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余絮话
(八)
１９３６年２月，为了奔赴前线抗日救国，推动华北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由陕北东渡黄河，发起了东征战役。毛泽东、彭德怀亲临前线指挥，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红一军团为中路军，红二十八军为左路军，三军密切配合，横扫大半个山西，取得了辉煌战果。４月１４日，红二十八军进攻中阳县三交镇。由于该镇扼秦、晋咽喉，阎军又重兵把守，因此战斗异常激烈。为及时掌握敌情，刘志丹军长在枪林弹雨中来到前沿指挥，与敌距离不足３００米。突然，敌人的机枪子弹击中了他，抢救无效，壮烈牺牲，年仅３３岁。噩耗传来，陕北人民悲痛万分。毛泽东很长时间闷闷不乐，多次自言自语：“多么骁勇善战的一位猛将啊！”“刘志丹可是为党立了大功的好同志啊！”痛惜之情显而易见。为了纪念刘志丹，边区政府将他的家乡保安县改为志丹县，还在城北一处高塬上修建了陵园。毛泽东亲笔题词；周恩来写诗悼念自己的学生：“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 人民的英雄， 要数刘志丹。”本已盖棺论定的事情，不料六十多年后却再生波澜。
关心时事的人，都知道王若望的鼎鼎大名。１９８７年，因“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丑化和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和歪曲党的现行政策等”，此翁与方励之、刘宾雁一起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几年之后，出奔海外，频频参加各地方的“民主”运动，成为名噪一时的“民主活动家”和“人权斗士”，甚至被个别人捧为“中国的良心”。２００１年，因病与世长辞。按理说一个已经升入天堂的灵魂，没有必要再请出来亮相，但由于他的一篇文章牵涉到上面提到的刘志丹将军和毛泽东主席，所以还得 麻烦老 先生再出一回风头。
据说 王 先生是著名作家，但这个“著名”的范围实际上仅限上海滩一隅。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不幸被错化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吃了不少苦头，确实令人同情。也许是在困境中觉得自己大彻大悟了，平反之后便立刻开始传经布道，被遵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祖师爷”。经小平同志点名以后，一夜间更是“红”遍世界，跃升为知名人士。他曾经向别人讲过两个小故事，来概括自己当时的生活状况。小故事一：被开除党籍后，其妻 羊子 女士该上班还得上班。因为丈夫的缘故，感觉自己在政治上已抬不起头，便“低头进单位，不敢与任何人打招呼。”孰料单位一拨一拨人主动招呼她，与之有说有笑，“有些都是她过去从来没有招呼过的。”本应是被批判对象之妻，当狗熊还差不多，“怎么一下子变成英雄的太太了？”自己都弄不明白。小故事二：还是被开除党籍后，一位友人乘坐的士来拜访他。当车停在他家门口时，的士司机说这不是王若望家吗？你去拜访他啊？友人说是。司机说那我不收你的车钱了，只是请你代我问候王若望好！两个小故事看上去都挺感人，逻辑上似乎说不通：小故事一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中国，已不是文革时期，世人不会拿政治问题来褒贬某人，既非贪污腐败，又非刑事犯罪，更谈不上个人的奇耻大辱， 羊子 女士有什么“抬不起头”的？“低头进单位，不敢与任何人打招呼。”，至于吗？平白无故地将自己列为“被批判对象之妻”、“ 狗熊”，犯得着如此自轻自贱吗？一个单位工作，抬头不见低头见，互相打个招呼，司空见惯，有必要大惊小怪吗？小故事二中，那个“友人”肯定是随机叫的的士，怎么就偏偏遇上一个认识 王 先生家门的司机，太巧了吧？居然还不收车钱，这可是上海人，历来感情归感情钞票归钞票，会这么“拎不清”吗？实际上 王 先生无非是想证明自己是“英雄”，妻子是“英雄的太太”，这种荣誉和地位有自封的吗？这两个小故事太有水平了，却多少让人感到是在演戏或演习。
虽然是上海人民心目中的“英雄”，但 王 先生似乎并不愿意和上海人民同甘共苦，想方设法携妻投奔了心目中的自由世界。几年之后， 王 先生在海外发表了一篇名为《揭谜高岗 饶漱石 刘志丹之死》的文章，理直气壮地宣布：当年刘志丹并非死于敌手，而是被毛泽东暗害的；具体策划人是臭名昭著的康生，他派人打的黑枪，然后嫁祸于阎锡山；原因是毛泽东嫉妒刘志丹在陕北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必欲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证据如下：①红军东征，为什么只派陕北红军孤军深入，而不派出林彪和贺龙的部队？②以刘志丹如此高的职位，怎么能出现在最前沿，又怎么能阵亡呢？③为了掩盖罪行，毛泽东事后特意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以收买人心、瞒天过海。如果读者对党史不了解的话， 王 先生的“学术成果”便极具杀伤力，能够把毛泽东又一次推到历史的审判台上。然而历史的真相是：①当时康生远在异国他乡的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１９３７年冬天才和王明一起回到中国，没有条件执行毛泽东的“阴谋”。又不是孙悟空，他不可能一个跟头从苏联翻到中国，赶完缺德事再折腾回去。②陕北红军并非孤军深入，林彪率领红一军团参加了东征战役，且为主力部队。贺龙当时率领红二、六军团在云南作战，尚未到达陕北，如何有参加东征的机会？③红军高级将领亲临前沿指挥，根本就不是罕见的事情。王良、邓萍、吴焕先等将军都牺牲在前沿， 王 先生为什么不质疑他们阵亡的原因？④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时，郭洪涛、朱理治、戴季英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人正在大搞肃反运动，刘志丹已经被他们抓了起来，马上就要被处决。毛泽东当机立断作出“刀下留人”的决策，派周恩来为代表，制止了肃反的错误，救出了刘志丹和许多无辜者，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既然有杀人之心，毛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刀下留人”？等刘被处决后，再阻止戴季英等人的行动，既除掉了眼中钉，又博取了修正错误的美名，一箭双雕，不是更好吗？⑤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是陕北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中共中央集体作出的决定并委托边区政府具体实施的，不是个人行为。难道不改为志丹县就说明毛泽东不“掩盖罪行”了？以上证据，基本都是中共党史上的常识， 王 先生不晓得吗？
将毛泽东妖魔化，是一些“民主”人士和自由主义者始终不渝的信念和行动，其根本目的在于以此为契机，彻底推倒社会主义中国大厦。问题是现在是法制社会，任何事情，尤其是作学问，必须要凭证据和事实说话。沈阳的北陵公园，每天早上都有一些颐养天年的老人凑在一起，谈天说地。有一次我插到人群中，想聆听一下高论。有个自称是沈阳军区副师级退休干部的老者，言之凿凿地发表一番鸿论：毛泽东曾经与日本人签订过秘密协议，谁也不打谁，共同对付蒋介石，也是一个大汉奸。一石激起千层浪，我本来只是想当个笑话听，看到众人义愤填膺的模样，觉得有必要反问几句：何年何月何人何地方，毛泽东与日本人签订的秘密协议？口头的，书面的？既然是事实，战后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日本人不公布？国民党的中统、军统，美国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苏联的克格勃，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为什么一点蛛丝马迹都没发现？这个秘密协议明显是级别很高的国家机密，你一个副师级干部能知道详情吗？说句难听的，你要是真知道的话，恐怕早就被杀人灭口了，还有机会在这里高谈阔论？副师级退休干部当即跳了起来，摩拳擦掌，大有要把我灭口的架势。我告诉他如果你铁证如山的话，务必请明天拿来让我看看，以正视听。第二天、第三天……后来再没见过此君，大概是不屑与我这等连级以下的无名鼠辈一般见识吧？
重证据、讲事实，这是作学问的根本。自圆其说，是科学研究的正常规律。对于那些不顾客观事实、只凭主观臆造的所谓“学术成果”，当编辑的一要能看出其破绽，二要能指出其不足，第三决不能给其发放“通行证”，使之占领宝贵的版面。据说 王 先生自传的名字是“自我感觉良好”，因此可以“自我感觉良好”地“发现”、“揭秘”；还有那个副师级退休干部，指点江山挥斥方遒，自我感觉好得更邪乎。咱小编辑没身份、没地位，可不敢“自我感觉良好”，聚精会神重证据，一心一意讲事实，才是咱的立命之本、生存之道。
２００７－０６－１７于沈阳北陵
（注：此文为2007年的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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