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9年7月5日的那个血色黄昏，乌鲁木齐一千多条无辜生命在毫无准备的刹那间遭遇残害，其中至少156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那活生生的妇女被打得在地上痛苦地翻滚，那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生灵鲜血淋漓……。而这一切还是央视为了保护电视机前的孩子特意将更残暴的画面剪辑过的（当时焦点访谈主播张泉灵语）。我相信看到这一切，每个善良人的心灵都会为之颤抖。至此时起，我的心中无时不刻不翻腾起西方世界在审判不同政见国家元首时常用的罪名——反人类罪。这种暴行同样能够称得上“反人类罪”。
但是，当中国主流媒体及时报道了暴力事件发生经过，当中国政府表态允许各国媒体到新疆采访事件真相的之后，相信很多的人希望看到或者拭目以待（我属于拭目以待）西方世界对这次新疆暴乱的态度，不幸的是，西方各国政府——这些整天高举普适价值大棒，以人权卫士自居的伪君子们，至今无人就这起残害无辜的暴乱事件表达了像样的态度。西方主流媒体在引用了我国政府的说法和提供的数据之后，仍然站在“疆独”分子一边，为他们的暴乱行为开脱，并下力气调拨中国的民族关系。与此同时，他们还放纵境外疆独分子毁损我驻外使、领馆，并为逍遥于西方国家的暴乱的罪魁祸首——热比娅进行辩护，等等。
其实就个人而言，我并不在意西方媒体对不同意识形态国家或者不同政见国家所持的态度。因为他们的态度绝大多数时候是不公正的。
早在上世纪中叶，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对不满意美国政府支持专制腐败的海地政府的美国民众说过，“也许它是狗娘养的，但它是我们的狗娘养的。”数十年过去了，海地政府依然臭名昭著。
印尼前总统、军人集团头目苏哈托在推翻民选总统苏加诺政变的1966年“9.30” 事件中，屠杀了50万人、逮捕了30万人（被屠杀和被逮捕的绝大多数是共产党人）。这些经各国学者深入研究得来的屠杀数据，在34年后得到了包括英国情报机关的证实（2000年3月，民选总统瓦希德支持对1965~1966年的大屠杀进行司法调查，并于4月提出废除印尼人协1966年关于禁止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的25号决定书。几乎与此同时，英国媒体得到了英国外交部的一份历史文件，“文件透露了伦敦策划这场‘行为卑劣’的行动的全过程。”“远东总部与军情六处编造了有关苏加诺以及他对印尼共产党的容忍将导致共产党在印尼实行独裁统治。”“在六十年代，世界媒体受到英国情报机构有计划地利用，刊登了为英国外交部效力的特工人员编造的故事，成为推翻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的阴谋的一部分。”）。但真正犯有“反人类”罪的苏哈托，却在宽松安然的国际环境中顺利统治印度尼西亚达32年之久。十分滑稽的是，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暴发之际，印尼政治经济崩溃之前的1997年7月，苏哈托政府获得了世界银行颁发的特别奖励，奖励他认真负责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苏哈托下台后被控贪污腐败，之后，苏哈托被列为世界腐败之首，可笑吧）。这个时候，金融风暴已经开始肆虐东南亚。同年10月，联合国给印尼当时的苏哈托总统颁发了消除贫困奖。为此他还成为了享誉世界的“建设之父”的美称。但仅仅不到3个月后，由于苏哈托及苏哈托军人集团多年来在政治经济领域里的腐败，使得印尼人民尽管拥有极其丰厚的自然资源，却在金融风暴中陷入了大规模饥荒的绝境。
诚然，我们不该回避我们政府的一些执政人员出现了一些问题，譬如腐败以及由腐败引起的矛盾。但值此出现的对内对外的民族危机之际（譬如可能出现的维、汉冲突）应该是主要矛盾，我们更需要认真反思当前出现民族危机。首先声明，此处反思不是彻底否定什么，而是在紧急情况下发现并改正存在的问题，从而团结各民族人民。
毛泽东同志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好了，如果有人觉得这个说法太过阶级斗争，太过笼统。那么我们再用资产阶级政治家马基雅维利的一段话来诠释。来看看马基雅维利在狱中写成的《君主论》的三段话：
“一个君主如果公平处理事情而不损害他人，就不能满足贵族的欲望，但却能使人民感到满足。因为人民的目的比贵族的目的来得公正。前者只是希望不受压迫，而后者却希望压迫（包括更高目标，热比娅们的目标是分裂国家，从而窃取更高位置笔者注）。再说，如果人民心怀不满，君主是永远得不到安全的。”
“对于那些敌对的贵族，君主不仅害怕他们抛弃自己，还害怕他们会起来反对自己。因为贵族在这些事情上比平民看得更深远更敏锐，常常能够自救，而且从他们所预期的将会赢得胜利的一方取得帮助。”
“如果把基础建立在人民之上的是一位君主，而且他能够指挥，是一个勇敢的人，处逆境而不沮丧，不忽视其他的准备，并且以精神意志与制度措施激励全体人民，这样一个人是永远不会被人民背弃的，而且事实将会表明他已经把基础打好了。”
有人会说，毛泽东和马基雅维利的这两段话怎么能相提并论呢。是的，毛泽东是理想主义的，马基雅维利是功利主义的。不是有人不喜欢毛泽东嘛，那么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看看和想想马基雅维利的话是否能气顺一些呢？其实事情至此，理想主义的毛泽东的话和功利主义的马基雅维利的话都值得听听。
好了，我们再用他们的话来分析我们对少数民族的依靠。热比娅——最先富起来的新疆首富，并获得全国政协委员头衔，是一个获得了极高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民族上层。至于她后来出现的问题，中国政府也是仁至义尽了，譬如刑事审判放弃了对她的巨额偷漏税行为的追究。而这类偷漏税行为在全世界都是为人所不齿的，是人渣行为。还有后来的减刑和保外就医等等人道主义关怀。但结果如何？她违背诺言，背叛了对她始终怀柔的中国，正如马基雅维利说的，她“从他们所预期的将会赢得胜利的一方取得帮助”，热比娅转向西方豪强获取帮助，不错吧？！
无可否认，少数民族也是分阶层的，上层和底层之分。他们谁又是我们党的基本群众呢？统战对象不是基本群众，尽管他们可以成为基本群众。我党的少数民族基本群众应该是更广大的底层劳动者。同样无可否认，无论是去年的“3.14”骚乱还是今年的“7.5”暴乱，参加者中的大多数应该是底层少数民族群众，看到他们被人煽动挑唆至嗜血杀人，充当有野心的民族上层的刽子手直至替罪羊，真的十分心痛。但是我们不应该反思吗？
前天（7月6日），当我听到和看到血淋淋的乌鲁木齐街头时，我的脑海里时常浮现出那位要骑着毛驴上北京见毛主席的库尔班大叔。库尔班大叔，你在哪里？库尔班大叔，你们在哪里？我相信，库尔班大叔肯定坚决反对这场暴乱。当然，我还是很感激今天在韶关打工的维族工人，他们挺身而出告诫他们的父老乡亲，不要受人挑唆，感激韶关那位受伤的维族女工的声明，“坚决反对打着我们的名号施暴”；很感激那些不顾危险，当街解救汉族群众的维吾尔族老乡……。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把他们当作真正依靠的对象呢？！是不是很值得反思？这其中当然还应包括依靠藏族基本群众。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对外依靠关系。因为韬光养晦，我们放弃了对穷朋友的支持和援助。但是回过头来看，穷朋友真的一无是处和没有回报吗？！毛泽东说过，是这些穷朋友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当我们在联合国侃侃而谈地履行常任理事国职务的时候，能够忘记这些穷朋友无与伦比的道义支持吗？千万别人一阔脸就变（说吴建明们呢）。再回望2006年的中非峰会，非洲朋友的那种合作、那种热情、那种支持，包括非洲朋友那种力排众议（发达国家的非议）和义无反顾的能源合作，没有毛泽东时代对穷朋友的无私援助，中非合作，尤其是能源合作能那么顺利吗？
但是今天的发达国家呢？他们对我们真的一无所求吗？我们买了巨额美国国债，卖了紧缺的稀土资源，付出了无数底层劳动者的血汗和健康，……但是除了无穷的教导和指责，我们得到了什么？
现在，别的我们都不要，当我们的同胞惨遭屠戮的时候，这些得到了中国无穷好处的洋大人们能否少点偏见、少点冷血、有点人间最正常的人性的道义？？
然而我们必须明白，值此危机之际，靠别人是靠不住的，所有的事情和问题还需要我们自己解决。毛泽东同志说过：“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今天重温他的教诲是不是尤其重要？！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是不是更需要领导各民族人民达到真正的团结。
我们是该反思了，反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反思谁更应该是我们的基本群众，穷人还是富人？？？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穷国还是富国？？？？
伟大的祖国万岁！！
2009年7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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