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化城市建设思维
是高房价的罪魁祸首
——“遏制房价”是看错了病开错了药方
：刘 钢
1992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发展房地产业若干问题的通知》，指出“房地产业在我国是一个新兴产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城镇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和房屋商品化的推进，将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加快发展房地产业，对于提高土地既是资源又是资产的认识，促进土地的节约和合理利用，对政府筹集建设资金，加快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
时间如梭，岁月如梦，眨眼间18年的时光就过去了。中国房地产业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们的房地产业不但象《通知》所预料的那样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项支柱产业，而且还成了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龙头产业，各级地方政府也纷纷将发展房地产业作为自己建设城市和发展经济的一个重头戏，不可否认我国房地产业市场化政策对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和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以及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确实起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城市化和房地产市场化的建设同时，也使得我们大量的经济和人才、以及人力过度的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高度发展的一线城市，造成了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一线城市的住房用地和商品住房的严重紧缺和房地产价格的连年攀升。特别是，进入2010年以来我国房地产业不但没有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我们的房价反而一路高歌猛过——疯狂的飙升。在北京、上海、广州等高度发展的一线城市，其房价的飙升令人咂舌，也令普通百姓的住房美梦望而却步。一时间，打“地主”、“抑房价”的呼声几乎成了社会一种普遍现象，在两会期间高房价问题也成了很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心的热门话题。为了抑制过快增长的房价中央政府也先后制定了一些政策，意欲对过快增长的房价进行抑制。然而，在国人的痛骂和政府的调控中，我们的房价不但没有象人们想象的那样下降，反而还在无尽头往上攀升。针对强劲而坚挺房价，新华社也超乎寻常的连续发表了6篇聚焦房价的“新华时评”，把矛头直接指向地方政府，痛批当前房地产市场的根源所在——土地财政以及腐败所酿生的高地价高房价。面对严峻的房地产形势，中央领导也发出了要“遏制房价过快增长”声音，一些经济学家也对我国的房地产业发出了严重的泡沫警告，甚至于有人根据日本房地产业发展的历史教训也发出了2011年是中国房地产业崩盘之年的预言。
面对强劲的楼市需求和节节攀升的高房价，以及社会强烈的批评之声和楼市将崩溃预言，我们的房市也确实令很多人惶恐不安。一些急需购房的人，一时间也不知如何是好，是尽快购买？还是继续等待观望？成了这些人的一块心病。而作为政府来讲，面对自由市场的高房价和群众的强烈呼声，也显得十分的左右为难，是对高房价进行坚决的遏制？还是放任其自由市场调节，一时间也成了政府手中一块烫手的山芋。
那么，我们现在的高房市价格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的？我们高房价又到底是谁造成的呢？它到底是不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政策和房地产商，以及投机商的罪过呢？我们对他们的批评又是否是正义公平的呢？对于不断攀升的高房价我们是不是应当要进行遏制呢？特别是我们的房市又到底会不会在2011年崩盘呢？
笔者认为，如果我们单纯的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角度去看问题的话，那毫无疑问的讲目前我们的房价应当说是合理的，特别是一线高度发达的大城市的高房价应当说它是合符自由市场经济规律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规律一种健康的、正常的、合理表现。在房市上，作为一个有十三亿人口需求的国家，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房市在2011年不但不会崩盘，相反它们的房价还会更坚挺的往上继续高涨。至于对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的各种批评，应当说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们找不到批评他们的理由，应当说我们对他们的一些批评和指责在一定程度上不公正和不公平的。在房价上，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刚刚好转的情况下，我们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的进行遏制，那更是十分危险和错误的，甚至于是一种反市场经济的行为。
在自由市场经济的视角中，我们确实是找不到高房价的错误和批评的理由。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用计划经济的眼光看问题，那我们就不难发现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高房价城市的背后，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地区性过度投资的问题。也就是说，正是过去我们对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过度的投次和这些城市的高水平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建设，才深深的吸引了全国人民的视野，并强烈的勾起了国人向往的欲望，同时也莫名其妙的造就了房地产开发商的高贵身价，引暴了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
所以，笔者认为如果我们在今后的城市化建设中，仍然继续按照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思维发展下去的话，特别是对北京、上海等高度发达城市的建设规模不加以适当的限制的话，仍然继续在这些城市加大土地、经济的投入的话，或者说我们继续鼓力和支持国人向上述这些高度发达城市中流入的话，那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房地产的刚性需求也一定会随之继续强劲下去，我们的自由经济市场这只怪魔也会继续将这些城市的房价无休止的、不断的推高上去，我们的地方政府必将还要继续向这些城市的开发商竞卖大量的土地，以满足人们的住房需求和换取高额的城市建设、以及城市管理费用。
面对发达地区严重的住房紧缺和不断攀升的高房价，那我们又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措施呢？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重新认识和调整过去市场经济化的城市建设的模式，特别是经过近二十年的实践后，我们应当对1992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发展房地产业若干问题的通知》进行新修改和调整。优其在城市建设和城市房地产的开发规模上，应当要有足够的防病毒、防战争、防灾害等意识，要防止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在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规模上自由泛滥；
二、迅速对高度发达的特大型城市的发展规模进行调控，如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经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后，其城市的发展水平和规模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和规模了，为了减小政府对这些城市管理的压力，提高居民的生活档次，应当要尽快的减少对房地产开发的土地供应量和极大程度的提高土地的供应的价格，积极主动的引导人口和社会投次资金向其它地区合理的流动；
三、迅速开发新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使社会的人才、劳动力、资金有一个新的去向和发展机会。根据我们国家现行的行政区划和人口分布、以及经济状况，我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相对比较落后，人口分布也较多，是人口向沿海发达地区流动的发源地，发展这些地区的经济是有效治理我国经济结不合理的关键。所以，在中部地区——江西省、湖南省和湖北省的结合部，再建一个国家级的经济开发区，以带动该地区的发展，以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更加科学、更加合理。
2010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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