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下岗比否定文革更有现实意义
-------读茅于轼《文革大罪不能一笔勾销》后的感慨
文/汪华斌
今天有个网友把茅于轼的《文革大罪不能一笔勾销》的文章发到我的邮箱，说今天的朝鲜就是我们昨天的文化大革命；这难道还不应该否定吗。然而当我们这些从文化大革命中走来的人读这篇文章后，实在对有些观点不敢恭维；就如同我们下岗人员对下岗运动有深仇大恨一样，茅于轼先生恐怕对文化大革命也有深仇大恨；不然为何又对文化大革命恨之入骨呢。我今天要说的是，既然能够否定文化大革命；那为什么就不能否定下岗呢。因为两者全部都是运动，只是因为对象不同而已。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对象主要是干部，而下岗运动几乎全部是老百姓；今天对干部的伤害能平反，为何对老百姓的伤害就不能平反呢。
按照茅于轼先生的观点文化革命之所以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主要是由于人和人斗的原因；把力量都消耗在内斗上，从而使生产大幅度下降。那么我们的大下岗运动也是人与人斗的现象，而且全部是领导与老百姓斗的局面。既然文化大革命是犯罪，为什么大下岗运动又不是犯罪呢；文化大革命的与人斗是犯罪，而大下岗运动的与人斗却是市场行为；这难道不是相当滑稽可笑的吗。
其实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伤害的干部全部平反了，而且还全部补发了工资；相反在文化大革命中陪斗的地、富、反、坏、右，除了部分右派平反了外；其它的人依然没有得到赔偿或平反。所以说如果认定文化大革命是浩劫，那么这些共同的受害者都应该得到赔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伤害的干部得到了平反，而老百姓受到伤害却没有赔偿；反而茅于轼先生还说文化大革命有一半的责任在老百姓。如果不是老百姓的无知和恐惧，文化大革命搞不起来。所以茅于轼先生说：我们要躬身自问，在这场浩劫中自己有什么责任。
然而正是因为迁怒于老百姓的原因，所以下岗运动全部是干部伤害老百姓的行为；伤害了干部的运动要平反，伤害了老百姓的运动就无声无息。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伤害的是几百万人的话，那么下岗运动伤害的却是六千多万人。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的执行人应该认罪，那么大下岗运动的操难道就不应该认罪吗。如果说大下岗运动是公平竞争的结果，相信没有人认为不公平；但它却是领导干部对老百姓的打击报复行为，这的确不是道歉的事；而是应该认罪的事。冤有头债有主，这么多人成为社会的贫穷者；这难道还不应该有人吸取教训吗。在一个不公平的社会，领导的专制后果是什么；这是一个十分让人担心的社会问题。
我不同意茅于轼先生否定毛泽东的观点，因为我们都是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而无私奉献的人；只是在市场环境下，把我们这些人当成了傻瓜而已。难道一个人人极端自私自利的社会就好吗，难道全部是腐败分子的官是好官吗。如果说打倒富人则穷人永远是穷人，而且还永无翻身之日是茅于轼先生的论点话；我想这应该是最不成立的观点。因为我们社会的事实证明，我们社会的富人是占用或占有全民所有制资源的原因；而并不是发展了生产力的结果。正是在这个观点的误导下，我们社会才用六千多万人下岗来养活几百万人；结果这几百万人富了起来，可我们下岗的六千多万人却贫穷下去了。如果毛泽东健在，他能容忍这样荒唐的事发生吗；肯定不会。正因为如此，我们社会如果现在全民对文化大革命和下岗进行投票；肯定绝大多数人是反对下岗而不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可以这么说，甚至还有相当多的人希望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因为我们社会太不公了。
既然真实的情况是反对下岗的人比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但为何我们社会却总是大张旗鼓地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并没有公开否定下岗的声音。原来这是因为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全部是有话语权的人，如茅于轼先生。而反对下岗的人全部是没有话语权的人，如我就是反对下岗的人；所以我就没有话语权，因而也就没有这些声音的社会呼喊。然而不管是谁，总不应该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全社会。对于文化大革命自有历史评价，而对于下岗造成的社会不公问题现实就有评价。为什么我们社会如今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深层次问题就是社会不公；而且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
中华民族的确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无数的英雄豪杰为追求正义而牺牲。但什么是正义，这是我们今天社会最模糊的问题。试想一个连公平都没有的社会，它能有正义吗。如果说我们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还不如彻底否定下岗运动；因为它带来的是社会公平，也是避免社会矛盾激化的最好途径。如果要汲取过去许多人犯过的错误，我想创立V就是最好的教训；如果我们社会真的能够顺利走上和谐大道，那么否定下岗运动应该是最好的办法。
当从下岗人员口中听到“人人都应该博爱、宽容，少点抱怨”的话后，我们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们难道不觉得脸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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