的破绽,实有进一步提出质疑的必要。

去年杜先生说‘1987年秋邓小平跟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的谈话’,我曾根据新闻三要素,指出杜先生提供的时间、地点和人物都很不明确,并且根据我查阅《邓小平年谱》和《人民日报》所载邓小平在‘1987年秋’的全部活动的情况,指出根本就没有什么邓小平会见‘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这回事。文章还分析,会见不公开的可能性极小;而且如果真的很保密的话,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杜先生也是不可能看到这份‘官方的记录’的。现在,杜先生又把时间由1987年秋改为‘80年代’,时间不是更具体,反而变得更模糊了;人物也由‘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改为”‘非洲领导人’,也不是更具体,反而更模糊不清了;而地点,则和过去一样,仍是没有。至于所谓记录,也由‘官方的记录’改成是没有‘官方的’三字的‘记录’了。这样一个没有明确时间地点和人物的所谓‘记录’怎么能够让人相信呢?不过,我还是做了一件笨事,查阅了整个80年代的《邓小平年谱》,仍然没有查到杜导正先生所说的那个谈话。还有使人怀疑的,邓小平与一个非洲领导人(是非洲国家统一组织领导人?还是某一个非洲国家领导人?)谈话记录竟然没有对方的提问,只有邓小平的回答,而且所说只有三句话,完全像是发布指示或命令,这也让人匪夷所思。总之,我怀疑这个所谓的谈话是捏造出来的。再说,发布邓小平的文献应该是中央档案和文献部门的事,杜润生和杜导正先生有什么资格发表邓小平的未公开发布的文献?

从道理上来说,主义是一个思想体系或奋斗目标,代表一种信念,一种信仰,是非常神圣的东西。革命烈士夏明翰在其《就义诗》中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主义而置生死于度外,不怕流血牺牲,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怎么能够说‘叫什么主义都可以’呢?我相信邓小平是绝不会讲这个话的。

总之,所谓邓小平的三句话十分可疑,很可能是某些人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而制造的一个谣言。

造谣惑众是一种堕落,也是一种犯罪,其前景并不美妙,奉劝杜先生们能够迷途知返,而不要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了!”(奚兆永:《造谣惑众是犯罪——评杜导正的“新民主主义回归论”》  2009—5—1)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永远地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不能再为自己做任何辩解了。如果有关领导部门和领导人不出面澄清,那末,这将成为一个疑案存在下去。

我在本文中,将对杜导正们所说的邓小平的三句话进行一些具体分析。

第一句话:“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

在1979—1989年间,邓小平多次讲过中国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例如:

1.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一文中,十分非常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距离。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邓选2—167,着重号系引者加)

2. 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一文中重申:“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这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邓选2—358,着重号系引者加)

3. 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在《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谈话的一部分)中说:“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邓选3—116,着重号系引者加)

4. 1987年1月20日,邓小平在《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谈话的一部分)中指出:“搞社会主义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们的承受能力比较大,加上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即使有一些消极的东西也不会影响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邓选3—202,着重号系引者加)

5. 1987年2月18日,邓小平在《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会见加蓬总统时谈话的一部分)中又一次明确地指出:“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邓选3—206,着重号系引者加)

6. 1987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谈话的一部分)中说:“第一条,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邓选3—207、208,着重号系引者加)

7. 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姆维尼时谈话的一部分)中说:“最近我同美国人谈话时讲过,中国只有坚持搞社会主义才有出路,搞资本主义没有出路。”(邓选3—211~212,着重号系引者加)

8.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谈话的一部分)中说:“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改变了中国的面貌。”(邓选3—229,着重号系引者加)

9. 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在《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谈话的一部分)中说:“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邓选3—261,着重号系引者加)

10. 1989年6月19日,邓小平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中明确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要想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这一点上,这次暴乱对我们启发十分大,十分重大,使我们头脑更加清醒起来。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邓选3—311,着重号系引者加)

11. 1989年6月19日,邓小平在《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的谈话)中说:“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邓选3—345~346,着重号系引者加)

……

这样,我们就十分明显地看到,杜导正们使一个邓小平的灵魂分裂为两个不同的灵魂:

邓小平的一个灵魂对中国人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好”,“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距离。……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毋庸置疑,“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邓小平的另一个灵魂则对外国人说:“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

既然“社会主义制度好”就好在“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那末,邓小平为什么对“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或“非洲领导人”要说:“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呢?!

难道邓小平认为“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或“非洲领导人”“要搞社会主义”,使自己领导下的人民免除“剥削”,使他们的“物质、文化需要”得到“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好吗?!

难道世界上“搞社会主义”的国家多了不符合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的历史潮流吗?!

难道世界上其他国家“搞社会主义”和邓小平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不一致吗?!

难道邓小平掌握着怎样“搞社会主义”的标准尺度,他可以根据这个尺度来“劝”告“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或“非洲领导人”,“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吗?!

再说了,杜导正们所说的这个“非洲执政党”是抽象的(说抽象,是因为“非洲”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七大洲中的一个大洲,根本就没有什么统一整个非洲的“非洲执政党”),杜导正们所说的这个“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或“非洲领导人”,同样是抽象的。杜导正们“造谣惑众”的本事真是太大了,竟然能够让具体的邓小平和一个抽象的组织的抽象的领导人进行谈话!!!杜导正们有如此颠倒乾坤的大本事,干麻还要假借邓小平的权威之口来说自己想说的话呢?!这不是自己太委屈自己了吗?!

有关整个非洲的组织情况是:1963年5月22—26日,31个非洲独立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他们的代表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5月25日通过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决定成立非洲统一组织(简称“非统组织”,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OAU),总部设在亚的斯亚贝巴。会议还决定将每年的5月25日定为“非洲解放日”。

非统组织的宗旨是:促进非洲国家的统一与团结;协调和加强非洲国家在各个方面的合作;努力改善非洲各国人民的生活;保卫和巩固非洲各国的独立及主权、领土完整;从非洲根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促进国际合作。

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是该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每年举行一次,协调该组织的总政策,对有关问题作出决议。会议下设部长理事会和秘书处,部长理事会由成员国外交部长或其他部长组成,负责筹备首脑会议。秘书处为常设机构,秘书长由首脑会议选举产生,任期4年。此外还有解放委员会,调解、和解与仲裁委员会,经济和社会委员会,教育、文化、科学和卫生委员会以及防务委员会等专门机构。

1999年9月,非统组织第4届特别首脑会议在利比亚苏尔特举行,会议决定在2001年成立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 AU)。2000年7月,在多哥首都洛美举行的第36届非统首脑会议一致通过了《非洲联盟章程草案》。2001年3月2日,在苏尔特(利比亚)举行的第5届非统组织特别首脑会议闭幕式上,非统组织执行主席、多哥总统埃亚德马宣布:非洲联盟成立。非洲联盟是有点类似欧洲联盟的组织。

由此可见,在“1987年”或“上世纪80年代”,谈“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或“非洲领导人”,只能是纯粹的天方夜谭!

无论杜导正们说的第一句话是确实有还是子虚乌有,都能使邓小平在人民中的形象变得很矮小:如果邓小平确实说过“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那末,邓小平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人物,说“社会主义制度好”,“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等等,都是欺骗中国人民的谎言假话!——既然“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距离。……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为什么要给“非洲执政党青年领袖”或“非洲领导人”出相反的主意:“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呢?!如果这句话子虚乌有,那末,就是杜导正们为了达到自己的见不得人的罪恶目的,不择手段,假借邓小平的权威之口说出自己想要说的话,抹黑邓小平,嫁祸邓小平,败坏邓小平总设计师的光辉形象,对邓小平大打出手!以致到现在为止,只有非主流的奚兆永同志站出来在非主流的网站上为邓小平整容——考证杜导正们在“造谣惑众”;没有主流们站出来为邓小平重塑形象——进行洗刷澄清!这样继续下去,久而久之,人们就会认为邓小平确实说过这句话!

第二句话:“我建议你们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任任何一种形态的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主张“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所不同的是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例如,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这样做是为了“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是为了“剥削和掠夺”人民而实现资本的增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这样做“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

单独看“我建议你们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句话,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是,把这句话和第一句话(“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联系起来看,问题就非常大了!——杜导正们假借邓小平之口说出来的真正意思就是:“搞社会主义”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二者之间是根本对立的!——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不要搞社会主义”;“要搞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在我国,恰恰是因为“搞社会主义”,才“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我国从1953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到1978年止,先后冲破美国和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政治军事经济封锁,在22年的时间里就把旧中国留下来的不能造汽车、拖拉机、飞机、……的烂摊子,建设成为世界第六工业强国;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头子尼克松为了自身利益,跑到中国来拜访毛泽东,谋求改善中美关系;……。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的这个辉煌成就面前,在这个最顽强的事实面前,多次说毛主席犯了这错误那错误的邓小平,也不得不坦诚地承认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好”,“从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距离。……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因此,“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所以,“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

邓小平说的这些话,白纸黑字记载得很清楚!对于这些话,杜导正们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因为这些话不符合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愿望!

第三句话:“只要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以后,人类就有了“主义”,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主义”逐渐地越来越多。不仅如此,这些“主义”都是具体的而没有一个是抽象的。例如:原始共产主义、奴隶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等、等等的主义,都有特定的具体涵义。即使名目繁多的所谓的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哲学中的虚无主义、伦理道德中的虚无主义、艺术中的虚无主义、音乐中的虚无主义等等),也有它的特定的具体内容:虚无主义作为哲学意义,认为世界,特别是人类的存在没有意义、目的以及可理解的真相及最本质价值。例如,民族虚无主义的具体内容是:无视民族特点,抹煞民族差别,否定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甚至认为“民族”是虚构的概念,根本否认民族的存在。民族虚无主义实质上是大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一种表现。因此,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无具体内容的“主义”。

既然连虚无主义都有特定的具体涵义,那末,“什么主义”也应该有特定的具体涵义。至于说“叫什么主义都可以”,那是只顾吃喝玩乐的不负责任的公子哥儿们才能说出口来的一句玩世不恭的话。此种话由杜导正们假借邓小平的权威之口说出来,实在是对一向神情严肃的总设计师的亵渎和侮辱!

杜导正们其所以说“只要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那完全是为了掩盖他们复辟私有制的狼子野心!所谓“什么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奴隶主义。这个“什么主义”,已经被当今在中国广东省曾经发生的夜晚被锁在牢笼中活活烧死的打工妹事件、山西省曾经发生的黑窑工事件等社会现状所证实。

在《邓小平文选》中,与杜导正所说的三句话中的前两句话多少有点相关的是:

1. 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在《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谈话的一部分)中说过一段话:“有一个问题,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以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要讲社会主义,也只能是符合莫桑比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邓选3—261,着重号系引者加)

2. 1989年3月23日,邓小平在《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会见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时谈话的一部分)中说:“要根据本国的条件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搞好民族团结,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使经济得到发展。我很赞成你们在革命胜利后,不是一下子就搞社会主义。我和许多非洲朋友谈到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也不要搞封闭政策,那样搞不会获得发展。在这方面,你们做对了。”(邓选3—289~290,着重号系引者加)

在“1987年”或“上世纪80年代”,莫桑比克和乌干达,都没有强大的搞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和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要搞社会主义”,纯粹是赶时髦。面对这样的朋友,邓小平总不能对人家说:你们国家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你们连马克思主义者都不是,搞什么社会主义。只能出于尊重非洲朋友的外交礼仪,委婉地对他们说:“可以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我很赞成你们在革命胜利后,不是一下子就搞社会主义。我和许多非洲朋友谈到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如此等等。不言而喻,一个连“什么叫社会主义”都不“了解”的人,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国家,是没有条件“搞社会主义”的!

杜导正说,“邓小平曾坦承,他读书不多,他只懂得对人民好一点,办一点实事。赵紫阳同志生前也曾对我说,他不认为邓小平有这个理论那个理论,而就是四个字:求实胆大。”

第一句话,杜导正修正了邓小平的原话!邓小平的原话是:“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邓选3—382)既然杜导正胆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意歪曲公开发表过的邓小平的原话,那末,他公开伪造出那三句话,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句话,是支持动乱、分裂中国共产党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紫阳私下对杜导正说的;赵紫阳已经死了,死无对证,我们只好信其为真。杜导正欺负邓小平“读书不多”,没“有这个理论那个理论”,就胆大妄为起来,自以为是地替邓小平炮制否定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理论来了。

无论如何,即使邓小平有千万个理论错误,也不能把邓小平没有的错误强加给他!杜导正如此随心所欲地假借邓小平之口制造反动理论,连我都看不过去,特写此文,批判杜导正利用抹黑邓小平来达到自己图谋不轨之野心。

2009. 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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