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耶鲁大学的导师伊万-塞勒尼在写一本叫作《如何成为亿万富翁》的书，讲的是在他的母国匈牙利，那些最富有的人是如何致富的。书的最后一章，打算对匈牙利、俄罗斯和中国这三个国家的富豪作一番比较。学术界有不少人认为，在原社会主义阵营中，这三个国家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转轨道路：中欧国家以拥抱欧盟和所谓“自由市场制度”为己任，而匈牙利正是“中欧道路”的代表；在俄罗斯，叶利钦上台之后，寡头经济和政治中枢则睡到了一张床上，有时各做各的梦，有时则一起数着石油赚来的钱；中国则不仅共产党仍然在执政，而且是世界上最为活跃的经济体之一。对这三个国家或者区域中那些最富有的人进行比较，不仅可以看到各国不同的经济活力何在，而且可以看到市场和权力关系的不同版本。
富豪榜可信吗
导师塞勒尼根据富豪榜上的数据，比较了2008年匈牙利、俄罗斯和中国最富有的10 个人。结果，他关于中国的两条主要结论果然让我大吃一惊。第一条是，这10个人除了荣智健，几乎都是从小公司起步逐渐扩张成为亿万富翁的，可见中国经济的主要活力，来自于基层经济。第二条是，从公开的介绍上来看，这10个人中除了荣智健，也几乎看不出有什么样的政治背景，没有一个人以前是政府官员或者国有企业的经理人。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两条结论都不对，甚至正好和事实相反!在中国做生意，而且要想成为亿万富翁，怎么可能白手起家呢?怎么可能没有政治背景呢?
客观地来说，根据富豪榜来推测中国的“富豪”状况，的确有许多许多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
比方说，这种榜单上从来不会有国有或集体企业的老总上榜(即便某些老总所在企业的产权结构其实已经发生了十分微妙的变化)。甚至，“富豪”这个词本身就很不严谨，基本无法从学理意义上作分析性地使用。
如果从财产所有权的角度来说，所谓“富豪榜”或“百富榜”，在中国其实所试图统计的，仅仅是最富有的私营企业家，无法较为全面地反映整个“商业精英”阶层的财富状况，这也是它们与美国、俄罗斯等国的“富豪榜”无法比拟的地方。
不过，如果我们把“富豪”这个词眼仅仅当作是一种媒体炒作忽略不计，严肃认真地来考察它的本来面貌，比方说，“中国大陆最富有的私营企业家排行榜”(这个冗长的名字确实没有“富豪榜”抢眼，但更加严谨)，我们也许至少能对民营企业家这个群体中最富有的人有一个大体的了解。
当然，各种富豪榜数据的可靠性仍然会有人诟病。毕竟在中国，财产是很不透明的，许多有钱人都不愿意“露富”。这种心态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同样是“金砖四国” 成员，中国大陆的顶级富豪们在榜单上没有俄罗斯的有钱:
2008年的时候，要想在《福布斯富豪榜》上排进本国前10，俄罗斯的门槛达到了130亿美元(首富是280亿美元)，而中国只要29亿美元就够了(“首富”是63亿美元)；即便在因为石油暴跌财富大为缩水的2009年，《福布斯富豪榜》上的俄罗斯“ 首富”的财富也达到了95亿美元，而同一张榜单上的中国大陆“首富”只有30亿美元的财富，大约相对于俄罗斯排名16的人的位置。可是，即便“富豪榜”上每一个人都隐瞒了真实的财富(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尤其对公司治理结构清晰的上市公司来说)，对这些人的“纸面财富”进行比较也是有意义的。在任何一个国家里，研究者都无从知晓隐藏的财富有多少，但这不能说我们就放弃对商业精英的研究。至少，这些数据反映了在当前的制度条件下，我们所能知道的“阳光下的财富”的分布状况，或者说，公开的最富有的人的状况。
“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
当仅仅盯着“中国大陆最富有的私营企业家”这一群体的时候，导师的两点结论似乎又不像一开始那么“雷人”了。尤其是，把中国的情况和匈牙利、俄罗斯做一下比较的话，就更有意思了。
同样是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匈牙利和俄罗斯的私营企业家的构成主体，却和中国不太一样。在匈牙利，成为大私营企业主的，基本上都是原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尤其是原来在计划经济时期曾担任企业中高层管理职务的经理人，这些人的年龄，以50岁至60岁居多(也就说，在1980年代的时候，他们大约在30岁-40岁之间)。在俄罗斯，那些最最富裕的大私营企业主(媒体更多地喜欢称他们为“寡头”)，许多却是前苏联共青团或政府的官员，而且与俄罗斯的政治精英有着非常公开化的勾连。
这样一来，一个基本事实是，跟俄罗斯和匈牙利这两个后来也经历了“市场转型”的前“同志加兄弟”国家相比，中国大陆最富有的私营企业家，确实大多数是从中小企业主做起来的，既没有国企的前高管，也没有前党政高官，与政治家的公开勾连好像也不是那么明显。
可是，马上就会有人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没有原国有企业的经理人成为大富豪，是因为特大型垄断国企都还财源滚滚呢。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而且，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宽到整个“百富榜”而不是仅仅局限在前10名，就会发现，从大约20多名开始，就陆陆续续会出现前党政官员或前国企经理榜上有名的案例。可是，问题依然存在:为什么没有人能跻身前10名甚至前20名呢?尤其是，考虑到在1990年代，中国经历过一次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制”运动和官员“下海”潮，为什么那些“改制”后的前国企经理或“下海”后的前党政官员就不能做得像他们在匈牙利或者俄罗斯的“同行”们那么牛呢?
这就涉及到这三个国家的“市场转型”道路的区别。这是一个复杂的大问题，但简单地说，在匈牙利，主要是原国企的中高层经理人享受了“私有化”带来的好处，他们也要与新上台的政府官员搞好关系，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也较强，接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俄罗斯，虽然也有大规模的“私有化”，但获益更多的，却是前党政官员，他们直接把政治权力转化成金钱，揣进自己的腰包，或者分给忠于自己的寡头。
俄罗斯 “寡头”们出奇的年轻，2008《福布斯富豪榜》前10名里竟然有 7个人不到50岁(另外两个一个53岁，一个58岁)。也就是说，在1991年苏联解体的时候，这些人只是在33岁左右，暴富的时候也就是30至40岁，在一个论资排辈的国家里，这些人显然还不足以占据什么政治上的高位，因此也不可能把政治权力“直接地”转化成私人财富。当然，俄罗斯富豪的真实情况也许要比这个复杂，也许很多官员在任的时候就积累并藏匿了巨额的财富，比方说美国的中央情报局早在1996年时就估计俄罗斯时任总理切尔诺梅尔金的财富达到了 50亿美元，但这种估计从未被证实过。不过既然我们只是在而且只能看看那些“被认为是最富有的人”是如何积累财富的，所以像切尔诺梅尔金或者叶利钦家族这样的案例，可以暂不考虑。并且至少，那些公开的最富有的俄罗斯人里，很少有前苏联时期的高官。此外，俄罗斯实行了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从中也没有发现哪个现任官员可以跻身最最顶级富豪的行列(虽然他们大多数也都是富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的富豪们靠的都是自己的本事。相反，几乎每一个寡头，都与最高层的官员有着公开的庇护关系。在叶利钦时代，与叶利钦家族攀上关系是最重要的。而普京当上总统后，那些能证明自己对普京忠心的寡头就能保住财富，对抗的则会穿上小鞋甚至被捕，他们的财富又会被重新分配给对普京集团忠心的人。在2008年俄罗斯最富有的十大富豪中，没有一个人是从创立中小企业起家的，也没有一个人没有和高层建立公开的亲密关系。大体上可以说，俄罗斯最顶级的富豪，需要首先建立联邦政府层级的政治庇护关系，然后再利用这种关系，向地方层级渗透和扩大他们的影响和财富。
至于中国，虽然谁都知道靠人脉关系是条捷径，但不是随便什么靠中小企业起家的私营企业家都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哪怕对那些“富豪榜”上耀眼的明星来说也是这样。更现实的版本是:先认识地方上的干部，再通过这些渠道，建立更高层次的“人脉”，尤其是，如果早年结交的地方干部能够不断地“更上层楼”，同时自己也获得越来越多的政治头衔，那么，全国性的影响也就慢慢地建立起来。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结交地方干部并不一定就是腐败，而可能只是一种“地方增长联盟”:企业家结交官员以获得相应的资质或资金，地方官员为了当地的GDP增长给相中的民营企业家以扶持。
这在房地产领域尤其明显。房地产商在顶级富豪中的比例，同等级经济体中，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中国。2008胡润“百富榜”名列前10名的11个人中(有两人并列第十)，有6个人在房地产业有着庞大的投资，甚至房地产就是其惟一财富来源。从2004年到2008年，房地产商在“百富榜”中的比例，也是一直处于上升态势，分别达到了23.40%、24%、25.5%、 28%和45%。无须过多的解释，明眼人都知道地方政治在房地产市场中的重要性。可以说，中国最富有的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关系(不管这种关系对经济和社会是有益还是有害)，是建立在“地方增长联盟”基础上，“自下而上”地搭建和巩固的，与俄罗斯“自上而下”地渗透和夺取正好顺序相反。
富豪们的“存活率”
经商的人和从政的人交朋友，并不都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在任何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里，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之间的互惠，是普遍存在的，甚至某种意义上是稳定的商业环境的基础。区别只是在于互惠的方式，尤其是谁更占据主导地位，谁更有求于谁。匈牙利等中欧国家的“富豪榜”的稳定性是非常显著的，好几年来，排在前10名的人几乎都没什么变动。在经济力量需要政治力量庇护才能得到保障的地方，经济上层阶级的稳定性就会受到有形或无形的威胁。
“富豪榜”在中国被人取了“杀猪榜”这个“浑名”，因为据说上榜的人就像“肥猪”一样，被紧盯着他们的国家机关送进了大牢。换句话说，私人财产在中国大陆是很不安全的，顶级富豪的位置也很不稳定。比方说，2005年时在胡润“百富榜”上排名前25名的人，到2008年时，只有10人(也就是40%)仍然能跻身前25名。即便忽视掉6名在2005年时尚未被胡润“发现”的富豪，存活率也仅仅有52%(19人中只有10人是2005年时的老面孔)。自2005年到2008年，只有四人每年都能出现在前25名之列，而只有10人能在这四年中有三次榜上有名。
不过，如果我们稍微放宽一点标准，把目光放到前51名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大多数2005年时的“25强”在2008年的时候仍然过得还很不错：他们中的20人，也就是80%，在2008年的时候仍然能在“51强”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另外虽有3人跌出了“51强”之外，但好歹仍然在“百富榜”上榜上有名；两名完全“消失”了的人，一是杜厦，他基本上在2007年时属于自己退出江湖，二是“刘芳”，一个谜一样的年轻女子，只是在榜上昙花一现，基本可以被看作是“测量误差”。因此，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在过去的五年里，“百富榜 ”上“前51强”的存活率还是很高的。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把“虚”的排名放在一边，考虑更“实”的财富数量的话，就会发现，这些人的相对位置虽然有上有下，但绝对的财富额却几乎都在增长，有的甚至是指数级增长。这说明，即便一个人的排名下降了，他或她的财富有可能仍然在增长，只不过别人的速度更快而已。所以，这种波动，与其说明的是财富的 “不稳定性”，不如说更多地是反映了富人们财富增长的欣欣向荣。
当然，所谓“杀猪 ”，人们更多地指的是那些曾叱咤风云却终究“落马”的大富豪们。这些案件几乎每一件都在全国引发过轰动效应，对人们的心理和实际行为的冲击都不可小觑。
不过，如果从比例来说，其实“落马”富豪并不算多:据日前发布的《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特别报告》，从1999年第一份胡润富豪榜诞生到2009 年，10年来登上胡润百富榜的1330位中国富豪中，有50位发生了各种“变故”，其中获刑富豪有18人，待判富豪有2人，正在接受调查的富豪有10人，下落不明的富豪有7人，曾被调查过的富豪有7人，已经过世的富豪有6人；我自己统计的，其中至少有11人曾排名前50名。客观地说，“落马”富豪的比例 (1.4%)是非常小的。因此，如果说私有产权在中国不安全，可能就是过于轻率的说法。何况，这几年来在制度层面为保护私有财产权而取得的进步，包括修改宪法和一些法规文件的出台，是不能否认的。
当然，这并不是在说，民营资本不存在困境。曾有高官将国有企业比作“长子”，再有大国企的老总自比“丫鬟”，民营企业家会把自己比作什么，还真是值得玩味。与匈牙利的大资本家们和俄罗斯的寡头相比，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还没那么大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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