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央视的“的家”
白岩松最近有个讲座，洋洋洒洒说了一大堆攻击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以此邀功与精英阵营。果然，这几天就有精英提名让白某做国家新闻发言人。贫道看了看，觉得白岩松各方面倒是很像强国论坛里的“的家”。
的家是强坛里很有典型性格的网友，轻浮、浅薄、狂妄。写起帖子来颠三倒四，言不及义。最大的特点是不惮以自己的浅薄一本正经地讥笑整个中国缺少伟人，并不断给自己立志要在精神上真正“站起来”。
白岩松这个讲话就很像的家。
白某开篇就说：“从1993年开始做电视，我给了自己九个字‘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随着‘东方时空’开播，到‘焦点访谈’，再到‘新闻调查’，一直到‘实话实说’等等，坚持着这样相同的信念，我和我的同事们就这样一路走了下来。”
白某说他1993年“给自己”了9个字，最后说“我和我的同事们”“坚持着这相同的信念”一路走了下来。把自己给自己的座右铭不漏声色地变成中央台全体人员的“相同信念”了，成为带领中央台前进的“精神领袖”。于是自己不知不觉就感觉伟大起来。这样的小技巧用起来很自如，充分体现一个浅薄人的特征。这一点很像的家，动辄哀叹中国没有思想家，不知不觉自己就飘起来了。
白某说人话吗？起码“人人为自己，加起来就是为国家”这句话就不是人话，只能算鬼话，而且违反“常识”。大概白岩松印象里听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句话，但这里没有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意思，而是指每个人都为别人谋福利的时候，等于所谓人都为你谋福利。与白某说的意思完全相反。每个人都奉行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时候，加起来就是社会矛盾尖锐化，社会冲突加剧，哪里还有什么国家。国家就是做一种制度安排，避免人人都只为自己，使大家能在一起生活。别的不说，白岩松自己家里，也做不到他只为自己，他老婆只为自己，孩子也只为自己。都必须互相服务，互相体谅。这是最简单的“常识”，连这个常识都不知道，还说什么要“捍卫常识”。但同的家一样，白某不管自己说得多荒唐，照样可以恬着脸在那里继续说。
所有精英就是一个能耐——拿改革前说事。白岩松说：“比如说一亩土地能产多少粮食？其实它基本上是个常识，它应该在一定的公斤数里浮动。但奇怪的是，居然在一个荒唐的年代里，报纸上能登出放卫星一亩产多少的天文数字，很多人还真信，这真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但白岩松没有说毛主席就不相信的这个事实。很多人真信，起码不包括毛泽东。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视察天津，这时浮夸风刚刚刮起。有人说一块稻田亩产可达到10万斤，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并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同年11月2日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他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11月21日武昌会议期间，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白某能举出“很多人还真信”的例子吗？那怕一个都行。
浅薄者虚妄。报纸上报道什么，并不等于受众相信什么。这是个基本常识。报纸上能登出的东西与受众相信程度根本没关系。认为自己在央视张嘴胡说八道于是大家就都信了，这才是“荒唐”，才是缺少常识。
人民日报吹大牛，吹了几个月。荒唐吗？不算荒唐，媒体这样做是经常的，现在照样。美国入侵伊拉克，美国媒体上连续几年造谣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有联系。今天，中国媒体上不断拿出小岗村“当年的血手印”，可当事人早就指出没这样一个血手印，而且现在那个是后来补的。媒体不照样继续说吗？而且正是毛泽东很早就警告人民日报这样办会变成“中央日报”。难道中央日报时期不“荒唐”，倒是毛泽东时代“荒唐”吗？
今天，整个欧洲完全禁止转基因食品，美国即使有转基因食品，但都是喂牲口的。人家都不敢吃的东西，我们也一定要谨慎，这是不是常识？恐怕是。但现在中国就批准了转基因玉米和稻谷做食品。这么严重违反常识的东西，网民们都纷纷指责，都吵翻天了。如果白某说的他“关注人”，恐怕这就是第一大事了，可没有见白某就此说过什么。
浅薄者轻狂，动辄就觉得自己伟大。白某为证明他自己按常识办事，举的例子竟然是他曾经不相信某个广告的内容。写了250个字来说这件事，证明自己有常识。强坛人看了，肯定会想到的家的。
接着，白岩松开始说“理性”。我们看这些话
“革命很难理性，大家想象一下，文化大革命，多么的疯狂，理性几乎无处藏身。再比如法国大革命，革命者是非理性的，甚至很残暴，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因为站在革命的一面，总认为革命是有道理的，所以非理性就是有道理的，所以学生抡起皮带打老师就是有道理的。”
这段话告诉大家：革命等于不理性。“革命往往不理性”，“革命者是非理性的”，这两个判断句有一点理性味道吗？也就是说，马克思关于资本的论述没有逻辑推演，没有事实依据，完全是“感情宣泄”。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也是非理性的，是“感情用事”。这些话恐怕除了白岩松和的家敢说，强坛里那么多反马克思的网友，还要花力气去论述呢。抓住革命中一点过激行为，把整个革命说成是非理性的，革命者都是非理性的，这也就是今天这个世道，能胡说八道的都在台上，能说理性话的都在台下，才会出白某这样的人！
最后，白某说要“寻找信仰”，而且专门强调，是寻找，是“把中国人被摧毁掉的信仰链条重新接上”。读完这段，几乎就是读的家关于信仰的文字。言不及义，语无伦次，不知道他究竟信仰什么（据说信仰就“在你姥姥给你讲的故事里，在你看的戏里，在小学课本、唐诗宋词里，这些纠缠在一起”）。
白岩松现在在圈子里很火，已经学着其他精英到处做讲座了。不过一个骨子里就浅薄轻浮的人，现在真做“国家新闻发言人”，倒也不奇怪。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一下，看看像不像的家。
附文：
白岩松：常识、理性与信仰 2010年02月06日 新京报
从1993年开始做电视，我给了自己九个字“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随着“东方时空”开播，到“焦点访谈”，再到“新闻调查”，一直到“实话实说”等等，坚持着这样相同的信念，我和我的同事们就这样一路走了下来。
中央电视台曾经有过一段很辉煌、很受尊敬的岁月，就是因为打破了过去八股的文字，打破了过去或仰视或俯视的墙头草的心态，正式建立一种“平视”的概念。东方时空以及后来成立的新闻评论部是最早提出“平视”这个理念的，那时候电视的确做了它应该做的事情。
到了2008年，我40岁了，那一年充满了巨大的交锋，奥运火炬冲突，抵制家乐福，汶川大地震，如此多历史事件宿命般地纠结在了2008年，所以我会去想很多事情。我觉得40岁要给自己一个新的目标，不能停留在“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我想起码我们评论部或者我们这些人做到了这九个字，不能再原地踏步，因此我给自己提出了12个字，叫“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
我觉得这12个字不仅仅属于我自己，我后半辈子奔这12个字就足够了。我甚至不敢想象这12个字包含的追求，会在我人生终了的时候在中国实现，它可能是百年的道路，没那么简单。
捍卫常识
我们曾经有过颠覆常识的时代，比如说一亩土地能产多少粮食？其实它基本上是个常识，它应该在一定的公斤数里浮动。但奇怪的是，居然在一个荒唐的年代里，报纸上能登出放卫星一亩产多少的天文数字，很多人还真信，这真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政治可以扭曲常识吗？在我们这个国家的确扭曲过。文化大革命的疯狂也来自于很多对常识的颠覆。那些荒唐时代的荒唐做法我们姑且不谈，现在这个时代里，常识是不是被很好地维护着？不一定是。
举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个排毒养颜专家，在中国很多媒体上宣扬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然后推荐他的食谱。当时我听了之后觉得很不靠谱，老祖宗吃了千百年这些东西过来的，如果说这些东西不能吃了，这里一定有隐情，这是常识。但为什么我们的媒体会给他时间给他空间，让他发表这些明显违反常识的东西？我们的大医学家在哪里？为什么不出来驳斥这种明显的伪常识？
后来这个所谓专家被台湾抓了回去，判了刑，这个时候你突然明白，原来在利益面前常识是可以随处颠覆的。过去颠覆常识是因为政治，现在颠覆常识有些开始是因为利益。
在我们生活中，1+1=2时常被人说成1+1=3。很多人面对媒体，说那些空话、套话连他自己都不信，但是为什么连他自己都不信的东西他会说呢？因为这样对他有利。
因此作为一个媒体人，作为一个或许算知识分子的人，如果不能把捍卫常识当成自己的一个目标的话，我觉得是很可怕的。
建设理性
为什么要建设理性？首先我们从执政党的角度来说，中国共产党正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革命党与执政党有什么区别？执政党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的人，你都要为他服务。这时候，要求执政党和执政政府必须是理性的。
革命很难理性，大家想象一下，文化大革命，多么的疯狂，理性几乎无处藏身。再比如法国大革命，革命者是非理性的，甚至很残暴，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因为站在革命的一面，总认为革命是有道理的，所以非理性就是有道理的，所以学生抡起皮带打老师就是有道理的。
现在大家都把责任推到某一个人身上，可是那些抡起皮带打老师的男学生和女学生，他们人性的瞬间泯灭是不是直接推到某个人身上就可以解决呢？我觉得不能，别人无法谴责你，自己还要跟自己对话。在那样的时代里，不是所有人都抡起皮带打老师，不是所有人都做了让人性彻底颠覆的事情。
在当下这个时代，大国需要与此相对应的大国国民性格，理性是重要的构成。我在《南方周末》上写关于“建设理性”的时候，提出了“脱敏”的概念。过去我们很敏感，很多东西都躲着走，不知道该说什么。但去年，温家宝总理演讲时有人扔鞋，咱们新闻联播都播了，没什么呀。当你脱敏了之后，他就没力量了，当你敏感的时候他才有力量。
我在耶鲁大学演讲的时候开了一个玩笑，说如果大家对我讲的内容有什么不满意，欢迎扔鞋子，不过最好扔一双，我的鞋号是43，谢谢各位。全场人乐喷了。
所以，当很多事情脱敏了，这个民族就大气了，这就是理性。
寻找信仰
寻找信仰，我觉得这是中国将来最大的命题。
中国改革头二十多年，要解决人和物质之间的关系，温饱、小康、翻两番，全是物质的概念。经过二十多年，我们物质达到了一定程度，提出了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不就是要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吗？
进入到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一个新的挑战来了，一个13亿国家怎么解决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关系？
几千年走过来，中国人的信仰在哪里？它在一种杂糅了之后的中国文化里，在你姥姥给你讲的故事里，在你看的戏里，在小学课本、唐诗宋词里，这些纠缠在一起，养成了我们骨子里的信仰。
比如中国人讲究对长辈的尊敬，对孩子教育舍得投入，懂得节俭，还有敬畏天地。
但过去我们有的一些信仰，几千年来对中国人起到支撑作用的东西，彻底被毁掉了，文化大革命达到了巅峰。
因此在八十年代初的时候曾经提出“信仰危机”，那时候提的信仰危机跟现在我说的寻找信仰是不一样的。那时候信仰危机指的是文化大革命对内心的挑战，而现在我们真的要寻找属于中国人的信仰，它是什么？
它不一定是宗教，但应该是把中国人被摧毁掉的信仰链条重新接上，如果一个人活着没有任何畏惧，他会让整个社会感到不安。
我借墨西哥的一句谚语，大家一起赶路，突然一个墨西哥人停下来，旁边人问他为什么停下来，他说走的太快，把灵魂扔在后面，要等一等。现在我们很多人的灵魂也扔后面了，我们得等等它。
■ 提问环节
问：您觉得政府在整个社会建设理性的过程中，如何有所作为？
白岩松：政府的理性主要体现在由人治向法治过渡。
现在个人崇拜比过去减弱了，但是权力的权威崇拜其实比过去增长了。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单位领导不算什么，办公室大家聊天，互相拍个肩膀等等。
而现在，在一个小处级单位，处长弄的副处长都不敢张嘴，处长一进来，大家恨不得都颤起来。
我突然发现我们个人崇拜时代结束了，但是群体权力崇拜时代却拉开了大幕，这是非常糟糕的一种局面。
昨天还有人问我，你怎么不从政啊？我说你觉得我适合从政吗？我说我不能让自己和让别人都不开心吧。
问：你们评论部一直用冷静的眼光看社会的变迁，您觉得，您的社会责任感能够多大程度上改变或者影响这个社会？
白岩松：听你前面说评论部那些词儿，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听挨骂的声音很习惯，听过分表扬的声音很不习惯。评论部在我看来只不过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没什么值得表扬的。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随着年岁的增长，越发明白一个道理，我不过是万千声音中的一个而已，有用与没用都不妨碍我自己认真的做，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早已过了一言兴邦和一言丧邦的某种自恋或自信。
但是作为万千声音中的一个，它还是有价值的，最后汇成大交响。中国就像一列火车，有人从后面往前推，有人从前面往后拦着，有人从侧面向另一边推，更可气的是有很多人管你向哪边推，自己坐车顶上。
我希望自己是从后面向前、向正确的方向推这列火车的人群当中的一个，这一点很重要。
问：我现在已经快三十岁了，没房也没车，感觉生活挺焦虑，对这些问题，我个人的责任更大一点，还是其他东西的责任更大一点？
白岩松：首先我非常理解现在80后的生活压力，所谓的蚁族，我觉得全社会应该关爱他们。
但是，不该用溺爱的方式去关爱。哪一代的青春容易呢？季羡林老先生他们那一代，年轻时去德国留学，二战开干，十年滞留在那儿，回来再没有见过妈。他当面跟我说，如果能选择，不会离开村子，不会离开妈妈。那一代人的青春是一个偌大的国家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建国这一代人的青春容易吗？该长身体的时候三年自然灾害，该谈恋爱的时候男女不分，该结婚的时候高考恢复了，刚想生孩子计划生育了。
到了我们60后这拨，我2000年32岁的时候才有了第一套房子，之前搬了N次家，租房子住，曾经有一次从同一个小区这个楼的六层搬到另一个楼的六层，我跟搬家公司的人说同一个小区能不能便宜？人家说“不”，而且还要加钱，因为是两个六楼。我记得我夫人在那一夜累得急性肾炎。
现在年轻人没有人再回头看那几代人的青春，我要告诉你，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有挑战，那时候我们甚至连成为蚁族的条件都没有，没粮票敢在北京漂着吗？全社会关注蚁族的时候，蚁族已经在它的痛苦中具有天然的幸福，我们那时候连痛苦的资格都没有。
问：您认为民主是什么东西？中国在农村很多地方搞了很多年民主，您认为这些地方的民主有没有实现？
白岩松：民主不一定带来最好的，但是它一定能制止最坏的，这就是民主。首先我们对民主要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
第二个，在建筑民主的过程中需要各方的理性，其实现在有很多呼吁民主的人，在我看来也有很多不理性的东西，我们有没有思考未来中国的民主模式是什么？其实破坏非常容易，建设很难，在民主这方面，我们现在面临着建设的巨大挑战，这是需要整个社会思考的问题。
第三个，基层的民主，我非常看重，为什么？他要让我们普通农民先知道投票权是什么，然后知道选择是什么，然后知道比例是什么，民主是什么。我认为咱们姑且不论个别地区有没有真正的民主，但是他已经让人知道这些个什么，对于中国未来民主很重要。
中国的民主进程正在陆续拉开大幕，我认为这五到十年是媒体人最有责任和最有作为的时候。
我觉得要不悲观，又不盲目乐观，做好自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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