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通钢（5）：大跨越中的无奈--谁是工人之敌？

思考通钢（5）：大跨越中的无奈。

主题：庸俗经济学批判

通钢工人运动一下子把笔者从思考陈寅恪的氛围中拉了出来，可以读到许多报刊杂志纷纷派出的记者撰写的考察、评说，这是一个一石激起千重浪的事件。

但是，如果深刻地看待问题，我们的面前出现的是两个大字：无奈。

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单个行动看，这个突破充满种种无奈：放弃了根据地，放弃了重武器，甚至放弃了医院和伤员。。。。

从当其时人民解放的大态势看，同样充满了种种无奈：王震南下的失败，李先念的中原突围，放弃了延安，四平战后放弃了大城市的占领。。。。

邓小平领导的现代中国的大跨越不是在军事上，而是在经济领域中发生的，一切都是新的：新有无奈，新的希望。

放弃寻求于获得，无奈寄托于希望。这其中饱含义利之辩，辩证之法，阴阳之说。重要的在于，人们是否能够从无奈中走出来，例如，吴经琏意识到只能摆脱经济学，重说政治经济学了；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大员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了；薄熙来在重庆大唱红歌。。。。

其实，全世界智慧的人们都在思考，中国人啊，请不要放弃我们的思考――思考的放弃才是真正的放弃。

一、理论上的无奈：

李荣融是下岗必须论者，以09年的一句“如果没有当时的下岗，哪有后面的效益？”（09-08-06 华商网）闻名于世。李荣融的这一观点是一贯的，不过以前不如现在如此裸露。

有文章中介绍李荣融对下岗职工的态度：

他对国企下岗工人们表示，在改革过程中出现这样的问题，有个相互理解的过程，改革需要大家的支持，而改革也要关心下岗职工，并表示政府积极鼓励民营企业解决失业问题。

02年3月8日，在九届人大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李荣融谈到下岗时说，“我们对这个问题是有所预期的。。。这个影响还是在可以承受的范围。”认为“社区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照，这是政府要做的。”

李荣融透露着一种无奈，只能把困难推托于民营企业，又推托于社区。但是他的09名言却在质疑他本人，是否真正认识无奈？是否能够走出无奈？

厉以宁教授的观点则更深刻却也微妙一些，08年11月13日做客强国论坛，他提出“待富者”理论。他说，有一次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演讲的时候说，很多穷人可以作为待富者，现在还在市场经济中，他今天没有富，只要有更多的机会，机会的均等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大家对都在改革中受益要有正确的理解。

另外一个专家型的人物何祚庥并没有厉以宁教授的虚伪――因为现代中国社会，何来“机会的均等”，又何来“都在改革中受益”？谈到矿难，有采访者询问何祚庥：“他们（矿工）就该接受这样的命运吗？”何祚庥答曰：“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是一类悲壮的无奈。

对于中国工人的命运，精英经济学家茅于轼则说：“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财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是不是劳动就可以创造财富呢？”这个精英自问自答：“财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有一个最简单的经济学道理，那就是交换创造财富。”（《国富国穷——制度和中国的经济改革》）

厉以宁教授优裕之处在于他是一个精英思想家，而不是李荣融类的执行者。他作为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基本上就是一个决定政策的参与者，他当然有权力嘲弄无奈，要不就显示不了他的学识。

有网友评论，“厉教授面对中国的穷人阶层时有一种凌迟的快感，他比任何一个富商更恣意更痛快地强奸着中国穷人。”

厉教授的态度确实是很惊人的，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历史中来看，似乎也符合封建地主知识分子的感觉，例如曾国藩对太平天国起义的评论，或者是明末、清代部份仕大夫对李自成起义的评论。这是一种仇恨――一种渲泻性的仇恨。因为你看不到他的无奈之感，更多的则是一种意滿志得的潇洒。

厉教授居于摇动羽毛扇、语带戏弄的位置，何祚庥就直面无奈了，而大有国际政治背景的茅于栻就直率多了――他想化无奈于合理。

真正能够道出这一群人心态的是茅于栻。茅于栻揭开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种种伪装，点出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抛弃劳动价值理论，强调需求和效用。也就是从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返回重商主义。

庸俗政治经济学是现代中国国企改革的理论基点，所谓反“大锅饭”、“国退民进”、“下岗”等理论都是它的延伸；所谓欠薪、低薪、反《劳动法》等等，都是它的产物。

试问，当劳动失去价值，给你的职业难道不是一种恩赐？你又何必说三道四？

其实，庸俗政治经济学在现代中国很有市场，例如关于通钢事件的大量报道中就很难看到关于劳动价值的评说。在人口众多的现代中国，劳动力的低廉，劳动力的买方市场确实为劳动价值的否定提供了客观的环境；而长期落后的中国，在社会大众中激发的强烈的强国热情，又为种种自我牺牲的倡导提供了思想基础。于是一种缺乏社会人文特性的，掩盖掠夺与剥削的理论以数理的――科学的的形态在社会出现，人们在承受它的种种伤害的时候，却不能意识到自己为什么应该经历这些磨难――好象一切本来就是如此。

虽然这是一种根本性的无奈，但是笔者认为，这是一类假象。一个合理的社会必须承认劳动价值说，也就是承认个人的劳动是构建一个和谐社会的根本。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放弃了人，也就放弃了社会；而肯定一个人，就是从肯定他的社会存在的意义开始的，正如《国际歌》和《共产党宣言》告诉我们的道理。

因此笔者把自己在新华网上的一个博客定名为：工人伟大，劳动光荣。

二、庸俗经济学批判

事实上，在中国宋代，因为政治中心逐渐向东南转移，利于商贸，于是出现了重商主义，其代表人物如来自江西临川的王安石和福建仙游人蔡京，以及后来兴起于浙江东部沿海的浙东学派。

重商主义再起于中国明朝的中晚期，以陶瓷、茶叶与丝绸为对外出口的贸易为社会积累了无穷的财富，这是一个白银帝国。

但是，北宋、南宋和明朝都是以亡国终结的。后人有种种评论、批判和反思，但是关于经济学的批判和建树却杳无踪迹。直到清末的福建人严复从西方引进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国人才在理论上开始经济学上有了摸索。

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是从批判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开始的，在启蒙时代浓烈的人文思想氛围中，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从人文关心的角度阐述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他把自己立论的基点置于劳动价值论之上。

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包含两个大的方面：

1）是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时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

2）是商品的价值又是这个商品在交换中所能购得和支配的劳动决定的。

建立于社会本质的，也就是以阐述自然社会特性为使命的亚当－斯密的理论，具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随着物质形态的变化，随着社会的进步，古典经济学的危机终于来临了――事实上，这是生命的嬗变。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如同原野里的大树，在又一个季节中分出了枝干：

一个枝干是以李嘉图为代表，继承了亚当－斯密的第一论点即劳动价值论，提出了价值学说，也就是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后来成为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基石。马克思继续沿着劳动价值论这条线索，以其独特的智慧和洞察力，建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剥削性质，号召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纲领。

另一个枝干以法国人萨伊和英国人马尔萨斯为代表，通过对需求和效用的认识，在“边际效用论”和“均衡价格论”的基础上建立了新古典主义理论。因为新古典主义抛弃了劳动价值理论，所以被马克思称为庸俗经济学，也叫做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庸俗政治经济学在社会意义上，就是企图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质，遏制社会进步的要求。

例如在中国颇为知名的马尔萨斯就有两个典型性理论：

1）关于人口理论－龟兔赛跑论：

食物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食物的增长只有按算术级数，而且因为收益递减规律，土地上的食物产量增长会起来越慢，就象一只慢慢爬行的乌龟；而人口的增长是成几何级数，就象一只狂奔不止的兔子，因此，人类社会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因人口过剩而导致的失业和贫困。

马尔萨斯提出的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残忍的。他说：“一个出生在已被占有了的世界上的人，如果他不能从他父母那里获得衣食，社会又不需要他的劳动，那么他就没有权利要求最小量的食物，在大自然这个盛大的筵席上，是没有他的座位的，大自然要叫他离开”。

何祚庥的观点就是在马尔萨斯的论点，而李荣融的下岗理论或是厉以宁式的戏弄，就实质而言都与马尔萨斯的观点一样，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人类社会的体现。

2）关于经济学理论：

进入晚年的经济学界的泰斗李嘉图，发现了自己理论中间存在着矛盾，即价值规律和利润的矛盾及价值规律与平均利润矛盾，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马尔萨斯。马尔萨斯用化名把这个矛盾揭穿，李嘉图一气之下死了。马尔萨斯又站出来承认那篇文章是他写的，马尔萨斯成名了。马克思批评马尔萨斯是个“小人”。

马尔萨斯的理论主要是针对李嘉图理论上的矛盾，否定了劳动价值规律，并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茅于栻的上述发言是这一理论的翻板。

在《墨子情怀》中笔者引用墨子的“以诈谋愚，以贵傲贱。”谴责了现代中国经济学“精英”们的惑世谬论。但是“精英”们的惑世谬论在中国产生的影响却是极其残酷的。

三、谬论的误导

既然劳动失去了它的价值，那么“不劳动者不得食”，或“按劳分配”不都是无聊的口号？

于是资本家、商人都成为劳动者的救世主，多少丑恶和卑鄙因此而出，人间的沉沦也就无可回避了。

通化钢铁厂发生的事情是恶性掠夺模式的范例。因为那里发生了大下岗，那里的大下岗导致了工人极度的贫困。

《通钢最大民怨--辛辛苦苦一辈子 30年工龄下岗！》文载：在职且全程参与过通钢转制历程的通钢管理人员张泽成介绍说，按照30年工龄的杠杠，大概只有50%的人出于自愿，结果是最小的46岁就下岗了，“由于这个工龄段大部分属于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最惨重的是造成技术工人的大批浪费。改制前，通钢技师以上的职工1000多人，改制后仅剩下300多人了。”说到此处，他的眼圈红了。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通钢改制后，一些下岗工人的月收入不足300元，职工基本的生存权益受到严重挤压”。一名通钢职工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讲述：现在，通钢工人没有拿3000元的，大部分在1700元到1800元左右。通钢职工说，建龙来之前，通钢一个炉前工，月工资高的有拿上万的，一般也有个5千～6千，连一个水泵工也有3千～4千。

而那些下岗的职工的命运尤其悲惨：“我屋里厕所里都结冰了，只好在卧室里点了个电暖气，只有12度。他们不管职工，说停就停。”

通钢退休干部王殿昌回忆起过去四年的通钢改制经过，说，“这简直是场噩梦。”

是谁剥夺了工人？

是那些贪得无厌的硕鼠！

通钢事件后的7、8月，《中国企业家》四名记者进入探索程序，为建龙号脉：

1、建龙十年，就是国企改制中民企力量与国企力量正面碰撞、摩擦、融合的十年。

2、在北京建龙集团总部有一个专门研究国企的智囊——专门看哪些国有企业经营不善，濒临破产，适合建龙收购。

3、建龙经验：尽量保留被收购方原管理层，吸引有政府背景者加盟集团，重金投入技术改造，输入台湾中钢的先进管理理念。

分析建龙集团的现实表现，可以有四个结论：

其一、这是一个非常态的增长：

从1994年建龙创始人张志祥以借来的5万元投资始，到1998年资产已经超过18个亿，产业遍布绍兴、杭州、上海、南京、天津、唐山、宁波、北京等地， 1998年底建龙集团成立，到2008年底，集团共拥有控股子公司17家，总资产319.81亿元，实现407.9亿元的营收，列“2009中国企业500强”第153名。预计到2010年，建龙集团控股企业的合计产钢规模将突破1800万吨，可以跻身于中国钢铁企业前十强。

多么惊人的增长，谁能相信这是一个正常经济活动的结果，只能用《孙子兵法－军争篇》上的一句用语：“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动如雷震。”来描述这一场充满激情的私有化过程。

其二、国有企业的糊涂帐：

建龙集团十年，其主要壮大方式就是利用国企改制的机会收购、兼并。中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产权改革阶段也有20年，建龙集团只是利用其中的十年。十年中建龙集团利用国有企业的糊涂帐发家。

例1、2000年3月6日，建龙钢铁总厂买断遵化市钢铁厂。其先以3000万买断流动资产，然后以800万元租赁固定设备，最后以600万元买断了整个遵化钢铁厂，付出4800万元。据内部透露，当时遵化钢铁厂评估的价值为2个亿。

例2、2002年，唐山建龙中标承德市拍卖华峰钢铁水泥破产的资产。企业资产评估为8亿多，建龙以不到1.5亿元价格买下，这笔资金至今还没有付清。

其三、下岗和极其低下的工资基数：

2000年建龙钢铁总厂买断遵化市钢铁厂，承担了原厂所有的债务与人员安置。时至去年，建龙依然上规模裁员，而提前下岗的工人每月只能领取190元。遵化钢铁厂有2000多工人，200多人在改制后内退，工资基数不过500元。

工人曾多次与建龙交涉，四次赴京找张志祥。一位工人代表回忆“前三次见到张志祥了，还算客气，但没什么效果，最后一次弄得很僵，建龙报了警，差点把我们收容了。”

这种案例伴随着建龙的发展，直到通化钢铁厂，却不知建龙此后是否能够悔改。

其四：台湾中钢集团的管理方式：

张志祥十年中收购十余家国企，他将台湾中钢精细化管理的经验发挥到极致，凡接过一个破败的企业，长则一年，短则数月，无不扭亏为盈。在抚顺新钢铁，记者看到了一则口号：“铁的纪律、爱的教育”，这是台湾中钢的企业文化。铁的纪律，新钢已经青出于蓝，至于爱的教育，只能问一问工人们了。

2009年建龙集团管理年会，张志祥提出，建龙要学习另一家台湾企业——台塑的集团管控模式，解决三个问题：集中管理、可复制的企业运行体系和企业安全管控体系。

世界上有很多发展良好的企业，近如日本，远如美国，为什么张志祥唯独钟情台湾模式？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对于笔者而言，对台湾企业在大陆运行的模式并不陌生，却也不欣赏。如果注意到台湾社会势同水火的撕裂状态，如果了解国民党政府统治大陆赞成的社会分裂，台湾企业模式的特性不难明白。张志祥有所钟爱，有所追求，但是他如果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榜样的误导作用，继续撕裂他所能影响的社会，等待他的当然并不只是通钢。

劳动群体与企业所有者的关系的撕裂：

在劳动群体日益贫困的同时，企业所有者颐指气使，每年的富豪排行榜告诉人们，老板们的收入每年以几十亿元的速度增长；企业高管的年薪也令人触目惊心，例如平安保险的高层的年薪都在5000万元以上，就是建龙的陈国君的年薪也在450万元。

国民收入的不合理分配是30年发展巨大的缺陷，有关专家指出，从宏观经济数据看，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中，政府财政占有35%，企业资本占有45%，劳动者占有大约20%。

即以职工工资收入比较，发达国家的职工工资收入占GDP的50-60%，而中国的职工工资收入仅占GDP11%，例如200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19万亿元，当年职工工资总额是19980.8亿元。中国职工工资水平之低令人瞠目结舌。

了解广东的企业之后，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工厂是血汗工厂，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的道德伦理底线！也就是说这种劳动工资水平即使在原始资本主义时期也没有出现过。

学者们的这些描述没有抹黑之处，因为当中国商品面临国外市场的倾销抵制的时候，中国的专家也总是大言不惭地宣称，中国劳动力便宜。

为什么是南希－佩洛西？

有一个令人奇怪的现象，美国第三号人物众议院女议长南希－佩洛西为什么长时间反华？

在美国，南希无疑是大资本家政党共和党的死对头，在布什时候，她让石油、军火寡头的代理人布什坐立不安，她指责布什是个“说谎者、愚蠢和危险的人，不值得信任”。

有一个事实可以明白其中的奥妙，因为她所在的民主党的重要支持者就是美国劳联－产联，劳联－产联，是工人的组织。在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185个工会中有120个隶属于劳联－产联，总计会员约2000万人，占工人总数的20％左右。

也就是说，南希－佩洛西和劳联－产联与中国的产业工人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縁关系，尤其是在职工利益，职工工资上，显然有感于中国工人悲惨的遭遇。

对美国社会的理解，笔者在《思考：从通用到通钢》中已经有所表达，而笔者的真正认识则在于发生于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后的罗尔斯《正义论》。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中都极为欣赏英、美的工人运动。

事实在告诉中国工人，目前的无奈只能以我们对祖国的奉献为解释，我们的劳动力并非那么低廉。中国工人，要努力走出这种无奈，走出资产者为我们设置的困境。

四、通钢事件的启示

通钢事件揭示了执政者太多的无奈，但是这种无奈很大程度上是理论上的困境。

是不是应该把国企改造的担子推诿于私人？

是否应该为调动私人的热情贱卖国企？

是否应该在发展的口号下践踏工人？

剩余价值是一个金苹果，每一个人都想得到它，于是社会孕含了无穷澎湃的活力，也展现了大自然的本性。问题是如何“抢”却必须有一个合适的规矩。规矩的制定并非只是为了公正和公平，而是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和谐，或者说是为了保卫人类社会存在的自然原则：生存、和平与关爱。

国资委们把成功定义为：“企业整体改制到位、国有集体资本退出到位、职工身份置换到位、债权债务处理到位。”它保证了“剩余价值”的私人合法占有。也就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也就走向对社会主义的否定。

在国资委们的潜意识中的“到位”意味着“中产阶级”的形成和他们自身的先富；而对于工人、农民而言，“到位”意味着失业和赤贫，它决定了上千万国企职工的悲惨命运，还有他们的父母、配偶和子女。人类之罪恶莫过于此！一些人把“到位”看成是足以弹冠相庆的成功，而更多的人把“到位”看成是山崩地裂的灾难。

在国企和私企两个端点中间是否有其它的选项？

能不能让社会公开招聘企业经理人，以图脱困？天价高薪局限于官僚政客区间，也就失去它本来能够激励社会的意义。

能不能让职工自己联合起来以决定自己的命运，既然可以对私人贱卖国企，为什么不能让工人自己来治理自己的企业？

能不能建立美国式的工会，以平衡私人企业主的行为，既然资本主义的国家能够做到，社会主义的国家为什么不能做到？

怎么看以李荣融为代表的国资委主张的私有化政策，都有一种“宁与外寇，不与家奴。”的感觉。

事实本来如此。以李荣融为代表的国资委的主张，实质上执行的是慈禧主义，其经典原则就是“宁与外寇，不与家奴。”通钢事件是此类思维的产物，通钢工人运动不仅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在私企进入国企业或是工人自主的问题上，又有反慈禧主义的特色。

慈禧失败了，现代慈禧主义不见得就能够成功，通钢事件就是一个实例。

马克思有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6页)马克思说的革命，是指社会革命，是社会人文意义上的大变革，是社会进步力量支配下促使一种社会形态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形态，实现一种社会制度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大革命。

满清之后的近百年，中国都处于这个大转变中，而共和国60年有了一个质变，后来的30年不过是激进的前30年的修复，这种修复却常常产生矫枉过正的现象，令人有回到满清的感觉。

通钢事件能否为种种矫枉过正的行为砌起一道抗洪的堤坝？但愿现代中国人能够有当年抗洪的豪情：誓与堤坝共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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