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汉成
“猫论”源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手稿本卷三《驱怪》篇末中的“异史氏曰：黄狸黑狸，得鼠者雄！”之语。狸者，猫也。翻译成白话就是：“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为了语言顺口，后人将“黄猫”改变为白猫，实际上是四川地区民间的一句方言。
1962年7月7日 ，邓小平在接见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讲话时说：“刘伯承同志经常讲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邓小平文选《怎样恢复农业生产》第1卷第323页）。
上述我们可以看出，刘伯承用“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来比喻打仗，这种比喻是狭义的特指。在谈到恢复农业生产时，邓小平引用为比喻农业生产的形式。在当时因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农业生产受到重创的情况下，为了恢复农业生产而建议临时采用的权宜之计。改革开放以后，有人将其引伸到发展经济与发家致富中来，并加以发挥，误认为不管采用哪一种生产关系，只要经济发展就是好形式，“猫论”流传很广，影响很大。
“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实际上是人们对于动物的一种期望与评价，猫的生性喜好捉鼠，人们养猫的目的也是为了捉鼠，如果猫不抓老鼠或者捉不到老鼠，当然就不是什么好猫了！在中国的民间，此类的说法很多，养鸡的目的就是下蛋，因此人们就会说：“不管黄鸡黑鸡，多下蛋就是好鸡。”农民养牛是为了犁田，人们也会说：不管公牛母牛，犁田多的就是好牛！
狼吃羊、猫捉鼠皆为动物的本能。民间评说动物的方言很多，如：“狼行千里要吃人，狗行千里要吃屎， 没有不吃腥的猫，偷嘴的猫子打不改”等等，意思都是说动物的本性是难以改变的！
改革开放以来，有人以“猫论”为依据，来评判人们从事生产或经营活动的成败，将“猫论”予以发挥，误导人们的思想，致使一些人认为，不管采取什么手段，只要能使生产力发展就是人才，不管采用什么手段与形式，只要能赚钱就是英雄，就是成功人士。实际上，从本质上来说，将动物的本能广义的引用到人类的生产与生活中，是极端的不确当而又是缺乏科学的，因为人类的生产、生活与动物的本性相比较，有着本质上的千差万别：
第一，动物发挥其本能不受任何框框条条的约束力，不受法律的限制，人类的生产、生活具有法律的约束，而人类的生产、生活具有法律的约束，必须要在国家政策规定与法律规范和许可的范围内从事生产与经营，活动与生活，如果人们的生产与生活离开了法律的规范，这个社会就会陷入充满犯罪的血腥社会，陷进原始的无政府主义的状态。如果将“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引伸为“不管采用什么手段，赚到钱就是能人”那么，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通过制假贩假、偷税漏税、掠夺、讹诈，欺骗等手段获取财富的人也要算是能人与好人了，通过走私、贩毒、抢劫、诈骗、赌博、卖淫……等各种非法的手段获取财富的人也应该算是成功人士了。
第二，人类的物质生产与生活具有道德的规范，人是具有思维的高级动物，不等同于动物，譬如人与人之间的交易讲究公平、公正与诚信，而猫鼠之间就毫无公平与诚信可言。再如“食”与“性”既是动物的本能，也是人类的本能，但是，动物交配既可能面对人类又可能面对同类而不作任何的回避，而步入文明社会的人类就不能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进行性行为。
第三，社会分工与劳动技能不同，动物只有本能，没有分工，而社会的人总是有着自然的分工，不同的地域、领域、行业，从事不同的职业的们创造财富的方式不同，所领取的报酬也不同，也就不能以发展生产力与创造财富的多寡来衡量人们的成败。如教师、医生、文化工等等，他们的职业是教书育人、救死扶伤，从本质上来说，并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而是间接的创造社会财富，但是，人们就能说他们不是“好猫”吗？
第四、生产力的构成不同，如果将“狼吃羊”、“猫抓鼠”视为狼与猫的生产成果，那么，狼与猫本身就是生产力，“狼吃羊”“猫抓鼠”需要的只是本身的体力，而人们发展经济、从事生产，仅仅凭个体的体力是不够的，还需要配置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人们的生产与经营则广泛的需要财力、物力、人力、知识、市场等各种资源。
第五、生产关系不同，如果将“狼吃羊”、“猫抓鼠”视为猫的生产成果，那么，狼与狼之间、猫与猫之间相互不结成任何的生产关系，不存有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存在囤积居奇，狼类与猫类永远不会产生地主与资本家，但是，人类的物质生产却存在着不同的生产关系，动物之间不存在物质与商品的交换，人类的物质财富具有交换的属性，因此，创造财富的人不一定拥有财富，反之，不创造财富的人则可以通过掠夺与剥削的手段攫取财富。
第六、人与动物的社会属性不同，猫捉老鼠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自身的食用，人类肩负着抚养子女，瞻养老人，回报社会等各种不同的义务。
第七、人与动物的可塑性不同，动物的可塑极低，而人就不同了，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已有一大批所谓功成名就的成功人士与资本家由于触犯刑律身陷囹圄，譬如文强在事业当算一名成功人士，但其双手却沾满了人民的血汗，骨子里邪恶透顶！实在不能算是一条“好猫”！
总之，动物与人类各方面的差距太多，不可同日而语，混合一谈，长期以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误导了“猫论”的本质内涵，将“猫论”引伸到人类的政治经济与生产生活中，理解为不管通过什么手段、采用什么形式，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只要能赚到钱，就是好“猫”，因而在改革开放中，一些党政领导在考察任用干部时以发展生产的指标作为人才，还将这一类的所谓“人才”拉进各级党政领导队伍中来，拉进各级人大队伍中来，这就导致了党政队伍的鱼龙混杂，影响了共产党队伍的纯洁性。
所谓的“猫论”本质上没有理论内涵，根本就不配作为一种“理论”，更不应曲解为改革开放的理论。能够发展生产或者工作卓有成效的不一定就是好人，能够赚到钱，富起来的人不一定就是好人。相反，那些默默无闻的不求索取，讲求奉献的人则会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因于此，用“猫论”特指比喻某一件事物是可取的，但是，广泛的应用于人类的经济生活中，与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提并论，则是反科学与反人类的。这就将人们的生产活动与动物的本能混为一谈，混淆了动物与人的界限，实在是一种理论上的谬误，不仅不是思想上的解放，而是思想上的大倒退。
综上所述，“猫论”混淆了动物与人性的界限，混淆了是非与善恶的界限，混淆了阶级性，如果一味用“猫论”来判断发展生产力的成败，那么，西方生产力水平相对高于中国，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好于中国，我们是否就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就是“好猫”呢？而中国人就统统不是“好猫”呢？在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地主、资本家占有着社会的财富，我们是否就可以说这些地主、资本家就是“好猫”呢？而劳动人民与工人阶级就统统不是“好猫”呢？
事实上，上述的道理是十分浅显的，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从来也没有阐述过“猫论”，并不认为发展生产力而随便可以采用哪一种生产关系,否则,他也不会反复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要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共同富裕两条原则,也就不可能告诫人们: “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邓小平文选《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1986年4月4日，第3卷第158页）因此，只是由一些人借题渲染、发挥，加以误导，致使改革开放由于受“猫论”的影响而误入歧途。因此，“猫论”是谁说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认清“猫论”的实质，肃清“猫论”对于人们的思想产生的混乱的思维而产生的恶劣后果，使我们借以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与理论能够正本清源，使改革开放的事业能够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二0一0年十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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