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为《发改委官员称收入分配改革年内难有突破》一文道：“本报从国家发改委官员处获悉，今年收入分配改革很难有大的突破＼人保部和国资委也分别在做关于事业单位工资改革和垄断企业工资改革的方案。2008年，人保部曾经拿出过一份关于事业单位工资改革的方案，但最终由于遭到多方反对，未能实施。而国资委虽然在国企领导收入方面已经开始着手规范，但是对如何限制行业高收入依然没有办法。＼就目前来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仍然不会很快出台，外界不可期望过高。”（2010年03月27日解放网-《解放日报》）
可问题是不是，连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都没有见到，又哪里来的什么期望值呢？
说到期望值，就不能脱离广大的普通人现实的落到自家口袋里的薪酬问题，工资“被增长”是不是已很好的说明了呢？何况，工资条上的工资是否能拿全额还真就两说着。据报道，今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提交的一份提案称：“我国劳动者报酬比例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了2007年的39.7%，这直接导致收入最高的10%群体与收入最低的10%的群体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了2007年的23倍。进而导致国民收入在GDP中的比例不断下降，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而题为《发改委官员称收入分配改革年内难有突破》报道中的“广东宣布5月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后最高一类1030元，全省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提高21%。山西省宣布4月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增幅12%～18%；调整后，山西高一档最低工资标准850元。江苏省此次调整的具体标准为，一类地区从850元上调到960元，二类地区从700元上调到790元，三类地区从590元上调到67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一类地区从7.2元调整到7.8元，二类地区从5.9元调整到6.4元，三类地区从5.0元调整到5.4元。”数据，是不是又在佐证着工资“被增长”和九三学社的数据呢？可换个角度说，我们诸多普通人的薪酬是不是还不如联合国救助难民的生活标准呢？或是国际最低贫困救助标准呢？
而不论是题为《管理者工资榜 中国内地亚洲第七》一文的“中国香港管理人员薪资排名亚洲第一，中国内地第七”，还是题为《“嫁碗族”为嫁公务员不惜变“剩女”》一文中的“‘考不上公务员就嫁个公务员吧’！最近，国内一婚介网在网上发布‘最有异性缘的男性职业排行榜’，结果公务员高居榜首。”，再到题为《深圳执法公务员起薪7000 网友感叹待遇实在够牛》的报道，他们的期望值是不是亦然实现了呢？
题为《代孕交易是一种剥削》的评论道：“代孕产业繁荣的基础，并不是代孕需求的庞大，而是中国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平等，这种根源是它最让人悲哀之处。”题为《每平方米均价过2万 长春墓地价是房价5倍》、《兰州墓地起价5000元/㎡ 老百姓惊呼“死不起”》、《深圳公益墓园众多墓地空置 疑违规“预留”》等报道，使得曾经的“活着当房奴死了做墓奴是否我们的宿命”在延续着... ...面对着如此之现实，我们又能有怎样的期望值呢？
题为《中国员工跳槽涨薪幅度全球最高 涨幅88%跳不跳?》的报道在“纷纷抱怨中国职场人的‘忠诚度’偏低”之时，可否问过自己：中国员工的薪酬在全球排名第几？又是你所在国员工薪酬的几分之几呢？自己对员工又有几分“忠诚度”呢？反过来说，“跳槽”何尝不是一种“被逼”的期望呢。
题为《蜗居新主张 集装箱旅馆月赚数万》的报道说：“不仅在深圳有住人集装箱，在全国很多城市均有类似的情况。《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多方了解，在宁波、厦门、重庆、温州等多个城市，集装箱住宅一度十分火热。”这或许是由日本的“集装箱式”旅馆得到的灵感吧。可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又能有多高的期望值呢？
题为《人民时评：关注郑民生骤变为杀人恶魔背后的原因》的评论道：“尽管郑民生杀人是极端的个案，但希望各级政府、社会各界，不要只把它看成一个简单的个案，只从加强校园安保方面想对策，而是痛定思痛，细察一个普通失意者骤变为杀人恶魔的背后原因，从‘不特别’中看出特别的意义，充分认识潜在的社会危机和锐意推进改革的紧迫性，多管齐下，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更加切实关注弱势群体，疏导民怨、消解戾气，为社会减压。唯此，才能有效阻断更多‘并不特别’的郑民生走向‘突变’的路径。”
遗憾的是，我们似乎并没有意愿从本源上去寻找、解决“突变”的路径，首先做的又是在建议派驻警察，甚至还在不断的制造“突变”的炸药因子。日前发生在昆明市五华区城管部门在执法中与违法占道经营者发生纠纷，引发群众围观并发生冲突，导致10多人受伤，多辆汽车损坏和《新京报》报道的“26日下午4时许，昌平区回龙观龙华园小区门口，一名卖书摊贩被城管队员围打，遭上百人指责。昨晚，20多名目击者自发前往派出所探望商贩，并录口供配合调查。”是不是很好的佐证呢？
曾几何时，“不要找市长，要找市场”这句口号，喊得是多么理直气壮并流行在大江南北中。可当众多的下岗失业职工们进入市场自食其力后，市场又在诸如创建什么“一条街”、或什么“一流中心”、“特色商城”、“腾笼换鸟”之类的名义中拆除重建了，进而没钱就别想进来了。也就是说，众多地方曾经由小商小贩＼下岗职工们创造出的特色商业品牌＼商业一条街等诸多类型的商品交易市场，几乎都被各路大资本坐享其成了。看看我们自己所居住的地方是不是如此的呢？在此，由他们创造的品牌财富是不是被掠夺了呢？而逐年高涨的租金，又使得多少人望而却步，进而只有我在马路边摆个为了生存的小货摊了；而假冒伪劣、“山寨”商品之所以能经久不衰，除了钱紧外，与高昂的租金也是有着很大关系的，这也包括在短时间内迅猛崛起的网店。所以，对于小商小贩们来说，财富二次分配的最大期望或就是“马路边”吧？或是不是城市的“脸”不要逼人为盗呢？
耐人寻味的是，某些主流精英、名流贤达再次将我国贫富差距、收入不均、贫富分化等诸多问题的矛头指向了国企，似乎他们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元凶，并集各种大恶于一身。因此要“分”央企＼地方国营企业以利、以安天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问题是不是到简单的很了呢？现实恐怕并非如此。看看“包身工”、“黑砖窑”、“黑煤窑”等的再现和职业病所呈现出的高发趋势，看看先富者和地区又带了几个后富，再看看一掷千金豪赌者和其企业广大职工的薪酬，或还应该看看各类矿老板们与其职工又有着怎样的天壤之别，或还更应当回头看看减员都增了谁的效，答案是不是就有了呢？或许我们亦然忘记了华北油田下岗、买断的职工为上岗而突击离婚的报道了。
有意思的是，诸多张口闭口市场自由化，薪酬向管理层倾斜论者，或ＭＢＯ万能论者，如今也在哪里言词凿凿的，义正词严的要求国企向全国人民分红了。可问题是，已成为了上市公司的国营企业还属于全国人民吗？显然他们已属于Ａ股、Ｈ股股东，或也可以说属于其股票的持有者。退一步说，当私营、民营、外资资本进入到石油、电力等属于“全民所有”的领域后，其是不是也应该向全国人民分红呢？难道不是吗？或许，水务、供暖、风景名胜等公共领域的改革已给出了我们答案了吧。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今年两会期间，河南省一位已向居民让利的私企地产老板向地产界人士发出了让利于民的呼吁，结果是“哥成为了传说”。
或许，诸多的现实问题和矛盾又回到了诸如下岗＼买断失业职工这个绕不过去的原点上来，同样绕不过去的还有私企＼民企、外企等企业如何让本企业普通职工分享财富“蛋糕”的问题，只有国家而没有企业参与的财富二次分配的改革必将是坡脚的，或还不会取得实质性的成效。无论是日本的国民增收倍增计划，还是欧美各国，或是我国香港、台湾、澳门地区，以及印度、巴西等国家的国民增收，无一不是如此。我们不妨看看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实，是不是这样的呢？而现代企业制度（包括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职工的薪酬与企业利润、权益等是共增长，共分享的。新近发生的题为《用工荒背后的博弈：85后农民工拒绝4000元月薪》、《丰田汽车支付2.78亿美元遣散费和封口费》等报道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吧。
而不论是国企今天的风光，还是民企＼私企赚的是盆满钵溢，原国营、集体和街道企业职工（特别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职工）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承担了改革的绝大部分成本，他们的期望是不是理应得到重视呢？
题为《全球百万富翁人数缩水 中国34.3万人达标列第4》一文道：“花旗私人银行日前公布的《2010财富报告》指出，2009年全球百万富翁人数普遍减少，中国也不例外，富翁人数较2008年下降一成多。报告将拥有100万美元可投资资产的人士称为高净资产人士，结果显示，尽管人数缩水了近两成，美国的百万富翁人数仍然领先全球，日本、英国紧跟其后，中国则有34.3万名百万富翁，力压德国名列第四。”（2010年3月31日《中国经济网》）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是不是也就难怪众多国家的人们发出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质疑呢？可题为《北京最低工资拟7月上调 以800元为基础调约10%》的报道是不是又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呢？
题为《09中国人幸福指数调查报告：公务员幸福感排第一》一文道：“在‘职业与行业’的分类幸福感调查这一项，公务员的幸福感排名第一，调查数据显示，公务员在家庭、婚姻方面的幸福感体验尤其显著。”（2010年4月1日《新京报》）幸福与健康是密切相关的，这可是多少金钱也买不到的财富吧？由此来看题为《彭长健之妻今日受审 六年出境40余次如逛街》的报道我们又将做何感想呢？再对照着题为《调查显示官员普遍存怨气 晋升无望者表现最明显》的报道来看，是不是又显得有些矫情呢？
当题为《研究称中国社保缴费率居全球第1 是北欧国家3倍》的报道遭遇到题为《中国多个经济大省富可敌国 广东家底已超沙特》、《广州评出10座五星级公厕 要求全年室温26℃》的报道，题为《野蛮拆迁走上谋财害命的极端》这类的评论，再到换一盏路灯都要耗资4万元人民币，以及如题为《合肥公职人员违规占房 个别人有数十套房》、《人民大学设硕士研修班 面向企业家夫人及女儿等》和“一元就餐制”这样的通吃，我们又敢有怎样的期望值呢？
而财富也不仅仅只是薪酬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经济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这何尝不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涵呢？不是吗？众多企业招聘、解雇职工如割草一般的简单和随意，类似于题为《江苏某工厂下班女工解裤腰带安检 不堪侮辱辞职》、《大学生卧底打工迪士尼代工厂 曝其劳工工伤频发》这样的报道似也层出不穷，某些行业协会、什么精英、贤达动辄就大肆的抗议《劳动合同法》，企业职工罢工来表达诉求怎么就成为了不和谐因素和“群体事件”了呢？一国的总理都出面讨薪了，不以跳楼这样的极端方式讨薪似乎就别无他法，对于财富二次分配又能有怎样的期待呢？
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前三的经济体了，富豪人数也位列全球第四了，管理层、精英贤达们也可以与世界经济最发达国家的高收入者比肩了，“国考”也如潮涌、幸福感排名第一，“官二代”似也如雨后春笋了，可我国广大的企业普通职工的收入和地位又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呢？有报道说：“中国工人平均工资是美国工人的4%，跟1975年的韩国类似。目前，即使墨西哥生产工人的工资也是中国工人工资的3倍。”或许，把没有花到正地方的钱花到正地方去，很多现实问题和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吧。这个期望值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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