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争论非常激烈,有人说有三千万、四千万,甚至六千万、七千万,有人认为在千万以下,只有几百万或者几十万。
我没有亲身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对于那段时间的了解主要来自于长辈的描述。母亲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天,我的一个表哥兴冲冲的对她说:“姑姑,我知道了。”母亲很奇怪:“你知道什么了?”表哥说:“我知道了,吃饱了真的不饿。”可见,在那个时候饿肚子是经常的事,这个事实没有人否认。
据说我们那个地方也是饥荒的重灾区,后来有人说三年内我们那个地区饿死了6万多人,至于究竟有谁在那场饥荒中饿死了,我却从来没有听长辈们说起过。在当地,我父系和母系都是上万人的大家族,整村整村几乎人人沾亲带故,红白喜事各家各户都会到场,如果真有人活活饿死,消息肯定很快传得人人皆知。
别人的情况不清楚,自家死了些什么人是数得清楚的。我外公死于1960年,享年62岁。说起外公的死因,尽管当时正处于困难时期,但母亲没有归结于饥荒。外公一直身体不好,早就丧失了劳动力,大姨出嫁了,大舅在外面工作,母亲、小舅、小姨都在读书,家里没有劳动力,粮食定额很低。外公对孩子很慈爱,小姨挑食不肯吃米饭上的红薯米,外公就一粒一粒的帮她把红薯米挑出来,把自己碗里的白米饭给她。
72年死了一个堂姐,触电,14、5岁。85年祖母去世,享年90岁,无疾而终。91年一个表哥去世,白血病,24岁。97年外婆去世,享年88岁。
进入二十一世纪,离世的亲人非常多,部分亲人年事已高,自然规律无法违背,但是非正常死亡的也确实不少。
2001年,小姨去世,骨癌,据说因感冒在一家小诊所打了一针后,小姨就开始不能行动。小姨死后那家小诊所关了门,里面的人不知跑哪里去了。几个月后小姨父去世,自杀。他们去世时都只有五十多岁。
2002年,二伯的儿子女婿,我的堂兄和堂姐夫两天内相继去世,都只有四十多岁,堂兄患的是膀胱癌,堂姐夫患的是尿毒症。两人去世前在广东东莞同一家厂子里打工,据说他们从事的是有毒的工作。
2004年,大姨父去世,脑溢血,76岁。一个表哥去世,一山两侧的两家煤矿挖到了一起,对方放炮,表哥被炸死。38岁。
2005年元月,大伯父去世,享年93岁。同年7月,父亲去世,70岁。父亲行伍出身,原本身体很好,2004年家里的房子被征收,父亲作为退休干部积极为政府着想,带头把房子拆了,没想到补偿款迟迟不能到位,一大家子无处可住。父亲是个急性子,天天找拆迁办,后来一病不起。父亲死于脑白质病变,病因竟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十几位专家之力一直未能查清楚。母亲说,父亲是被拆迁办那帮王八蛋气死的。
2006年7月,三伯母去世,71岁。三伯父家没有儿子,只有六个女儿,二女儿72年去世了,其他的均已出嫁,老两口居住在农村老家。一天两人上山打柴,三伯母在一条废弃的渠道上摔了一跤,背回家不久就去世了。
2008年元月,二伯母去世,享年81岁。当时正值冰灾,她的儿孙在广东打工,差一点就回不来了。二伯母的丧事基本上由我们几个侄儿代为操办。
2009年12月,二伯父去世,享年89岁。七月摔了一跤,断了腿骨,医院说年纪太大了不能手术,在床上躺了几个月就去世了。
2010年2月,大伯母去世,享年85岁。4月,大姨去世,享年78岁,猝死,病因不详。
我的妻子在汽车站工作,原本胆小内向,几年前亲眼目睹几个歹徒在停车坪里砍死一个人,当时的场面成为了妻子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后来患上恐惧症,久治不愈。今年3月29日妻子从精神病院失踪,两个月来多方寻找,至今杳无音信、不知死活。
如果说1960年外公去世算作非正常死亡,那么近十年来,至少父亲、三伯母、小姨、小姨父、堂兄、堂姐夫、表哥都属于非正常死亡。在我的亲人中,最近十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比三年困难时期多得多。著名右派教授胡星斗说,现在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800万人。相比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3000万,我觉得他这个800万可信得多。
最近几乎每天在网上都能看到关于非正常死亡的新闻,地震、洪水、火灾、车祸、矿难、凶杀、屠幼、跳楼、流行性疾病,还有数不胜数、闻所未闻的千奇百怪的死法。我国每年因为癌症死亡人数160多万人,要不是近几十年来环境恶化,哪会有那么多人患上不治之症?从60年到90年,整整三十年时间,我家的近亲竟无一人病亡。前几年的非典、去年的H1N1、今年的手足口病,稀奇古怪的疾病纷至沓来。据说中国每年的自杀率为万分之二,仅此一项,我国每年就有近30万人非正常死亡。煤矿透水,瓦斯爆炸。今天(5月23日),一天之内,江西和辽宁两起车祸就导致50多人命丧黄泉。
中国人口基数大,部分人非正常死亡也是难免之事。据称今日之中国是千年未有之盛世,非正常死亡情况却毫不逊色于三年困难时期。过去的悲剧有毛主席主动背上了黑锅,可是今天,有谁曾为此有过一点点的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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