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小白菜”还是游客，包括一些园区部门负责人，都认为志愿者就是以前的“学雷锋做好事”。您怎么看呢？
■：我个人认为，两者之间还是有差异的。1960年代的“学雷锋”更强调单向付出，忽视利益双赢与价值回流，无视“雷锋”的自身价值实现。纯粹单向支付的事儿，总是无法坚持长久。极左思潮的反动实质就是码错价值顺序——抽去个体，片面强调集体。而失去单元个体的支撑，集体价值就成了空洞之物。
当今志愿者的价值基础是“被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在贡献自我的同时实现自身价值。就社会发展而言，这一内涵深刻的价值定位，这一双向共赢的志愿者理念，本身就是现代文明才能分泌的高级产物。
□：是的。我以为，志愿者工作的意义就在于此，虽然没有有形的报酬，但获取了更多无形报酬。在一个国际性大舞台上实习，不仅开阔了个人的国际视野，而且懂得了与人交流沟通时宽容度的重要性。这段实习的小小插曲，虽艰辛却也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加速我迈向社会的进程。同时，服务于社会也强化了我的责任感。
以上是2010年7月26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的文章《志愿者——社会文明度的标志线》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07/26/content_3342546.htm 中节选的一个段落,是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裴毅然。很显然，是在试图使用“经济学”原理来回答社会学问题。运用了大段看似艰深而专业的经济学论述来将当代志愿者同雷锋做“对比”，论证雷锋精神的不可持续性，实际只是想表达一个基本原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亦即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的一项基本假设。据说“主流经济学”假定的理想模式，就是把人类全部抽象为“理性的经济人”。不过总的来说，这段批判学雷锋是“极左”、“反动”的文字没有多少说服力。
首先，认为志愿者“贡献自我的同时实现自身价值”而过去学雷锋却无视“雷锋”的自身价值实现，其实极其没道理，你有什么根据能说明雷锋就没有实现自身价值呢？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思想道德文化上层建筑，也就是说自私、私有观念、以至于对个人得失的考量在根本的意义上都是私有制的产物——而并不是天然的。雷锋是时代造就的，当时的经济体制和社会形态不同于现在，主流价值取向也不同于现在。雷锋作为那个时代的一面旗帜、一个符号，他代表的是一种基于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和政治信仰，我理解为以对集体的贡献和创造而非个人得失来作为衡量个人价值的尺度。或者我们退一万步，就从个人得失角度来分析一下雷锋的“自身价值”问题。我们知道，雷锋生前就已经是沈阳军区著名的先进典型，多次立功（包括一次二等功）受奖，而当时他还非常的年轻，刚刚二十出头，无论是从当时还是从现在来看，雷锋都能算得上是当时历史条件所允许的典型的“成功人士”和“青年才俊”（他太年轻了！），如果雷锋不是过早牺牲的话，他的“政治前途”很可能不可限量。当然雷锋主要追求的显然不是个人的“发展”，所以上述分析纯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总之没有任何根据表明“被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不适用于雷锋，因此所谓“无视雷锋的自身价值实现”完全是个假命题。
其次，雷锋精神问题首先是一个道德问题和社会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更不是市场问题，因此运用“市场经济原理”去剖析和臧否雷锋精神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错位。雷锋精神所包含的那些基于集体主义的助人为乐、奉献、牺牲等等都是一种高尚的道德，是不论古今中外任何一个社会都鼓励和尊重的高尚道德。因为这些道德是人类社会化的产物，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成果，是人克服自身动物性的结果（一般认为利他主义是人类所特有的社会化表现），因为这些道德是维持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人类社会存在的历史远远长于市场，市场是依托于社会而存在的，因此我始终认为人首先应该是社会的一分子，其次才是所谓“市场主体”。如果没有社会，一切市场必将解体，反之如果没有市场，社会却依然可以维系。不知裴教授对历史问题是否有研究，据我所知在中外历史上“市场”并不是常有的，我国历史上就有几个“乱世”导致全国性的市场解体（表现为货币长期停止流通），局部性区域性的市场解体现象就不计其数了，但是在任何时期任何地方，凡是有人的地方就存在社会，社会并没有解体过。应该说不论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无论是何种社会形态或经济体制，任何一个社会都总是需要有人去为多数人的利益奉献和牺牲，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在所有事情上绝对满足“等价交换”“双向共赢”的市场原则。所以古今中外那些为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奉献的英雄们总是会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爱戴，相反那些极端自私的利己主义者即使很“成功”也难以获得广泛的认同。因为这是维持一个社会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基本价值观——反之社会必将趋向于解体！以原文中裴教授手下的那位研究生志愿者为例来分析，她认为做志愿者就是一种“等价交换”——“虽然没有有形的报酬，但获取了更多无形报酬，在一个国际性大舞台上实习，不仅开阔了个人的国际视野，而且懂得了与人交流沟通时宽容度的重要性……”那么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分配给她的志愿者岗位既不能“开阔国际视野”也无法与人沟通交流，就是说她看不到那里面有任何所谓“无形的报酬”，那这个志愿者她还做不做？结果无非是两种：一是这种情况下她选择拒绝做志愿者；二是这种情况下她还是选择做志愿者，并充满阿Q精神自欺欺人地为自己幻想一些所谓“无形的报酬”，以求得虚幻的心理平衡。十分显然这两种结果都将导致危机——短期显性的或长期隐性的危机。可见，如果否定雷锋精神、否定基于集体主义和社会责任的牺牲与奉献，那就势必出现无数类似这样的问题。
裴教授在文章中断言学雷锋因为是“纯粹单向支付”所以势必“无法坚持长久”。我却认为，雷锋精神和学雷锋运动绝不是某种脱离世界历史主线的孤立社会历史现象，而是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的丰碑，是最大限度挖掘人类社会道德潜力的一次尝试。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除了商业理性之外，更加不可或缺的是道德、精神和信仰。就像作家杨志军所指出的：人可以没有宗教，但不能没有信仰。“皈依宗教是寻找一个集团，而皈依信仰才是真正的精神出路。”作为80后，我没有经历过最初的学雷锋运动高潮，我对于雷锋以及雷锋精神的了解主要来自上幼儿园时老师的教育，那时大约是1990年，记得当时老师讲了很多关于雷锋的故事，还教我们唱《学习雷锋好榜样》，要求每个人都要学会。所以我对雷锋还是有基本的了解的，后来知道，当时全国兴起了一次新的（也是最后一次）学雷锋运动高潮。而比我更年轻的85后90后们是否接受过完整的雷锋精神教育就不清楚了。后来有时和长辈谈及1960年代第一次学雷锋运动高潮时的情形，都说那几年的社会风气极好，空前绝后的好，真的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社会风气再也没有像当时那样好过。因为没有亲身经历那个年代，所以我无法想象当时的景象究竟是什么样的。我只是觉得如今的社会越来越趋向于商业化，越来越多的人趋向于“理性经济人”，总之一切正向着“主流经济学家”们所假想的“现代文明”的理想模式加速演变。可是这种“现代文明”的模式就能够“坚持长久”吗？这段时间我去参观上海世博会，时常流连于宝钢大舞台的“中国元素”民间工艺美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区。我为那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祖国传统民间工艺美术作品而惊叹，但也发现了令人十分不乐观的现象，那就是几乎80%的传统民间工艺将要面临失传困境。我所见到的绝大多数的民间艺人都超过50岁，而在和他们的交谈中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抱怨自己的事业后继无人。原因很简单，现在的年轻人都很“商业理性”，他们深知要熟练掌握一门传统民间技艺需要付出巨大的心血，但物质回报却很有限，这显然不符合“现代文明”所倡导的“双向共赢”理念，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拒绝再像上一辈人一样坚守那份清贫。这些精美而独特的传统民间技艺，这些共同组成“中国元素”的传统民间技艺，它们有的传承了数百年，有的传承了上千年，战乱和饥荒都不曾摧毁它们顽强的生命力，可是在“主流经济学”支持的“现代文明”价值观统治的短短几十年间，它们中的大多数竟都在无声无息地走向消亡，这是怎样的触目惊心啊！难道这就是所谓“现代文明”的“坚持长久”么？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中国青年报》是中国最有价值的报纸。原因之一就在于中青报具有的兼容性和开放性，在上面往往能接触到各种不同的理念、观点、言论。古人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观点的多元化显然是一种进步，但是观点多元并不意味着放弃底线。我想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一些东西是不应该允许被贬损和质疑的。至少在目前看来，所谓“言论自由”在全世界并不是没有限度的。俄罗斯去年通过法律，质疑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的言论将被追究法律责任，在欧洲，发表亲纳粹言论或使用纳粹标志会被治罪，而在911之后的美国，各种与“文明冲突”有关的限制就更多。前两年听说有人提议制定《中华英烈保护法》，我想这是十分必要的，很可惜后来就一直没有了下文。而这些年来那些数典忘祖贬损英烈的事件在我国不断的上演。从最早的取消岳飞、文天祥等历史人物“民族英雄”提法到后来董存瑞、黄继光等等各种英模被恶搞、被质疑，记得07年看到一个新闻说上海有个什么大学教授“调查”后得出结论说刘胡兰的英雄事迹是伪造的，后来军方出面才摆平了此事，还有上海市的中小学教材大幅取消有关革命英烈的内容，还有07年洛阳发生的骇人听闻的地方政府强行损毁烈士陵园事件，从广义来说，也许还可以包括08年512地震时《南方都市报》发表的“学者”朱学勤的“地震天谴论”，这个丧心病狂的骗子最近被揭露出学术不端问题，你能相信这种人会有学术道德么？关于雷锋精神，似乎从改开至今就一直受到“讨论”和质疑。但无论如何，我相信对于全世界知道雷锋其人其事的大多数人来说，提到“共产主义战士雷锋”这个形象，他的心中会涌起一种亲切的、温暖的感觉，而那些贬损、质疑雷锋精神的人，他的内心一定是坚硬的、冰冷的、麻木的，他们贬损和质疑雷锋，可能仅仅是为了哗众取宠，可是不仅麻木了自己的内心，也恶化了舆论环境，消解了社会良知。7月30日《中国青年报》刊登的对作家王树增的专访《一个民族一定要有主心骨》对我触动很大。文中提到这样一件事情：一个日本记者到北京某所大学去采访，他突然问在场的大学生一个问题：你们知道邱少云吗？一个大学生站起来说，我们都知道那个傻冒儿。这个记者回去就在《朝日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支那人的堕落》。这在日本人心中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想，如果那位日本记者读到了裴教授和他的研究生的这段，或许又会写一篇文章《支那人的麻木》。
注：情绪中暑，做不好文章，有点语无伦次。只是抒发一下观点，大家将就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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