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垄断行业收入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户籍、出身、企业身份等差别，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http://news.163.com/10/0524/04/67E20R9000014AED.html）收入差距与户籍有何干，按些逻辑，地区差距该是行政区划惹的祸？因收入分配不公形成的贫富差距导致了社会的许多矛盾和问题，是否也都要归罪于户籍？
        说其弱智，源自该文举的例子和推理。文中说：“赵刚在一家国有金融控股集团任部门经理，税后年薪80多万元，加上各种临时性的“福利”，实际收入在百万元以上。”然后比较说：“赵刚的高中好友小灿在中部一个地级市的加工企业上班，企业效益好，他年工资总额4万多元，在当地属高收入。‘收入的1/3还房贷，1/3供孩子上学、老人看病。国家说扩大消费，可靠这点儿工资收入，不顶事儿！’他说生活压力很大。”也许想再比较城乡之间的差距，又说：“赵刚的小学同学王培仍在老家务农，天暖种地、养鱼，天冷去铁路打零活，一年到头累得要命，纯收入只有2万多元，还不抵赵刚工作一星期。”从而得出一个结论：“三个人收入悬殊的现状，正是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真实写照。”
        首先，赵刚与小灿的收入差距，除了企业的行业性质不同，而且职务也不同，况且一个当了资本家，一个还是工人，这种剥削与被剥削跟户籍无丝毫关系。其次，有多少人年收入能达80万，这又有何普遍性可言？第三，如果说王培是在农村，这是工农差距，是不是让王培换成了城市户口，农产品收入就可以赶上工人和资本家了呢？如果这种逻辑成立，建议让城里的人去农村种田，让农村的人到城里做工，收入就能一样没有差距了。这岂不是现代版的“刻舟求剑”？如果说从80万到4万，再到2万，是因为户籍的问题，那么问：如果户籍取消了，三人的收入是多少？是80万，那国家还要建设什么呢，直接取消户籍就都成富人了，还喊什么口号。如果只有2万，这种取消户籍的主意不是太馊了吗？可要问问赵刚小灿同不同意。第四，如果一个王培能代表中国农民的现状，那么一个农村户口的暴发户是否也能证明农民的收入高了呢？再退一步想问，就是在城市的人，收入差距也很大，也是因为户籍吗？如果要说：“城乡分割、行业垄断以及资源价格扭曲，拉大收入差距”也是户籍的问题吗？取消户籍后是不是城市就没有贫富差距了，是否垄断行业就会不垄断了，剥削和掠夺造成的分配不公也就消灭了？实在让人无法理解了。
        居民收入差距、行业垄断、分配不公，明明都是所有制造成的问题，可惜，作为一张中央党报，却看不到问题的本质，是有意转移视线，还是耳目失聪，实不敢枉猜，但总感觉是在竭力回避一个实质性的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当前有些人对当前社会所有制状况看不清、分不清是可以肯定的。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告诫人们说：“当前由于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社会情绪积累，容易让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产生不信任感，甚至出现了‘公有制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劳动不再光荣’等认识偏差，国家层面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必须从战略高度整合社会认识分歧。”（http://news.163.com/10/0525/07/67GU1H7J00014AEE.html）我不怀疑他对公有制的热情，他的话虽没问题，可造成认识偏差的基点却错了。因为这个话应该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讲的，而现在恰恰是代表公有制的国有企业仅占企业总量5%还不足，国有资产还不到资产总量的1/3。所以有人对“公有制”的怀疑实质是对公有制名义下的“私有化”提出了怀疑。剥削与掠夺是私有制的基本特征，在私有化的社会环境中，“劳动不再光荣”已成现实，这已不是怀疑者认识的偏差，而是这位所长对现实认识的偏差。读书做官，当经理做老板，如今的学生娃娃们的理想已没有人愿当工人和农民了，因为在这个追求效率和利益的社会中，劳动太廉价了，廉价得都不值钱了。
        也正是因为认识的偏差，原本户籍是农民在这个充满斗争、掠夺的社会中的一根维护自己利益的救命稻草，也被无情的夺去。在征地和拆迁中，农民的土地没有了，没有了土地就当不了农民，取消农村户口，结果还是背井离乡外出打工，落得个工不工、农不农的尴尬境地。说到此地，不知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人员是因为有了户籍才进报社的，还是因为没有户籍才进报社的？现在的失地农民都是有户籍的，《人民日报》招不招？如果取消了户籍，又收不收？相信失地农民都愿意丢了户籍进《人民日报》社过小康呢！

人民日报5月24日报道 城乡分割、行业垄断以及资源价格扭曲，拉大收入差距

赵刚在一家国有金融控股集团任部门经理，税后年薪80多万元，加上房补、车补、书费、健身费、休假补贴、补充养老保险以及各种临时性的“福利”，实际收入在百万元以上。

赵刚的高中好友小灿在中部一个地级市的加工企业上班，企业效益好，他年工资总额4万多元，在当地属高收入。“收入的1/3还房贷，1/3供孩子上学、老人看病。国家说扩大消费，可靠这点儿工资收入，不顶事儿！”他说生活压力很大。

赵刚的小学同学王培仍在老家务农，天暖种地、养鱼，天冷去铁路打零活，一年到头累得要命，纯收入只有2万多元，还不抵赵刚工作一星期。

三个人收入悬殊的现状，正是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真实写照。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认为，目前收入差距扩大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1997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6∶1，2010年已达到3.33∶1，“落差”幅度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

——垄断行业收入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收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金融、电力、电信等行业与制造加工业工资水平差不多，但随着垄断地位的加强，这些行业的工资水平已远远超过社会平均水平。”李实说。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

——市场价格扭曲导致的行业暴利以及管理部门的灰色收入。我国的生产要素市场发育并不完备，资本、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使用和配置基本上都受控于政府部门，市场价格难以形成，交易价格往往是扭曲的。以低价获得矿山、土地等要素的企业会轻而易举地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相关管理部门会以寻租等方式，从中获取大量灰色收入。

——在行业企业内部，工资、福利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正不断加强。2008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财务决算反映，当年央企人均福利费支出为3387元，其中最高的为4.46万元，最低的为149元，相差近300倍。

户籍、出身、企业身份等差别，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基尼系数在0.3左右，90年代中期达0.42，但到了2010年，已经达到0.48。这表明居民收入差距正在不断扩大。收入分配问题不仅影响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更事关社会稳定，已成为当前改革的焦点问题之一，整顿收入分配不公迫在眉睫。”李实说。

李实认为，绝对的平均不叫公平，收入差距有值得肯定的部分。计划经济时代，职工工资实行固定晋级，人为地压低了人力资本报酬，是不合理的。让受高等教育的、从事“高知”、“高技”职业的人获得高收入，符合市场经济法则。“当‘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透露家中有七辆车时，社会评价一致正向，就是因为这真正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公平原则，实现了市场经济‘教育投入与财富产出相关’的效率法则。用高收入激励教育投入，从而提高整个国家人力资本的素质，这一点毋庸置疑。”李实说。

然而，由于目前缺乏科学公正的人才评价体系和充分竞争的人力资源市场。教育投入的价值并未充分体现，而户籍、出身、企业身份等差别，已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推手。调查显示，北京等地黑市为应届毕业生“代办户口”的价码已经涨到10万元以上，而帮助一个大学生进入“国字号”大企业特别是垄断企业，中间的“帮忙费”、“好处费”已飙至十几万甚至数十万元。至于企业、政府领导让自己子女“潜规则”就业的新闻，也不时见诸媒体。

“工薪阶层、农民家庭的优秀子弟通过自身努力‘鲤鱼跃龙门’、入职高薪管理机构和行业的机会越来越少，这不仅削弱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人力资本的效率，也导致收入阶层的不断分化与强化——富者愈加富有，贫穷家庭延续贫穷。”李实说。

加快改革进程，根治分配“不公”

公平的收入分配，是和谐社会的“定盘星”。一些学者表示，目前在我国，解决初次收入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较之于完善再分配政策，更为紧迫。

根治收入分配不公，必然涉及一系列权利和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安排，包括建立人人等同的社会保障、创业、择业和就业机会等等。这涉及财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就业制度、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等多方面的改革。只有不断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近年来，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纷纷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试点。今年4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将深化土地管理、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人力资源市场等，作为今年改革的十大重点之一进行部署。这些举措对于消除束缚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十分关键。

今年5月13日，国务院出台意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削减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根在破除垄断。现在国家的政策正逐步到位，前景令人期待！”他说，除了引入竞争机制，还需要建立国有企业的分红机制，将超额利润用之于国、于民，而不能任其自肥。

管住企业高管的“天价年薪”，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一环。财政部印发的《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税前280万元人民币。“限薪令”出台后，中国铝业、武钢集团等国有大型企业高管层表示带头减薪。银监会、保监会等监管部门纷纷跟进，要求金融企业高管切实“管”好自己。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高管高薪问题源于制度缺陷，既需要加强政府的监管，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内部薪资制度，不能仅限于“道德层面”的约束。除高额正式薪酬外，各种高管职务消费、隐性消费数量惊人且不透明，极具随意性，为全社会所诟病。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有效监管，堵住“灰色收入”和“灰色消费”的漏洞。

(本文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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