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通钢（4）：大跨越中的缺陷。
《财经》杂志2009年第17期有一篇《通钢改制之殇》的特别报道：
“死后第七天，40岁的 陈国 君遍体鳞伤的尸体被擦拭干净，化妆，入殓，最终化为一缕清烟。”
记者以一种忧郁的笔调写到：
“ 陈国 君的妻子和一双中学刚毕业的龙凤双胞胎儿女泣伏灵前。。。。”
对于个人，笔者不能不抱有同情之心。面对文字构成的这样的场景，不免想起孔子那一句成为世界金言的语录：“己不欲勿施于人”，担任一个大公司的经理，按现行标准也算是一个精英了，为什么连这一句话都不懂呢？
在理论缺失，文化沉沦的现代，也不只是 陈国 君一人，有多少人正在自以为是地违法乱纪。
例如，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王喜东代表吉林省国资委表示：
“建龙集团对通钢增资扩股方案，是在通钢集团已经改制，员工身份全部转换，并在股东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履行了相关审核、审批手续，方案的实施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据说，他的这一番理论，在一次讨论会上把几个通钢的职工代表驳得哑口无言。王喜东大约不知道他在理论上的缺失如同一只蝴蝶翅膀的煽动，正在直接引发一个强烈的革命运动。
人们自然有权力问到：“员工身份全部转换”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意味着三万通钢职工只能任人宰割？是不是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失效？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工人必须滾出中国？是不是意味着现代中国人丧失做人的权力？
7月24日 ，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王喜东告诉记者：“有些人挑拨、煽动群众不满情绪，将矛盾集中在陈国君身上，对其进行围堵，将其打伤，并作为人质挟持。”
这句话倒是说对了， 陈国君固然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但是矛盾的根源并不在他的身上，而是在王喜东们身上，更深刻的原因则在现代中国在理论上的缺陷。（《壶公评论》）
又如，根据工作组记录，在现场指挥援救的省国资委主任李来华上午11时判断，闹事的人中，可能有通钢在岗及离退休人员以外的其他类型人员。他要求公安部门关注此类人的动向。
来自吉林省、通化市“7·24”联合专案组的消息称，目前已锁定的超过50名疑犯中，绝大部分并非通钢职工，但他们的生计与通钢有直接关联。
悲剧仍然在继续，吉林省国资委至今无法明白他们正在做什么。谁也无法否定这种群众运动的复杂性，可是既然当掌权者不愿意在开着空调的会议厅里与其他的群体交流，又有什么理由和权力拒绝面对更加复杂的局面呢？
悲剧仍然在继续，吉林省国资委仍然坚持他们的一贯正确，而无视他们正在处于一个更加广大的事件中，他们自己甚至正在促进这个事件向更加激烈和复杂的方向发展。
作为在东北生活的李来华们，应该懂得周立波描述东北土改运动的小说《暴风骤雨》，在这篇近于纪实的小说中告诉人们，土改开始的时候常常有一些散兵游勇和妓女烟鬼类的积极分子――准确地说，他们也是属于贫民阶层，具有翻身求解放的权力。但是，如果抓住一些人的劣迹否定土改运动，证明的只是自己的反动立场。
严格地说，作为国企主管，吉林省国资委是没有权力指挥公安部门的，李来华们的行为突显了其官僚的特性；作为国企主管，李来华们当然有资产者颐指气使的权力，突显了其老板的特性。官商行为，或者这就是 吴敬琏 先生企图描绘的权贵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之前的资本主义萌芽形态，如同满清末期的洋务运动。
吉林省国资委的行为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国资委在中国普遍行为。
例1、
8月4日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广州有一场题为《遵循企业发展规律，推动国有企业科学发展》的专题报告，他提出一个传之后世的观点：“如果没有当时的下岗，哪有后面的效益？”
大概是第一个，也许是第一次，有人为中国的下岗运动作如此证明。不知道 李荣融 先生读过《第三帝国的兴亡》没有？是不是也想为希特勒的大屠杀做一个辩护？不过，就其它的方面言， 李荣融 先生绝对赶不上希特勒，因为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基本上解决了失业问题，这是当时处于经济危机中的西方列强都无法做到的。
例2、
李荣融 先生声称，他被称为是“国资一号探路者”，6年多来，他带领的国家队资产总额从7万亿增加到了18万亿，相当于每年诞生一个中石油。
呵，挺自豪的，难怪有鲜血染成红顶子一说。正如上面他对“下岗”运动的歌颂，6年多来他制造了多少贫困的家庭，又制造了多少通钢工人对 陈国 君式的仇恨？李荣融想往上爬一爬了吧？不过，依 李 先生的如此德行，与有德者居天下的中国文化相去甚远矣。
国企资产总额的增长是GDP增长的一方面。事实上，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现在中国GDP统计数据掩盖了经济结构比率，掩盖了社会矛盾，更重要的是它所形成的机制正在损害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即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从而乱政、毁政。
现在中国，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事件不断，而每一次事件所表达的信息都是社会大众对现在机制的不满，无论是崔英杰事件，华南虎案、杨佳事件、邓玉娇、刘汉黄案和正在进行时的通钢7－24事件，其本质就是一些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的实例。
中国精英以GDP数据弹冠相庆的时候，中国人民看到的只是海市蜃楼。中国精英的GDP，从它作为一种概念出现的时候，就存在着对它的否定，这个否定来自民意。
什么是合法？并非法律意义的合法，而是社会公认价值意义上的合法。
什么是社会公认的价值意义？公平、正义是一种社会认同的价值意义，社会追求的价值目标才是合法的追求，其他的任何法都必须接受自然法的检验。
所谓社会，指的是生存于这一空间的绝大多数人。他们的成份是复杂的，部分利益是冲突，虽然其中的关系具有妥协性和长、短期性，但是他们并非指少数人或者某个人的利益。（《壶公评论》）
从本质上说，GDP的结构比率，即体现出经济结构的互动状态，又从数字中体现出经济的阶层流向。我国的GDP统计中，掩盖了一个现实：经济的阶层流向和国别流向，即大量的GDP成为为极少数利益获得者的财富，大量成为美国的国债。
李荣融 先生的业绩，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件皇帝的新衣。
例3、
李荣融 先生又有一句名言，在谈到央企高管薪酬时，他说：“其实钱给少了，我也于心不忍”。
他告诉他的听众们，从2002年到2007年，他给1556个中央企业副总经理以上的领导年均增加了共计4600万元薪水。
不知道 李荣融 先生注意到没有，不仅是私企，在国企中一个普通工人的收入仅仅数百元或近千元。
如此巨大的差距是个效益优先问题，还是撕裂社会的问题？
李荣融 先生作为国企领导人，是否还知道国企作为生产关系的存在，其中最基本的要素的生产力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即工人和管理者。为什么厚此薄彼呢？
这种分配模式合理吗？
在整个中国的工资水平根本无法与西方经济强国相比较的情况下，盲目地拔高一部分人的收入以比拟于西方经济强国的标准，合适吗？
如果管理人员存在不平，无非拔腿而去――这种人并不少见，而广大职工处于相对贫困或绝对贫困之中，社会能够稳定？
如果国企的改革导致通钢式的混乱， 李 先生又怎么向党和人民交代，又如何对自己的历史有所交代？
天津大学化学工程系电化学工学专业毕业的李荣融与国企打了一辈子交道，作为一个企业家也许是合格的，但是作为一个执政人员却缺乏哲学与历史感。于是他自己也缺乏自己的定位。
例4、
08年8月10日 在北京国际新闻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上，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答美国侨报记者问，得意地说了，他是中央企业最合格的老板，他可以为自己打一百分。
１０万亿元国有资产“掌门人”李荣融表示对央企改革的思路。：“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办法，中国的企业面对世界仍要不断地改革发展，学别人的，干自己的。”
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对此评论：
央企改革的思路基本是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思路进行的，但因为古典经济学工具本身存在缺陷，导致央企改革不尽如人意，表现好的央企都集中在垄断性强的行业。
林毅夫教授的评论有二层意思：
其一、古典经济学工具本身存在缺陷。
其二、表现好的央企都集中在垄断性强的行业。
事实上，中国国企的改革并非遵循古典经济学，而只是按照李荣融“干自己的”思路，这个思路抛弃了亚当－斯密的道德说，也抛弃了后现代派例如康德、黑格尔、罗尔斯等人的理论，甚至抛弃了主导英国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主导思想边沁主义，李荣融基本上漠视了社会人文方面的关怀。这是多么可怕的思维缺陷。
李荣融作为一个老板，合格吗？
理论的缺失构成中国现代改革的致命的缺陷。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失败的重要改革：
例如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晁错面对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的社会乱象，勇敢地提出加强集权，力主削藩。晁错是有理论的，如《削藩策》，但是晁错的理论有致命的缺陷，失于阴阳说与平衡说。
又如11世纪的王安石，他反对国家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坚持“榷法不宜太多”，大约是人类第一个实践自由经济的政治家，不过他失败了，失败在他的理论缺乏社会基础。王安石变法留下的缺陷是如此致命，后来的蔡京是王安石变法的追随者，可惜把好端端的一个北宋葬送了。
可怕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即失于阴阳说与平衡说，更失于社会基础。
无论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说，欧洲启蒙时代兴起的辩证法，还是毛泽东的矛盾学说，都承认任何事物，都是以对立统一的形式存在的。可是中国古代的法家变革者们，总是企图以横扫千军的气概无视客观存在的另外一面。中国现代的一些主流经济学者与晁错、王安石们相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基本上是把中国工人和农民当成犹太人了――希特勒眼中必欲去之的犹太人。
“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以善，成之以性。”这些驾驶着独轮车的人们，如何达于“善”，又如何为中国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他们对社会的伤害是必然的，他们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这一观点的论述还见证于最近发生的一件事：
本年度5月中旬，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访问中国，在经济学界激起热烈旋风。克鲁格曼如同《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孩子，他提出一些中国经济学家们不知或故故不知的问题：
1、“中国陷入的美元陷阱非常深”，这个问题现在也常常成为一些委员、代表们揪住的那些精英经济学家们的小辫子；
2、“中国仍是相对贫穷的国家”，因为被人称为“经济学的良心”克鲁格曼有无数的证据表明，“中国工人平均工资是美国工人的4%” 。
事实上，之前，保罗－克鲁格曼不止一次地在《纽约时报》专栏中描述中国经济前景：
1、不靠先进科技和提高效率，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创新精神的经济模式，是“迟早要进行大规模调整”的；
2、“我到死都看不到人民币国际化”，他看到了片面发展经济的巨大负作用，即使GDP成为世界第一，也是“建立在浮沙之上”。
克鲁格曼认识到中国发展重大的缺陷，即在经济学上，更主要的是在社会人文学上。于是他遭到了比他更伟大的中国经济学精英们的反驳，例如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等人强力反驳。因为在后者看来，中国早已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几十年的“太平盛世”语境已深入人心，尤其是经济改革的成果不容置疑。
龙永图们洋溢的爱国主义热情令人敬佩，可是至少在方法论上他们已经丧失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能力。克鲁格曼是现代国际级的自由经济的权威，也是凯恩斯主义的修正者，他预测了美国的经济危机，也热烈地抨击了美国社会自身存在的种种缺陷。但是，他的观念在中国的经济学精英中就难以得到响应，多少也有点刻舟求剑的味道。
不过大师终究是大师，克鲁格曼已经谅解了中国精英们的心态，所以他只说用大量资金购买美国国债是“很奇怪”。为什么很奇怪？若以克鲁格曼在美国的风格，他完全有可能把此等问题提升到民生高度理论，其实，任何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的理论怎么可以脱离民生呢？
无论是 陈国 君们，是王喜东们，是李荣融们，还是龙永图们，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最为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民生的关怀。这一点大约就是通用汽车和通化钢铁之间的差距了，大约就是克鲁格曼和龙永图们的差距了，大约就是美国式“危机”与中国式“胜景”的差距了。
有文章描述通钢工人在国企改革中的困境：
“主人身份的失落感，工资福利的被剥夺感，收入分配的不均感，以及在改制过程中的边缘感……这一系列复杂而微妙的主观感受，在长达4年的时间和相对封闭的空间里相互交织、发酵，并最终汇集成通钢事件中工人群体的心理能量。”
其实不只是通钢，所谓国企职工都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这样的困境。中国国企改革是以否定社会主义运动为前提，回到满清末期的洋务运动。笔者探讨“义宁陈氏”――陈寅恪家族的思想轨迹，在两次洋务运动中，并没有隔世之感，尽管前者是倒退，后者是变革。如果说俄罗斯是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难道中国是在补上封建变革这一课？后来笔者把这一观点表达于《反封建论》与《墨子情怀》中。（《壶公评论》）
面对现实，笔者时常有一个疑问，我们到底是在弥补一个缺陷，还是在制造一个缺陷？
据说，建龙集团已经在清东陵为陈国君选了墓地。在那里，一块一平米的墓位，售价已经到了11万元。
清东陵倒是去过，一些年前，笔者参加一个专业性的会议，主办方请邀请大家参观了这一名胜，主要的是看了慈禧太后陵墓，更主要的是看了那一块著名的“凤在上，龙在下”的石版。
清东陵确实是一风水宝地，进入那一片土地，就为北方能有这么一个所在感慨，有人描述：
“北有昌瑞山做后靠如锦屏翠帐，南有金星山做朝如持芴朝揖，中间有影壁山做书案可凭可依，
东有鹰飞倒仰山如青龙盘卧，西有黄花山似白虎雄踞，东西两条大河环绕夹流似两条玉带。
群山环抱的堂局辽阔坦荡，雍容不迫，真可谓地臻全美，景物天成”。
不过，那里的农民似乎很穷，我在他们那里买了一些核桃和红枣，都很便宜，不过农民们都衣着古朴，满脸菜色。
建龙集团或陈国君大约都有很多钱，用在这个地方，似乎也只能如此了，是比陈宝箴运气好了一些，大约是社会进步了。清末洋务运动的实践者陈宝箴――陈寅恪的祖父没有陪葬清东陵的机遇，却是被慈禧杀了。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壶公评论写于09－08 发表于《壶公评论》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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