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对卖地生财的热衷，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舆论甚至已经冠之“祸国殃民”的罪名。 面对压力，地方大员不得不有所表态，说是要改变财政对土地的过度依赖。有些地方最近还“动真格”，收回了几块所谓的“地王”，以示对囤地行为的惩戒。
然而，土地财政其来有自，内中不但有重大的利益纠葛，而且还有更深层次的制度和结构性原因，且不说利字当前，这些官老爷们做不到不流口水。就是有一天他们突然觉悟起来，准备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了，其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利害关系格局不改变，土地财政照样摆脱不了。
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中的利益，有不能摆上台面的，这就是相关部门的官僚从中上下其手搞腐败的收益；有能摆上台面的，一是由地方财政负担的工资发放、社会福利等的资金来源可以得到充分保证，二是为了ＧＤＰ的增长，用卖地的钱大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提升城市形象和地位，从而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
腐败这里且不去说它，单是后面两个能摆上台面的理由，就已经让地方大员们理直气壮、振振有词地论证“土地财政”的正当性了。已经卸任的前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２００８年底在房地产行业日子最难过的时候为土地财政大声辩护，称“土地市场与房产市场息息相关。一旦杭州楼市大落、房价大跌，土地市场必将进入不景气周期，政府土地出让收益会大幅减少，相应地，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和民生保障的资金也会大幅减少，最终受害的还是老百姓。”
王国平的言论，乍一看来很有道理。自从分税制改革后，一些优质税源被中央政府拿走，中央的财力得到大大加强，而地方政府的财力却大大削弱。据王小广的研究，１９９４年至２００５年期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平均为５２%，而地方各级政府平均为４８%。同时期中央所承担的事权平均在３０%左右,地方则达到７０%左右。地方政府的财权减少，事权却没有减少，所以各地政府都在哭穷，说没有钱了，地方上的事情不好办了，于是只好打土地的主意。这一点，似乎中央政府也表示承认，要不然，为什么它会改变长期以来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政策，而在去年为地方代发了２０００亿公债呢？
不过，这个说法并不被所有的研究者认可。北京大学的平新乔在２００６年底的一份报告中就指出：近年来地方政府控制的经济资源不但在绝对量上增加了,而且在相对量上也大大增加了，地方政府在目前中国财政资源格局中并不处于弱势。当然，这里的计算是包括了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在内的。但是，平新乔同时指出，地方政府收入的狂涨，并不意味着他们把这些钱用于教育、医疗、就业,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等公共产品的建设，相反,大量的收入被用于行政开销,修高速公路，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看起来，问题不在于地方政府的钱不够花，而是在于他们把这些钱花在了什么地方。哪些钱是该花的，那些钱是不该花的。现在的情况是该花的钱不花或少花，不该花的钱却乱花：社会公共产品投入严重不足，行政费用却急剧膨胀、形象工程大干快上、不顾条件不具备经济效益的机场、高速路则是遍地开花，这样折腾下去，多少钱也不够花！
之所以说土地财政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因为地方政府目前这种做法，是“经济发展型政府模式”下的典型行为，是官员考核ＧＤＰ至上模式下的必然选择。地方的经济增长业绩、官员的升迁荣辱，严重依赖土地财政这只老母鸡生出政绩的“金蛋”。在不进行政府转型即由经济发展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情况下，要地方诸侯们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无异于痴人说梦。即使中央政府放弃分税制以来的格局，在财政收入分配中切给地方更多的蛋糕，已经从卖地中尝到甜头的地方政府也绝不会放弃土地这个可以快速变现的聚宝盆。
所以，加快政府转型才是问题的关键。而这样一个根本的转型决不是单靠加强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就能实现的，必须同时进行官员考核、任命和监督模式的重大转变，从升迁利益方面引导地方官员的施政理念、施政行为。
遗憾的是，目前这方面的改革恰恰是非常缓慢的。
在我国当前的政治体制下，对地方官员的监督制约可以从两个方向发力：一是加强地方民意的力量，使公众对涉及他们切身利益的地方官员的施政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并对这些官员的升迁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虽然从２００８年起，中组部开始在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开展地方政府执政情况的群众满意度调查，将调查结果纳入干部绩效考核，从而在官员升迁方面加大了民意的砝码，但并没有改变长期以来自上而下的监督考核模式。地方人大和政协对政府的水平监督仍然大量停留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根本不足以决定一个官员特别是“一把手”的政治前途。
而在改善自上而下的绩效考核办法、引导地方官员树立科学发展观方面也是阻力重重。以环境保护为例，２００５年绿色ＧＤＰ开始在全国十个省市进行试点，２００６年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发布了我国第一份《绿色ＧＤＰ核算报告》。然而这项重大的措施不久就因为地方政府的重重阻力而搁浅了，代之以环保方面的问责制，这当然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不能尽快建立正确、有效的官员激励机制，就不能尽快实现由发展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就不能得到根本扭转，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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