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防止左倾幼稚悲剧的重演
纪念毛主席逝世三十三周年
近年来，接连发生的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保定国棉一厂事件、通钢事件、杨佳案件、邓玉娇案件、刘汉黄案件等一系列事件，使许多同志受到了极大的振奋，活跃在几家左翼网站上的许多网友感觉到社会主义的复兴好像是马上就要到来了。
社会主义的复兴，是人类历史前进不可阻挡的脚步。社会主义必将会再度光照中华民族同时也必将会再度光照全球。但是，目前社会主义在全球仍然处于低潮的阶段，而我国近年来所发生的上述一系列事件，也只能说明工农群众对剥削、对压迫的反抗目前仍然还处于自发的抗争阶段，而且绝大部分还都是处在经济领域的范畴，距离对社会主义有意识的自觉追求，仍然还有一定的历史距离。
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阶段，而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是实现共产主义必须要经过的一个历史阶段。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完美的社会，而且这个社会阶段也是必然会要到来的。但是这个社会阶段是不会自己到来的，它必须要靠广大的工农群众积极地行动起来去主动争取才能到来。但是，这个争取的过程一定会是艰苦而漫长的，而且还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从历史上的经验来看，可能还会是极其惨烈的。因此，广大的工农群众在争取实现社会主义复兴的过程中，在必须警惕一切反动势力干扰破坏的同时，也一定要防止由于自己队伍内部的左倾急躁情绪所导致的历史悲剧的重演。
当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曾经犯过三次严重的左倾错误，第一次是瞿秋白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第二次是李立三所犯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第三次是王明所犯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时间最长，危害最为严重的左倾错误。这三次左倾错误，不仅差点就葬送了中国革命，而且还使无数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此白白地送上了性命。所以，左倾错误不仅造成了革命队伍的极大损失，同时也大伤了中华民族的元气。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之所以会犯如此严重的左倾错误，就是由于他们只看到了当时中国底层的劳苦大众在深重的民族压迫、阶级压迫下，流离失所、朝不保夕、命悬一线，已经具有了强烈进行社会变革的愿望和要求，因此便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具备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要的客观条件。但是，由于他们不懂得大多数人将进行社会变革的愿望和要求变成实际行动，还必须要具备两个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一是人们的胆量和勇气，二是个人的付出是否能够大于收益。在几千年私有制度的长期熏陶下，在腐朽没落的儒家文化两千多年的荼毒下，大部分中国人都养成了浓重的私有意识和在精神上处于一种麻木的状态以及形成了怯懦的心理。而这种意识、状态和心理决定了大多数的中国人在面临社会变革的时候，必然会畏首畏尾，甚至会是选择冷眼旁观。这样的原因，必然会导致看起来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的社会主义革命之火，将在传统保守势力的镇压和自身受益的工农大众的冷眼旁观之下而熄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达二十二年之久的革命过程，也是一个对中国人进行启蒙与教育的过程，是一个以自己的责任、觉悟、奋斗、奉献，乃至是鲜血和生命唤醒和感召中国人的过程。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复兴，除了必须要具备深重的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和民族压迫、民族剥削等这些客观的因素之外，更为主要的是还必须要具备大多数人对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的强烈的主观追求和敢于付出、肯于付出的心理准备。目前的中国，上述的客观因素确已完全具备了。但是，大多数人的主观愿望又是呈现出怎样的一种状态呢？如果大多数的人尚没有复兴社会主义的愿望或要求，或是还没有做好为复兴社会主义而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包括是生命代价这样的心理准备。那么，这样的复兴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必然就会变成一场是由少数人包办代替的社会变革。那么，在传统保守势力的力量依然强大的情况下，复兴社会主义的社会变革，必然就会又演化为一场新的左倾错误，必然就会再次遭到彻底的失败，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必然又会用鲜血与生命再次谱写一场新的历史悲剧。
回顾一下当年中俄两国所走过的不同的革命历程，或许能为防止今后左倾错误思想所导致的历史悲剧的重演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当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取得了成功，从而迅速地在全国建立起了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政权。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却是在经历了二十二年艰苦而惨烈的漫长历程之后，才在全国大部分范围内建立起了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有人认为，俄国的“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在一夜之间就取得成功，是因为当时俄国的工人阶级受压迫太深，因此才产生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强烈要求和愿望，并立即化作了行动的动力。而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业国家，农民阶级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太小，还不成熟，而广大农民的思想觉悟与无产阶级还有一定的距离。这样的认识有一定的道理，但还没有从根本上给出答案。俄国的工人阶级受的压迫深，那中国的农民阶级也同样受压迫，而且受的压迫更深。与俄国的工人阶级相比，中国的农民阶级不仅遭受着阶级的压迫，而且还要遭受着民族的压迫。在这种双重的压迫之下，难道中国的农民阶级还没有俄国工人阶级那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强烈要求和愿望吗？
人们对客观事物如何反应及反应的程度，即来自于客观事物对人们的刺激，而更主要的是来自于人们的主观心理因素。这个主观心理因素，就是人们常说的性格。它主要体现在人的胆量和勇气以及对事物的认识判断能力和主观追求的方向上。丢失了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国土和三千多万人民之后，蒋介石仍然不敢抗日；而为了一个无人居住的面积只有零点四四平方公里江中荒岛，毛泽东却不惜与强大的苏联决一死战；面对流氓官吏或上司的侮辱骚扰，大多数的妇女可能都选择了忍气吞声；而邓玉娇却敢以命相搏，手刃色狼。因此，毛泽东才被尊为中华民族万古的民族英雄，邓玉娇才被称为当代中国的烈女。在不同的人的意识中，利益和尊严的价值是不同的。对待同一个问题，不同的人的反应是不同的。中国的农民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和愿望并不比俄国的工人差，关键就在于中国农民将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和愿望变成实际行动的胆量和勇气，比俄国工人差了许多。
在儒家文化两千多年的毒害之下，大部分中国人的精神都麻木了，性格也变得异常的怯懦。而这种精神上的麻木和性格上的怯懦，不仅培养造就了大部分中国人对苦难超强的忍受能力，更使大部分中国人缺少了将进行社会变革的要求和愿望化作实际行动的胆量和勇气。这种对苦难超强的忍受能力和性格上的怯懦，决定了大部分中国人要求进行社会变革和参与社会变革必须要有一个先决的条件，那就是“等死”。无论是大泽乡揭竿而起反抗秦朝暴政的陈胜吴广，还是追随中国共产党闹革命的百战名将许世友杨得志等，莫不是如此。这次通钢事件，工人们打死了资方委派的总经理陈国军。陈国军之死，源于他“一律下岗”的这句话威胁到了通钢所有工人的生存。如果陈国军能像其他的改革精英那样，有选择地让部分工人下岗，死去的可能就不是他陈国君，而是自相残杀的工人了。陈国军正是由于将三万多工人都逼上了绝路的这样一个想法，才送了自己的命。那些聪明的改革精英们就是由于对中国人人性特点的了解，才在经济改革中走了一条渐进式的道路，而且还把不激起工农群众的造反作为底线，这条底线就是要给工农群众留下一条活路，虽然这条活路是卖淫卖血，卖儿卖女才能求活的路。
目前，在许多正义之士、有识之士看来，社会主义复兴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关键就在于人的主观因素，因此，许多正义之士、有识之士才在不停地呼吁呐喊。事实也确是如此，社会主义复兴的各种客观条件都已经具备了。但是，正义之士，有识之士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代替不了普通工农群众对客观事物认识，普通工农群众对客观事物极其发展规律的认识程度和思想觉悟不可能达到正义之士、有识之士那样的深度和高度。有人认为，目前中国人的心理状态和思想觉悟，已经与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有了很大的不同。他们的根据是，八十年来，中国人民经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经历了文革，人的认识能力和思想觉悟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对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的追求已经超越了对个人经济利益的追求。但是不要忘了，社会主义大公无私的教育和要求，远远没有“少数人先富起来”对在私有意识里浸透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更有吸引力。那些麻木和怯懦的中国人中有多少为烈士们的鲜血所唤醒？那些有着强烈私有意识的中国人有多少真正地为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所吸引？今天的中国人中有多少还记得引颈受戮的谭嗣同、难酬蹈海的陈天华、砍头不要紧的夏明翰等这些为了追求中华民族的强盛和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不惜“以身求法的人，为民请命的人”？你到各地的股票交易大厅、到各地的彩票站门前看一看，相信就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任何一场社会变革，都离不开人们的广泛参与，而决定人们能否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的主要因素，就是人们主观上的追求。改革精英们正是由于清楚地看出了这一点，于是才精心设计和实行了一套套足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的措施，以吸引和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并往邪路上引领着人们。如精英们设计并实行的发行彩票这一套靠吸大多数穷人的血而使极少数穷人一夜之间就变成富翁的方法，就吸引了无数衣衫褴褛的穷人为之发狂。虽然人们也都知道靠这种方法一夜暴富的概率非常低，但是很多人却都相信，只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持之以恒，梦想或许就能变成现实。而且靠这种方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远比靠参与社会变革来改变自己命运的成本低。一百年来，中华民族不是在这样的历史重复中已经走完一个轮回了吗？如果再看一看那些坐在电视机前专心致志地观看着韩剧日剧港台剧的人，看一看那些坐在电脑前沉溺于网络上的暴力和色情游戏的人，看看那些为“超女快男”和无聊的歌曲小品演员而痴狂的人，你就应该明白，在一个大多数的国民都呈现出这样一种精神状态的社会里，靠这种人的力量想实现社会主义的复兴，无异于是痴人说梦。而且，即使一些人有复兴社会主义的要求和愿望，也未必就敢于化作复兴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再则，先穷下去的那部分人中即使有复兴社会主义的要求，可能也并不都是出于对社会主义的真心向往，而只不过是想得到一个重新洗牌的机会，以争取在下一轮的社会变革中抓住机会来实现自己的先富起来而已。
“少数人先富”，对少数洋奴买办汉奸卖国贼来说可能是一条生路，但对于中华民族整体来说则无异于是死路一条，三十年来的实践已经能够充分证明这一切，而如今中国大批的精英移居海外的事实，也从另一个侧面对此加以了证实。因此，中华民族若想在未来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及早改变这种只能让少数人实现生存和发展的路线。这一点目前虽然已为许多的有识之士形成了共识，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工农群众来说却还未必能够认识得到。而且，不管出自何种原因，想要达到何种目的，任何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对于变革的推动者和参与者来说，都是必须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有时甚至还必须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有些人虽然可能对于社会现状表示不满，也希望能够发生改变，但是却未必肯去参与进行社会变革的行动。
早在上个世纪的一九二0年，列宁就写下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光辉一文，以告诫那些不顾客观实际而要进行包办代替式社会主义革命的左派同志，这个客观实际，就是大多数工农群众对客观历史阶段的认识和要求。今天，面对中国财富大量白白地外流，面对帝国主义的卷土重来，面对由于我们内部自身的原因而造成的险峻的国际局势，面对领土领海的不断被蚕食，面对民族分裂的严重威胁，面对国内日益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面对工农大众在资本的压榨和盘剥之下痛苦地呻吟，每一个有觉悟的真正的中华儿女无不痛心疾首，恨不得立刻就能改变这种现状。但是，广大工农群众的觉醒是需要有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的，这就需要同志们耐心地加以启发和引导。任何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决不是由少数有觉悟的先行者包办代替就能完成的，而必须要有广大的社会底层群众的积极参与才能实现。一定要汲取我党历史上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接连所犯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历史教训，决不能让左倾错误所导致的历史悲剧重演。
有许多人经常感慨，当今中国的汉奸实在是太多了，正义之士、有识之士又实在是太少了。汉奸泛滥确是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值得感慨的。在长期抵御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和在民族内部无耻小人的不断暗算之下，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血，几乎就要流尽了。如此一来，汉奸泛滥也就不足为奇了。精忠报国的岳飞死了，可卖国求荣的秦桧却活了下来；忠勇刚烈的史可法死了，可怯懦无耻的钱谦益却活了下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蔡和森、向警予等无数的革命先烈死了，可有些投敌变节分子却活了下来；“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的吉鸿昌、杨靖宇、赵一曼等人死了，可认寇为父的周作人、陈璧君等人却活了下来；一心为了工农劳苦大众的毛主席的十个儿女，或被敌人杀害，或牺牲于战场，或因毛主席全身心投入革命无力照顾而失散，后来只有毛岸青、李敏、李纳三人存活了下来，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更是没有一个亲生的儿女。可那些一心想着老子打天下，老子就应该坐天下的人，却有许多都是儿女成群；为了中华民族利益和尊严而同入侵的敌寇浴血奋战的斗士死了，可在敌寇的铁蹄下苟延残喘的懦夫却活了下来；为了人民的利益而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追求真理的革命先烈死了，而那些怯懦的旁观者却活了下来。中华民族的优秀基因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而越来越少，可那些顽劣的基因却是由于那样的原因而越来越多，这样的因素怎能不造成当今社会汉奸的泛滥。
有识之士是中华民族如今为数不多的精华，是有别于那些文匪的知识分子，是中华民族良知和智慧的代表，而正义之士则更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为了追求真理，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为了实现全人类的共同理想，付出任何的代价都是值得的，但是无谓的牺牲则是必须要避免的。历尽劫难的中华民族中，这样的正义之士和有识之士已经不是很多了，而实现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还缺少不了他们的良知与智慧。目前，传统保守势力的力量依然强大，社会主义的复兴依然是任重而道远。保存中华民族的这些先进力量，是实现社会主义复兴的必要条件，因此一定要切忌再犯左倾急躁的错误，切忌再度上演由于左倾错误而导致的新的历史悲剧，只要火种不熄，就一定会燃起燎原的大火。同志们一定要有耐心，同时更要有信心，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社会主义终究是会战胜资本主义的。在目前的历史阶段，主要还是应该在思想领域和文化领域里开展宣传和教育活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开展对一切错误思潮、反动思潮的批判，同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团结、教育、影响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以启发他们的思想觉悟，帮助他们提高认识和分析判断问题的能力，从而壮大自己的队伍。社会主义的复兴是一定会到来的，让我们以最大的热情和最大的努力去迎接社会主义伟大复兴的到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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