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夹雪自选集》理解指要及观点摘录

《雨夹雪自选集》理解指要及观点摘录　　

雨夹雪在《暂别前给左派朋友的一封信》一文后面向网友推荐了自认为稳妥的文章，我就将其视为雨夹雪阶段性自选集了。现就其文章指要及观点略记如下：　　

我理解的文章指要：　　

《是谁杀了卢武铉》揭示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实质是权钱交易。　　

《轮回：革命30年来的伊朗》揭示了伊朗从巴列维的西化改革走向内贾德的保守路线的回归，从有利于权贵的西化走向有利于平民的民本历程。　　

《暴乱的背后：浅谈“疆独”问题》通过粹疆独的发生发展过程的回顾，揭示了毛泽东时代解决问题的经验的重要，同时也揭示了是资改派造就了疆独的实质。　　

《漫谈阶级斗争与人类社会发展》通过对阶级斗争史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回顾，揭示了公有制及共产主义的人类归宿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建国大业的立场问题》一文揭示了目前国内宣传领域丑化共产党，美化对手，进而达到否定建国前后的历史。这个国庆献礼好像更象改开三十年的专门献礼不是建国六十年的整全献礼。　　

《舜帝微服出访记》文学的笔法写出一段以为正确路线执行后歪曲的真实。　　

《硕果仅存的集体经济救得了中国农村吗？》揭示就农村谈农村解决不了根本问退，归根到底要看社会大环境的改变。　　　　

《向……汇报2008年一年来的工作》从危机看转机，危机尽头是转机。　　

《极右派吹响了 “颜色革命”的集结号》清理右派已经成为历史必然，是中华民族生存的本能需要。　　

《权力·资本·“国退民进”——浅谈“权贵资本主义”　》改革成了持权抢劫的代名词。　　

《从“毛主席时代大姑娘连裤子也穿不上”说起》，集体经济是农村经济飞跃的出路。　　　　

答任志强《80后为什么感觉不幸福》一文，揭示了未来年轻人只有走毛泽东思想路线才能幸福。　　

《暂别前给左派朋友的一封信》提示左派现阶段怎么办。　　

雨夹雪自选文观点摘录如下：　　

1、是谁杀了卢武铉　　

为什么一向以清廉著称的卢武铉也走上了腐败之路呢？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不仅是　王绍光　先生所说的“选主”，更是一种金权政治，或者说是权钱交易。大体上呈“我资助你选举，你上台照顾我，下台我再给你一些股票或公司的职务补偿”三部曲，即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单单凭正当途径，选举经费远远不够，“政治献金”是必不可少的。卢武铉2003年5月遭到国会弹劾，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在任期内遭受国会弹劾起诉的总统。当时卢武铉宣传自己的“政治献金”数量不到大国家党十分之一（实为八分之一），但数量也达到千万美元。“政治献金”实为变相的贿款，难道能指望收“政治献金”的人清廉？或许卢武铉真的想“与腐败无缘”，但在以权钱交易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下，这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是谁杀了卢武铉？可以说，无论是自杀、他杀还是意外，卢武铉之死的真正凶手都是以权钱交易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应该说，权钱交易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生命，像部分共产党这样的一些真心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如果遵守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就面临两难处境：与腐败无缘，选举经费远远不够，不可能上台；如果收很多“政治献金”，腐败变质了，上台也只能和资本主义政党同流合污，不可能真心为人民服务。这样，以权钱交易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有效的防止了真心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上台执政。　　　　

卢武铉之死如同警钟长鸣，再次告诉我们：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实质是权钱交易，绝不是“与腐败无缘”的制度，反而是腐败的制度化。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是一个吃人的制度，所有“清清白白”，希望“与腐败无缘”的政治家，一旦希望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下上台，最后只能像卢武铉一样在腐败中越陷越深，最后葬送了自己。必须丢掉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最后一丝幻想，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这一以权钱交易为基础的制度，才能建立真正与腐败无缘，真心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2、轮回：革命30年来的伊朗　　

巴列维全盘西化的“现代化”和“高速经济增长”不仅没有给人民带来好处，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贫富差别，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全盘西化的“现代化”和“高速经济增长”的真正受益者只是王室、高层官僚、大商人和西化的“知识精英”等极少数人。　　

我认为，判断一切政策性质的标准，应该是看这些政策打击了谁，对谁有利。霍梅尼时代“全盘伊斯兰化”的政策缩小了贫富差别，促进了社会平等。显然，霍梅尼推行“全盘伊斯兰化”受损害的只是卖国的王室、高层官僚、大商人和西化的“知识精英”等极少数人，广大人民是拥护的，完全可以说是一场革命。　　总之，革命前伊朗的巴列维集团全盘西化的“现代化”和“高速经济增长”加剧了社会矛盾、贫富差别，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霍梅尼领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普遍支持。在霍梅尼取得政权后，以伊斯兰教为旗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沉重打击了卖国的王室、高层官僚、大商人和西化的“知识精英”等人，使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同时霍梅尼粉碎了美国等国的颠覆活动，捍卫了伊朗的主权。伊朗伊斯兰革命是一场以伊斯兰教为旗帜的民族民主革命。　　

　1989年6月3日　　，伊朗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病逝，享年88岁。这时，距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已经10年了。曾经受到巴列维王朝迫害的宗教人士在多年掌权后，不少人对清苦的生活不满，提出以私有化、市场化为中心的“改革”，实质是希望像巴列维集团一样打着改革的旗号把全国人民的财产攫为己有，是一种复辟行为。拉夫桑贾尼是这种呼声的代表。　　

就任总统后，拉夫桑贾尼打着“改革”的旗号大搞复辟。经济上，拉夫桑贾尼大力推行私有化、市场化为中心的“改革”。通过“改革”，拉夫桑贾尼家族把全国人民的财产攫为己有，迅速变成了伊朗首富。哈塔米比拉夫桑贾尼走的更远。他对内进一步推行私有化、市场化为中心的“改革”；对外进一步大搞卖国外交，主张加强与西方交往，提倡“文明间对话”。这一切给伊朗广大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特别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上，哈塔米不仅没有支持塔利班和萨达姆，反而站在美国一边，结果塔利班和萨达姆垮台后，伊朗陷入了美国的包围中，美国把伊朗列为下一个打击目标。　　

总之，从拉夫桑贾尼时代到哈塔米时代，伊朗的“改革派”打着改革的旗号大搞复辟，使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果几乎丧失殆尽，贫富差距加大、经济衰退，给伊朗广大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使伊朗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2003 年市政选举和2004年议会选举“保守派”相继获胜，表明“改革派”开始遭到了伊朗广大人民的唾弃。　　　　

当时，拉夫桑贾尼也曾宣称选举不公，而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说，此次选举结果表明了"人民渴望公正和真理、憎恶腐败"，拉夫桑贾尼无话可说，被迫承认内贾德的胜选。内贾德的胜选标志着 “改革派”的彻底失败与“保守派”势力的全面回归。　　

内贾德时代的伊朗在高科技上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据伊朗国家电视台今年2月3日报道，伊朗当天凌晨通过“使者2”号火箭将首颗自制的“希望”号科研卫星成功送入太空轨道。独立发射卫星是一个国家综合科技水平的标志，今天，有能力独立发射卫星的国家一共只有10个，分别是苏联（1957）、美国（1958）、法国（1965）、日本（1970）、中国（1970）、英国（1971）、印度（1980）、以色列（1988）、朝鲜（1998）和伊朗（2009）。可见，伊朗已成为当今世界以科技为代表的综合国力较强的国家。　　　　

总之，“保守派”内贾德任职的时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时代。伊朗贫富差距缩小，综合国力增强，社会风气净化，国际地位提高，很大程度上捍卫和恢复了伊斯兰革命的成果，和“改革派”执政的16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保守派”内贾德的拨乱反正引发了“改革派”的极大恐慌。他们知道，如果让“保守派”再执政下去，政策的效果充分显现，他们将彻底遭到伊朗广大人民的唾弃。他们打着“改革”旗号窃取的巨额财产也有丧失的危险。“务实改革派”联合 “激进改革派”，妄图利用2009年大选把内贾德拉下马。显然，内贾德的话是有道理，而穆萨维的话没什么道理。辩论结束后调查显示，吃尽了私有化、市场化和卖国外交苦头的伊朗人绝大多数不赞成穆萨维的话。后来内贾德和另一位“改革派”候选人卡鲁比的辩论类似。以至于在穆萨维和卡鲁比的辩论中，两人一起攻击内贾德。　　　　

完全可以说，当前伊朗骚乱的规模并不大，支持骚乱的人在德黑兰市民中也是极少数。不仅如此，支持内贾德的庆祝活动从声势和人数上远远压倒了“改革派”的阵容。　　

总之，2009年大选是主张私有化、市场化和卖国外交的大官僚、大商人和西化的“知识精英”与伊朗人民的较量。尽管“改革派”用尽了卑劣手段，但是无法改变遭到伊朗广大人民的唾弃的现实，反而让伊朗人民看清了“改革派”的真面目。　　

纵观革命30年来的伊朗，经历了一个革命、打着“改革”的旗号搞复辟、捍卫和恢复伊斯兰革命的成果的轮回。尽管现在伊朗局势尚未平静，但是我相信，吃尽了私有化、市场化和卖国外交苦头的伊朗人民一定会把捍卫和恢复伊斯兰革命的成果的斗争进行到底。　　　　

最后提一个建议，伊朗的“保守派”是捍卫伊斯兰革命的成果的一派，应该叫革命派；“改革派”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把全国人民的财产攫为己有，复辟伊斯兰革命前的旧社会的一派，应该叫复辟派。　　

3、暴乱的背后：浅谈“疆独”问题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中央政府没有管辖西域的时期，新疆地区各族人民也一直视自己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从未视自己为外族。总之，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的一部分，新疆地区各族人民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无论古代中国的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时期还是新疆地区存在地方政权时期，这一事实从未改变。　　　　

“疆独”的出现是由于旧中国主要是清朝和中华民国时期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引发人民反抗，而人民的反抗斗争往往被民族上层和宗教首领利用，加上外国侵略者的挑唆，最终蜕变成了分裂活动。只有消除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才能根本上消除“疆独”的土壤。　　　　

国民党政府对“东突”分裂运动的纵容和支持起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区革命运动领导人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人公开反对国民党扶植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麦斯武德、伊敏、艾沙等人出任省政府领导职务，为维护中国统一做出了贡献。　　

从“疆独”的早期活动可以看出，“东突”分裂运动尽管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支持和国民党政府的纵容，但是仍然昙花一现，没有成什么气候。而且，早期的“东突”分裂运动已经给新疆地区各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新疆地区各族人民逐渐认识到了：分裂没有出路，把汉族和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联合起来，把新疆地区的革命斗争汇入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洪流上来才是唯一的出路。　　

新疆的解放和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不仅维护了中国的统一，也第一次真正实现了新疆地区的统一和稳定，为新疆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共和国初期的反“疆独”斗争得到了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的广泛支持。当时在进行社会改革时采取了稳重和谨慎的步骤，充分考虑了新疆民族和宗教的特点。总之，新中国通过培养出民族干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开展减租反霸斗争、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宗教制度的民主改革等一系列社会改革和大力建设新疆，基本消除了新疆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促进了新疆地区的发展，基本清除了“疆独”的土壤。　　　　

应该说，清理里通外国分子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文化大革命是对新疆地区民族干部的一次大考验，为清理里通外国分子创造了条件。在文化大革命中，里通外国分子组织了“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妄图借当时的混乱来分裂祖国。然而，当时的中国“疆独”的支持者寥寥无几，里通外国分子们组织 “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使他们暴露了出来，正好方便了中央政府对残余的分裂势力作一次彻底的清理。毛主席和当时公安部门的负责人的正确领导对破获“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起了关键的作用。破获“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使新疆残余的分裂分子几乎被一网打尽，是反“疆独”斗争的一次伟大胜利。可以说，如果以后坚持建国以来的正确方针，新疆就不会再出现大的分裂活动，“疆独”活动将逐渐彻底消亡。尽管后来出现了新的情况，破获“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还是使“疆独”沉寂了10年左右。　　　　

总之，拉拢上层的路线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组织基础，新疆和内地及新疆内部贫富差距的拉大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经济基础，少数民族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构成了“疆独”活动的阶级基础，“非毛化”和伊斯兰教的复兴构成了“疆独”活动的思想基础，严重的腐败问题和大汉族主义的复活构成了“疆独”活动的群众基础。这一切清楚的表明，改革开放中存在的问题为“疆独”的复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当然，我们必须明确，改革开放以来，和中国其它地区一样，新疆地区成就是第一位的，问题是局部性的、第二位的。　　

总之，90年代以来“疆独”活动进入有组织的活动时期，分裂政党与团伙组织成员呈现年轻化、知识化和组织统一化，境内外的“东突”恐怖组织之间的联系大大加强，策划和实行的各种爆炸、暗杀等恐怖案件逐年增多，并且获得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这一切表明，反“疆独”斗争的形势日益严峻。　　

“杀左族毛”的极右派的主要目标就很清楚了：以“杀左族毛”为旗帜，像当初发动“4·12”的蒋介石一样通过反革命政变清除党内的健康力量，夺取政权把中国变成依附外国的附庸国，利用外国的刺刀保护自己掠夺来的巨额财富。　　不管事态如何发展，无可否认的是“7·5”事件已经极大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及党内健康力量的声望，客观上有利于国内极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部分实现了极右派的目的。　　　　

“7·5”事件的发生是改革开放中的问题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叫嚣“杀左族毛”的极右派和国际帝国主义勾结策划的政治阴谋。　　　　

在这里我只提几点原则性的建议。　　　　

首先，注意破获“疆独”分子的组织和网络。其次，一定要对勾结“疆独”分子的极右派进行彻底的清理。再次，必须果断改变“韬光养晦”的对外政策。此外，必须破除思想上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迷信。 最后，要逐步纠正改革开放时期存在的失误，恢复毛主席时代的成功经验，以解决新疆和全国范围内的严重的社会矛盾，这是解决“疆独”问题的根本。　　

4、漫谈阶级斗争与人类社会发展　　

到了今天，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共产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够重视的恶果已经充分暴露，当前国内的阶级斗争态势十分严峻，“通化钢铁事件”等“群体性事件”是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突出表现。如果再不抓阶级斗争，支持工人、农民对官僚、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正义斗争，限制官僚、知识分子和厂长经理等享有的特权，倾覆之日为时不远。　　　　　　

解决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唯一的手段就是通过阶级斗争推翻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改变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僚、掌握文化权力的知识分子和掌握经济权力的资本家三位一体共同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社会结构，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　　

5、建国大业立场问题　　

事实上，“没有任何政治立场”的“纯粹的商业片”是根本不存在的。　　

国民党最佳的反共宣传的效果，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就国民党反动派方面，必须承认一些错误，主要是腐败问题，但是绝对不能承认国民党反动派是和人民根本对立的这一根本问题。其次，就共产党方面，必须承认共产党的一些优点，但是绝对不能承认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利益，得到广大人民踊跃支持的这一根本问题。再次，应该极力夸大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国民党内部爱国将领的作用。　　

如果认为“英雄”就是杀人如草、好色如命、饮酒如狂、阴谋层出的黑社会老大式的人物，那么蒋介石不仅是英雄，恐怕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人。　　

蒋经国根本不是职业军人，他是1937年回国的，苏联卫国战争1941年才爆发，怎会有“在苏联卫国战争时候，是拿着冲锋枪跟德国人打过仗”的“英雄事迹”呢？　　

蒋经国去上海“打老虎”实质是依靠暴力掠夺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来维持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内战。　　

的确，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不能完全和他的道德品质画等号。政治态度没落的人道德品质并非必然败坏，政治态度进步的人，道德品质也并非完美无缺。但是，一个人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确对道德品质有决定作用。绝大多数政治态度没落的人道德品质同样是败坏的，绝大多数政治态度进步的人，道德品质也同样是高尚的。　　

解放战争是一场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广大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代表的反人民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大地主的阶级斗争，根本不是什么谁代表更多的人的问题，和西方选举是根本不同的。　　

中国共产党也决不仅仅是和历代农民起义一样，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耕者有其田”建立一个新王朝，而是一开始就以跳出历史周期率，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为目标，耕者有其田不过是实现农业集体化，永远杜绝地主阶级复活的第一步，绝不是终极目标。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搞经济比资本家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强的多，建国初期就稳定了物价。而且荣毅仁等民族资本家根本没有走，跑到台湾的不过是一小撮极端反动的官僚买办资本家。通过3年解放战争好不容易才把他们赶到台湾了，难道还要把他们请回来吗？　　　　

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的地位绝不是民主党派赐予的，中国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合法性也绝不是人民政协会议授予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的地位和中国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合法性是广大人民在解放战争用鲜血和生命赋予的。　　

据记载，辽沈战役解放军阵亡14009人，伤53328人，失踪1874人，共69211人；平津战役解放军阵亡7030人，伤31478人，失踪936人，共39444人；淮海战役解放军阵亡25954人，伤98818人，失踪11752人，合计136524人。另据记载，三大战役共动员支前民工880余万人次，人民群众出动支前的大小车辆141万辆，担架36万余副，牲畜260余万头，粮食4.25亿公斤。　　

李向阳和松井都是爱国主义者，但是一个爱的是广大人民的国，一个爱的是反人民的垄断资产阶级的国。解放战争精神是李向阳式的爱国主义，“兰博精神”是松井式的爱国主义，两者岂容混淆？把解放战争精神说成是“兰博精神”是把解放战争的性质由民族的人民的革命战争歪曲为“侵略战争”，如果解放战争精神是“兰博精神”，那么中国共产党解放台湾的努力就成了侵犯台湾人民台湾家园的行径，应该被谴责了。　　
在毛主席时代，所有的文艺作品可以说都是主旋律作品，塑造了无数英雄形象。毛主席逝世以后，文艺界主旋律迅速出现了不协调的声音。从刘心武的《班主任》开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非主旋律”文学作品迅速崛起，影视界亦是如此。在“非主旋律”文艺作品的强烈冲击之下，以“去脸谱化”为旗号，影视作品中的国共两党的形象也悄然发生变化。　　
今天，即使公认的拍的比较好的主旋律作品，如《潜伏》之类，或多或少的都有描述共产党组织的“冷漠无情”，共产党将领的粗鲁无礼，国民党军官的忠诚、儒雅、富有人情味的情况，真正意义上反映代表广大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和代表反人民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大地主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历史真实的“主旋律作品”可以说已经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建国大业》由国庆献礼片变成“反共宣传片”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6、舜帝微服出访记　　　　

老人苦笑说：“尧帝以人民的公仆自居，乃是为人民服务。人民的儿子可就不一样了，就拿我小儿子来说，他出生不久就没了娘，我辛辛苦苦把他拉扯大，现在他都三十大几的人了，还找我要钱在城里买房。可以说儿子就是‘吃父母、穿父母、花父母、还不孝敬父母’。‘公仆’和‘儿子’也代表了尧帝和舜帝对人民两种不同的态度。”　　　　

古史材料注释：　　　　

⑴《说苑·君道》：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人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　　　　

⑵韩非子《十过》：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子，削锯修其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候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　　　　

⑶《淮南子·本经训》：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　　　　

⑷韩非子《五蠹》：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　　　　

⑸韩非子《五蠹》：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锸，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　　　　

⑹《吕氏春秋·行论》：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　　　　

⑺《左传·文公十八年》：流四凶族，浑敦、穷奇、寿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　　　　

⑻《史记·五帝本纪》：放齐曰：“嗣子丹朱开明。”尧曰：“吁！顽凶，不用。”　　

⑼《孟子·万章上》：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　　　　

⑽《汉书人表考》(卷1)：“母陈锋氏，曰庆都，感赤龙，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翼之星精，身长十尺，面锐上丰下，眉八彩，参眸子。发长七尺二寸，忧劳瘦臞，形若腊。”　　　　

⑾《淮南子·修务训》：舜霉黑。　　　　

⑿《荀子·非相》：帝舜短。　　　　

7、硕果仅存的集体经济救得了中国农村吗？　　

今天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子同样不可能不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制约，不同程度的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是正常的。　　

南街村、华西村等的村子在当前的社会大环境下坚持集体经济，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其意义我们决不能低估。　　

我以为分田单干造成的危害不仅仅限于农村，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大环境的危害。　　

我认为，农业集体化和农村工业化并不矛盾。　　

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是公有制为基础、计划为主导的，有可能通过国家计划的力量逐步消除农业的弱势。还可以通过集体的力量兴办一些工业，因为这些农村工业是集体所有的，所以可以实现农民共同富裕。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就是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工农差别的消灭和农民共同富裕。　　

我认为应该看处于哪一阶段，在集体所有制建立之前，是建立集体所有制更重要，同时不能忽视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在集体所有制已经建立之后，是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更重要，同时不能忽视巩固集体所有制。这两个阶段是一脉相承的。　　

有些“能人”之所以收入比其他人多很多，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真的比其他人强很多，而是因为他们站在了剥削人压迫人的地位上。　　　　

同学们，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就农村谈农村，必须着眼于社会大环境。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农村出路所在，当前南街村、华西村等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子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但是能够发挥多大作用归根到底要看社会大环境的改变。　　　　

8、向……汇报2008年一年来的工作　　

⒈积极准备推广转基因主粮　　　

⒉避免了房地产市场的崩盘　　　　

⒊克服了通货紧缩的压力　　　　

⒋加速推进了土地流转工作　　　　

⒌坚定不移的推行国企改制　　　　

⒍教育改革迅猛推进　　　　

⒎医疗改革方向奠定　　　

⒏养老保险改革取得了重要突破　　　　

⒐为司法改革开展作了良好的准备工作　　　　

⒑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迈入正轨　　　

⒒成功解决了强制拆迁问题　　　　

⒓妥善处理了三鹿奶粉遗留问题　　　　

⒔有效的维护了中美关系的大局　　　　

⒕两岸关系开启了新篇章　　　　

⒖胜利庆祝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　　　　

9、极右派吹响了 “颜色革命”的集结号　　　　

提纲：　　　　

一、肆无忌惮的妖魔化社会主义　　　　

    ⒈污蔑毛主席时代“饿死3755万人”　　　　

⑴毛主席时代真的“饿死3755万人”了吗？　　　　

⑵毛主席时代饿死个别人能说是社会主义的罪恶吗？　　　　

⑶改革开放时期真的 “没有饿死一个人”吗？　　　　

⑷关于辛子陵等人对三年困难的责任不容回避　　　　

⒉制造恩格斯和邓小平有关的政治谣言　　　　

⑴所谓“共产主义这种乌托邦理论，恩格斯晚年已明确否定。”　　　　

⑵所谓“邓小平提出改名人民党或社会党”　　　　

二、恬不知耻的吹捧资本主义　　　　

⒈“悄无声息地做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事情”的美国　　　　

⑴关于阿拉斯加永久基金(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　　　　

⑵关于汽车大王福特　　　　

⑶美国绝不是中国的榜样　　　　

⒉“司法很公正”的意大利　　　　

⒊“人类共同认可”的民主社会主义　　　　

三、处心积虑的“切割”与“换装”　　　　

⒈从权贵集团的形成和发展谈起　　　　

⒉荒谬绝伦的“改革派”与权贵集团矛盾说　　　　

⑴关于“未来几年的政治决战”　　　　

⑵关于“国内的主要矛盾”　　　　

⒊反对权贵集团的真实目的　　　　

⑴与权贵集团“切割”　　　　

⑵实现“改革派”权贵集团的“换装”　　　　

⑶把支持社会主义的党内健康力量和广大人民打成“权贵集团”　　　　

四、“救党三策”为名的亡党三策　　　　

⒈关于土地私有化　　　　

⒉关于“国民收入的分配向民生倾斜”　　　　

⒊关于国企私有化　　　　

五、图穷匕见的“颜色革命”蓝图　　　　

⒈在历史问题上的险恶用心　　　　

⑴所谓“重新评毛”　　　　

⑵所谓“为‘LS’平反、为‘轮子功’平反”　　　　

⒉毫不掩饰的改旗易帜主张　　　　

⑴关于“对党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　　　　

⑵关于多党制问题　　　　

3.要求分裂党的公开叫嚣　　

六、请把依据党章和四中全会决议清理极右派作为加强党建的开端　　　　

    ⒈辛子陵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⒉请依据党章和四中全会决议清理极右派　　　　

⒊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清理极右派才能使党获得新生　　　　

如果按照辛文的逻辑，毛主席时代饿死个别人是社会主义的罪恶。那么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一是毛主席时代之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时期没有饿死人，毛主席时代饿死了；二是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没有饿死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有饿死人现象。　　　　

也就是说，按蒋介石的“黄金时期”的死亡率算，这三年还少死了五千万人。　　

可是不要忘了，蒋介石执政长达20余年，其中前十年被吹嘘成“黄金时期”。长达十年的“黄金时期”中国人口死亡率都没有明显下降，凭什么认为他再执政十年人口死亡率就会下降一半以上？　　　　

可是不要忘了，毛主席接手的中国更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美国也想从朝鲜打过来，摊子可要比蒋介石接手统治的民国烂多了，为什么短短几年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试问，今天人均粮食产量惊人的美国为什么解决不了饥饿问题，近5000万人遭遇饥饿的威胁？除了资本主义制度贫富两极分化造成的灾难，还有其它解释吗？　　　　

从上文可以看出，毛主席时代饿死个别人不仅不能说是社会主义的罪恶，相反如果毛主席时代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贫富两极分化，饿死的人绝对要多得多。　　　　

大家请注意：辛子陵1950年是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9年以后的1959年才参加中国共产党。1959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而辛子陵又是一个军中耍笔杆子的。究竟他在1959年宣传什么使他立功得以在参军9年以后终于入了党？笔者不敢妄断，但是依据常理，应该是鼓吹“共产风”、“浮夸风”。　　

我建议，有关部门一定要对辛子陵等人对三年困难的责任进行彻查。如果辛子陵在三年困难时期的确鼓吹了“共产风”、“浮夸风”，应该进行适当的惩处。如果没有，也要把他三年困难时期的作品公布于众，以澄清人们对辛子陵“195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等问题的疑惑，还辛子陵一个清白。　　　　

众所周知，“饿死3755万人”的谬论这几年早已被广大人民从各个角度批的臭不可闻。难道辛子陵完全不知情吗？恐怕不是，辛子陵之所以一再坚持臭不可闻的“饿死3755万人”的谎言，恰恰说明即使是极右派也找不出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当家作主毛主席时代的“黑暗”，恰恰说明辛子陵为代表的极右派在妖魔化毛主席时代、妖魔化社会主义问题上已经黔驴技穷。　　

也就是说，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认为共产主义要靠和资本家合作实现的观点是乌托邦，向工人们鼓吹一种高出于一切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即当时初露苗头的修正主义，也就是辛文中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人（即辛子陵之流）是工人的最狠毒的敌人，一些披着羊皮的豺狼。恩格斯晚年不仅没有明确否定共产主义，而且恰恰是否定了辛文中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　　　　

我希望，辛子陵能够说清楚邓小平同志提出改名人民党或社会党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的事，全文是什么。　　

按照辛文的观点，新中国前三十年一片漆黑，后三十年彻底腐败，毛主席是“饿死3755万人”的历史罪人，邓小平同志是一方面粉碎了要求共产党改旗易帜的动乱，另一方面又主张共产党改旗易帜，主动提出改名人民党或社会党的政治小人。对新中国、对社会主义的妖魔化之严重，连海外反华势力都叹为观止、瞠乎其后、望尘莫及。这样一个人，竟然还以老党员、老干部自居，岂非咄咄怪事吗？ 　　　　

当然，辛文反映的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些问题，如生产相对过剩、贫富两级分化、官商勾结的金权政治大多是客观存在的。可这些都是典型的“资本病”，是毛主席时代根本不存在的，这些问题的出现恰恰反映了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社会主义自我发展完善”的方向，只有拨乱反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才能解决。辛子陵却认为是背离社会主义还不够远，复辟资本主义还不够彻底，要靠进一步复辟资本主义来治疗“资本病”，岂非滑稽之极吗？　　　　

阿拉斯加永久基金的经验教训不仅不能证明美国“悄无声息地做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事情”，恰恰证明不改变资本主义根本制度，妄想点滴改良是行不通的。　　　　

不仅“五美元工作日”完全是福特压榨工人的工具。更令人发指的是，20世纪30年代，福特公司与黑社会相互勾结，控制了迪尔本的警察局，光天化日下对工人运动进行血腥镇压，包括殴打、枪杀、恐吓。　　

美国汽车大王福特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典型的官商黑相互勾结的恶霸式资本家，“五美元工作日”完全是福特压榨工人的工具，而且根本弥补不了工人的损失。绝大多数工人宁愿去别处去寻找工作也不愿在福特公司享受“五美元工作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当前的种种问题大多是典型的“资本病”、“美国病”毛主席时代根本不存在的，正是改革开放时期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社会主义自我发展完善”的方向，同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接轨”接来的。　　

辛文一方面对美国当前全面地、严重地、制度性地、不可遏制的危机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利用种种谣言吹捧美国，鼓吹向美国学习。看了辛文对美国的吹捧，我甚至对辛子陵的国籍产生了怀疑：如果辛子陵是个中国人，怎么会比美国掌权的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更爱美国，怎么会用连美国掌权的一小撮垄断资产阶级都会感到脸红的谣言来吹捧美国？　　　　

约5000名商人和政治人物被捕，只有582人被宣判有罪，仅有不到10人最终入狱，法官自己承认反腐打黑失败，其主要涉案人之一政商两界巨头贝卢斯科尼自己提交议案赦免自己无罪。直到今天，在意大利担任总理的仍然是那个“净手运动”的主要涉案人之一、依靠官商勾结致富的全国首富、靠黑手党“欺诈选票”上台并公开宣称黑手党是“英雄”的黑恶势力保护伞、以“我们有漂亮的秘书，娇好的女孩”向美国谄媚的卖国贼、宣称“墨索里尼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人”的法西斯余孽贝卢斯科尼。……如果这都算“司法很公正”，怎么才能算“司法不公正”？　　　　

简单的说，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和毛主席时代免费医疗（城市公费医疗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免费住房（福利分房制度）、免费养老（城市退休制度和农村集体养老制度）、免费教育、全民就业、贫富差距不大、执政党得到老百姓广泛拥护的社会主义截然对立的“社会主义”，一种以人民普遍找不着工作、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养不起老、贫富两级分化、执政党被老百姓唾弃为特征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难道还需要我们去学习吗？　　　　

显然，辛子陵是带着有色眼镜看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于资本主义（包括“最坏的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一星半点的“成就”（还不知是真是假，毕竟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媒体也都被垄断财团控制，我们得到的有关信息都是经过了美国和“中美国”主流媒体的双重过滤。）都拿出来大吹特吹，宣称资本主义如何公平和正义，而对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贫富两级分化、官商勾结的金权政治等等全面地、严重地、制度性地、不可遏制的危机统统视而不见，更不追究这些和资本主义制度有何关系。可以说吹捧资本主义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辛子陵主张“人民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因为在这些旗帜下可以保护中国非法暴富阶层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同时可以建立一个崇洋媚外、全盘西化、半殖民半封建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利用美国大兵的刺刀来保护非法暴富阶层的资产，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张则是要彻底消灭私有制、消灭这个暴富集团。对照前文辛子陵靠编造毛主席时代“饿死3755万人” 、“共产主义这种乌托邦理论，恩格斯晚年已明确否定”等等谣言来妖魔化社会主义，其站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立场是极为坚定、反毛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态度是极为坚决的。　　　　

毛主席时代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根本没有什么权贵集团。中国权贵集团正是随着背离了“社会主义自我发展完善”的方向的“改革”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派”就是权贵集团，权贵集团就是资本主义“改革派”。　　

事实上，“改革派”权贵集团不仅不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反而极为拥护全盘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派”权贵集团总是尽力推动全盘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谋求废除党章、宪法的有关规定，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彻底赦免“改革派”权贵集团的“原罪”，将30年来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的血腥掠夺合法化，同时取媚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必要时为保护30年来从广大人民身上掠夺的巨额财富，镇压人民反抗而引入外国军队乃至支持外国瓜分中国，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　　

我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是加强党的建设，依据党章的有关规定把辛子陵之流公开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鼓吹全盘西化的极右派分子、“改革派”权贵集团的成员清理出去。然后在整顿好的共产党的领导下，恢复和发展毛主席时代的群众性大民主。只有真正做到人人起来负责，而不是把人民的命运交给几个选举出来的“精英”，才不会人亡政息。　　

未来几年的政治决战是：或者是党内健康力量制服“改革派”权贵集团，真正贯彻落实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恢复和发展毛主席时代的群众性大民主，并依据党章、宪法的有关规定，支持广大人民索回30年来被“改革派”权贵集团夺去的一切，最终消灭“改革派”权贵集团，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或者“改革派”权贵集团制服党内健康力量，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推动全盘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建立比现在还要厉害的金权政治，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甚至殖民地，进一步剥夺压榨人民。　　

问题积累到今天，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同“改革派”权贵集团的矛盾。　　

“改革派”权贵集团力图把30年来阴谋复辟资本主义造成的生产相对过剩、贫富两级分化、官商勾结的金权政治等等问题的责任统统推到毛主席身上，推到共产党身上，推到社会主义制度身上。这样既可以撇清自己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的血腥掠夺的滔天罪行，同时又可以废除党章、宪法的有关规定，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彻底赦免“改革派”权贵集团的“原罪”，将30年来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的血腥掠夺合法化，同时取媚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　　　　

“改革派”权贵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辛子陵反对“权贵集团”还有一个罪恶目的：把所有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力图依据党章、宪法的有关规定，索回30年来被“改革派”权贵集团夺去的一切，并惩处“改革派”权贵集团的党内健康力量和广大人民统统打成“权贵集团”。　　　　

为什么辛子陵明明知道可能出现“更坏的结果”，还拼命鼓吹土地私有化呢？因为如今人民对“改革派”权贵集团30年来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大搞私有化、市场化残酷地剥削压榨中国劳动人民的倒行逆施反抗日益激烈，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民工荒”。大部分农民工在农村仍然拥有土地，“改革派”权贵集团的企业里打工却 “一不稳定，二没保障，三工资低到难以生存”，他们便以“民工荒”来反抗。如果实行了土地私有化，剥夺了农民的土地，便彻底断绝了他们回乡种田的后路，可以为“改革派”权贵集团源源不断的提供廉价劳动力。同时，“改革派”权贵集团还可以几乎不花代价得到农民的土地。　　

当然，农村土地制度等制度需要不需要改革呢？的确是需要的。“改革派”权贵集团30年来在农村改革中大搞分田单干，把集体经济改为个体经济，同时大搞全盘市场化，造成了一系列恶果。农村土地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一方面要借鉴华西村、南街村、周各庄等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子的经验，通过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走集体化道路。另一方面应该通过国家计划的力量逐步消除农业、农村的弱势。　　

从实践上看， 辛文的“通过设立公民权益基金、把基金股份均分到公民个人手里，也就是把所有者真正具体落实。”“分期分批地进行股权改革，将股票分发给约 4亿城镇居民。” 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苏联东欧很多国家早已实践过，以俄罗斯最为典型：　　　　

俄罗斯私有化第一阶段的公式为：1张私有化证券=俄罗斯70年社会资产总量÷全体居民总数=10000卢布。两年后变为：1张私有化证券=面值10000卢布=7美元=1公斤香肠。而私有化的结果却正是旧官僚、影子经济成份等是真正的赢家。　　

辛子陵抛出的这个和俄罗斯“证券私有化”几乎完全如出一辙的“把国有资产通过公民权益基金的形式民有化”方案的用心也就很清楚了：先把残余的国有企业彻底瓦解，然后以极为低廉的价格把私有化后的国有资产收购到“改革派”权贵集团和背后的主子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手里，是和“改革派”权贵集团30年来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大搞私有化、市场化残酷地剥削压榨中国劳动人民的措施一脉相承的，是“改革派”权贵集团对中国劳动人民新一轮掠夺计划。　　　　

当然，国有企业需要不需要改革呢？的确是需要的。因为“改革派”权贵集团30年来在国企改革中大搞“厂长经理负责制”等提高少数“精英”特权，践踏工人民主管理企业的权力的“改革”和私有化，导致国营企业日益困难。　　

在国有企业，应该开展以公有化和民主管理为中心的改革。一方面要恢复共和国前30年工人民主管理的经验，限制厂长经理享有的特权。。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国营企业，实现“国进私退”，不断增强国营企业的主导作用。　　　　

总之，如果实行了辛子陵的“救党三策”，那么中国将出现这样一幅图景：在农村，农民的土地在短期内被“改革派”权贵集团兼并一空，绝大多数农民失去土地，或涌入城市“一不稳定，二没保障，三工资低到难以生存”的企业打工，或流离失所。在城市，残余的国有企业被极为低廉的价格把私有化后的国有资产收购到“改革派”权贵集团和背后的主子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手里，原有的工人一部分下岗，一部分接受“一不稳定，二没保障，三工资低到难以生存”的工作条件。同时财政赤字失控，从而使当前已经相当严重的通货膨胀转为恶性通货膨胀，引发财政金融系统的全面紊乱。这样，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时代留下的威望将丧失殆尽，再无力抵御“改革派”权贵集团和背后的主子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颜色革命”阴谋。一句话，辛子陵的“救党三策”是不折不扣的亡党三策。　　　　

在以多党制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政治体制下，选举实行“媒体拉票，资本家买票，黑社会催票，政客得票”的一揽子工程，完全可以有效避免发生选举“共产主义疯子”上台之类的意外，从而保证执政者坚定不移的站在垄断资产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与人民为敌。就中国来说，全盘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保证执政者坚定不移的站在中国特色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改革派”权贵集团的立场上。　　　　

辛文中关于全盘西化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和苏东剧变的情况惊人的一致，连同所谓“救党三策”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配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中国的路线图。辛文中“为‘LS’平反、为‘轮子功’平反”，“对党进行脱胎换骨地改造”，“中国的两党制只能从中共分裂中产生”等等公开叫嚣表明极右派已经和党中央公开决裂。辛文是极右派向党中央宣战的战表，是极右派发动 “颜色革命”的集结号。　　　　

辛文的出笼不是偶然的。30年来 “改革派”权贵集团通过大搞私有化，瓦解国有企业、侵吞国有资产，大搞教育医疗住房市场化产业化，在股市、楼市圈钱，残酷地剥削压榨中国劳动人民积累了巨大的经济实力，又通过买官卖官等手段积累了巨大的政治实力，甚至可能控制了少量军队，辛子陵不就是军人吗？也正因为如此，“改革派”权贵集团才有恃无恐，借辛子陵之口公开兜售苏东剧变式的“改革”方案，半公开的威胁要像东欧剧变后对待原领导人一样对待今天的领导人，与中央公开摊牌。　　

辛子陵的言论和《决定》是根本对立的。《决定》指出：“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 “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而辛子陵公开鼓吹反毛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要求“和平演变”、“颜色革命”，不仅“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而且公开要求改变党的性质和宗旨。像这样的一个人，还能让他留在党内，以“老共产党员”、“退休老干部”的名义招摇撞骗吗？　　　　

在清理极右派加强党建之后，应该在整顿好的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行恢复和发展人人起来负责，而不是把人民的命运交给几个选举出来的“精英”摆布的群众性大民主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推行恢复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工人农民民主管理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复兴。　　

10、权力·资本·“国退民进”——浅谈“权贵资本主义”　　　　

纵观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权力”和“资本”是一对分不开孪生兄弟，官商勾结是资本主义的常态。资本主义越发展，其“权贵化”的色彩就越明显。今天的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权贵“持权抢劫”的行径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根本没有什么“人民资本主义”、“法治市场经济”等等“好的资本主义”，只有一种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国际共运中权贵集团分子的共同特点是反对革命和阶级斗争，用改良取代革命，用抽象的社会公正取代阶级斗争。可以说，承认还是反对革命和阶级斗争是判断真正的共产党人和混迹于国际共运中权贵集团分子的重要标志。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是中国特色权贵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基本途径。每一次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都是权贵集团的一次盛宴，一次大规模的“持权抢劫”。私有化，抑或曰“国退民进”、“国企改制”，其实质是“国退资进” 、“人民退权贵进” 、发展权贵资本主义、“持权抢劫”。　　　　

11、从“毛主席时代大姑娘连裤子也穿不上”说起　　　　

今天江苏华西村、兴东村、浙江上园村、腾头村、湖北洪林村、尧治河村、山东房干村、得利斯村、河南刘庄村、南街村、山西大寨村、皇城村、陕西阳山庄、辽宁西洋村等等的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子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共同富裕，尽管这些村子也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应该没有什么人否认这些村子比小岗村这样的单干村强的多。这一切清楚的表明了，包产到户对农村的发展是否有利，中国农村改革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12、答任志强《80后为什么感觉不幸福》　　

首先，雨夹雪批驳了任志强政府“预期过高”论，认为“幸福指数不是取决于预期的高低，而是取决于对预期能否实现的信心。或者更准确的说，在预期的高低相同的情况下，对预期能否实现的信心越足，幸福感越强；在对预期能否实现的信心相同的情况下，预期越高，幸福感越强。因为高预期本身也是对未来有信心的表现。”　　　　　　

其次，雨夹雪批驳了任志强“快速发展”年代论，实际上他说的快速发展是“人均工资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负增长的大跃退年代。”　　　　

第三，雨夹雪批驳了任志强“社会进步标准”论，认为“我们今天有了电脑、有了手机却感到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养不起老、甚至死了丧葬费都付不起……”。“在衡量现代社会的经济是发展还是衰退，人民生活水平是升高还是降低，不能用手机、电脑等高科技产品的普及程度，而应该看工资与‘基本生活需求’的价格对比。一般认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生活需求’包括食品、住房、医疗、教育四个方面。”　　　　

第四，雨夹雪批驳了任志强“科技的春天”论，描述了这样的科技冬天与春天：“毛主席时代是‘科技的冬天’，所以科学家们被冻得不敢出门，只好在家里埋头搞科研，结果研究出了很多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特别是”时代是‘科技的春天’，所以科学家们大都像叫春的猫一样不务正业，一心忙着去捞钱，结果什么都研究不出来了。虽是玩笑话，可也反映了现实。”揭穿实质：“单纯依靠高科技产品的普及来‘提高生活水平’的路子，也一半是依靠引进，另一半是依靠吃毛主席时代的老本。”　　　　　

第五，雨夹雪批驳了任志强的“言论自由”论，他列举了茅于轼、厉以宁、焦国标、刘晓波等人的言论自由，也列举了魏巍、黎阳、汪晖、张宏良、金牌民工、一剑飘红等人言论的不自由，说明：“自由与禁锢是一对相对的概念。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的言论大行其道的时候，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高的言论自然就受到了压制。李鸿章、袁世凯被吹捧成为现代化先驱的时候，批评李鸿章、袁世凯的卖国罪行的言论自然就受到了禁锢。毛主席时代就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言论有充分的自由，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等欠揍的高论受到了禁锢的年代；而特别是时代则是一个‘中国人太有钱，房子太便宜’等欠揍的高论大行其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言论被当成犯傻，事实上受到了禁锢的年代。”　　

第六，雨夹雪批驳了任志强的“奴役与解放”论，尤其引用周总理的话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他们说我们这里实行了奴隶劳动。原来，工人农民为自己的幸福而自觉自愿地积极工作，叫做什么‘奴隶劳动’，而在饥饿的威胁下不得不替资本家地主当牛马，反而叫做‘自由劳动’。但是，为什么在西方世界的广大的所谓‘自由’劳动者中间充满了忧愁和痛苦。而社会主义的所谓‘奴隶’劳动者中间充满了欢乐和希望呢？他们说我们这里牺牲了广大人民的生活福利。但是，当资本主义世界到处闹着失业现象的时候，社会主义制度却不仅从根本上消灭了我国旧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失业现象，并且还保证我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着生产发展而逐步提高。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全国职工全年的平均人数比上年增加了约八百万人，城市就业面的扩大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农村，广大的妇女劳动力也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了农业劳动；——我国人民的收入显著地增加了，社会购买力大大地提高了，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十六。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我们的生产资料工业跃进的时候，生活资料工业的产值在一九五八年一年中间也增长了百分之三十四，这样的增长速度难道是资本主义世界有过的吗？让西方资产阶级的老爷们叫嚷吧，我们的工人和农民除了失去了失业和挨饿的自由以外，什么也没有失掉。”并进一步声明不幸福的理由：“生活在这样一个把‘铁饭碗’称作奴役，把制造2亿人失业称作解放，把工人农民为自己的幸福而自觉自愿地积极工作，叫做什么‘奴隶劳动’，而在饥饿的威胁下不得不替资本家地主当牛马，反而叫做‘自由劳动’的时代，我们会感到幸福吗？”　　　　　　

第七，雨夹雪接着又批驳了任志强的“自由恋爱”论，他对比两个时代的爱情：“一个是拥有纯洁、美好、和事业融为一体的真正的爱情的社会，一个是身体与婚姻沦为买卖的工具。”　认为“建立了公有制，贫富差距不大的毛主席时代才有实现爱情的基础，而私有化、市场化、贫富差距惊人的特别是时代，纯洁、美好的爱情只能是懵懂的少男少女们心中的一个梦，最终将会被无情的社会现实击得粉碎，延续从《孔雀东南飞》到《红楼梦》的千年悲剧。”　　　　　

第八，雨夹雪批驳了任志强企图继续“妖魔化历史”论，认为“妖魔化毛主席时代历史是为了粉饰现实：说我们搞得不好，不这么搞更不行，不信你看看改革前三十年……于是乎，农民失地、工人下岗、妇女卖淫、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养不起老、甚至死了丧葬费都付不起……就变成天经地义的了。”并提出了一资改派最羞于启齿、也最招架不住的评价历史的简单标准：“判断一个时代好不好还有一个更简单、更快捷的方法：看这个时代的妓女多少。因为一般说来很少有人愿意做或愿意自己的妻女做妓女。”　　　　

第九，雨夹雪批驳了任志强呼吁青年人积极投身“市场竞争”论，他认为“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成功的前提就是心黑脸皮厚，敢于使用种种卑劣手段，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的成功的差不多都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丧失了最后一丝良心和羞耻心’ 的人。”并声明：“在一个人吃人的社会里，成功者就是吃人者，越成功就离幸福越远，因此我宁愿做一个失败者。”　　　　　

第十，雨夹雪提出了八十后、九十后的幸福路径，认为“任志强们拼命高喊着‘决不走回头路’，恰恰从反面证明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倒退之路，只有回头才能前进；任志强们拼命妖魔化毛主席时代，恰恰从反面证明我们只有学习借鉴毛主席时代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获得幸福。”　并痛心地认为：“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的重演，不是将来时，而是现在时。”他期待与指明“在不太遥远的将来，中国必将在党内健康力量和广大人民的共同努力下通过某种方式恢复毛主席时代的路线、方针、政策，建立一个普遍幸福的社会。”并向任志强们宣战：“学习借鉴毛主席时代的路线、方针、政策，建立一个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新社会，在一个普遍幸福的社会中获得个人的幸福，这就是我们80后、90后寻找幸福的道路。”　　　

13、暂别前给左派朋友的一封信　　　　

中国未来的斗争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其相关联的买办资本，第二阶段是改造民族资本，不能把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的封建主义作为重点来反。当初的苏联很多人就把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造成的问题归咎于“封建社会主义”，“反封建”的结果是问题又严重了无数倍，这无疑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对邓小平同志的总体评价，最著名的有两个。一个是　1973年12月15日　，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介绍邓小平同志时说的：“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另一个是　1980年8月21日　，邓小平同志答奥莉娅娜·法拉奇时说的：“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 在其他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我都发现毛主席是正确的，惟独在这个问题上我感觉邓小平同志的意见更加合适，相信邓小平同志在九泉之下一定会对此颇感欣慰。不过毛主席也没有说错，邓小平同志在毛主席在世时的表现确实可以三七开。　　　　

在团结大多数时，不能不涉及到对当下政治力量的分析。当前“换装派”和“维稳派”，哪一派是可以团结的呢？从苏联东欧的历史来看，“换装派”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的一切，他们掌权后对待左派是极为残酷的。而“维稳派”为了维系统治，不得不或多或少的提一点社会主义，利用左派制衡“换装派”。这就为合作提供了可能。但是也要注意，如果不壮大自身的力量，是谈不上利用矛盾的，只能被人利用。　　　　

像数学这样一些自称铁杆右派的朋友，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右派，我还是希望他们继续留在右派队伍中。因为他们这些铁杆右派以右派的思路思考问题，的确起到了一些左派朋友起不到的作用。　　　　

为什么一些朋友总是很悲观呢？恐怕还是或多或少的有一点私心，总想看到理想实现的那一天。如果能完全抛弃“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相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我们的理想终究会实现，即使我们失败了，我们的教训也会为后人提供经验，我们的鲜血与白骨终将化作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金光大道上的铺路石，这同样是一种成功，那么我们还会悲观消沉么？　　　　

在“特别是”时代的“特色”中国，民族主义代表人物王小东、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时寒冰都被硬生生的挤到了左派的队伍里。右派的舞台上只剩下了宣称汶川地震“天谴论”的朱学勤，宣称“房价炒高的根本原因不是开发商心黑，而是百姓太有钱”的茅于轼，宣称“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的厉以宁之类胡搅蛮缠的人。　　　　

其实，朱学勤、茅于轼、厉以宁等人也未必真是右派信仰多么坚定，可能不过是风派、投机派罢了。如果左派真的得势，可能他们会说：“我们一直都是左派，忍辱负重潜伏在右派队伍里就是要把右派的名声搞臭。”说实话，如果他们这么说，人们还真难辨真伪，毕竟很多人都是因为对他们感到恶心才转到左派的。

我们无疑要向工农群众学习，要主张人民至上，但是人民群众身上也同样有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也有落后的东西，也有像地域歧视、行业歧视、性别歧视等等剥削阶级有意制造的分歧。当下工农群众中流行的很多东西其实是剥削阶级灌输给他们的，特别是一些比较发达地区市民化、小资化、贵族化的部分群众更是如此。我们应该向工农群众学习先进的东西，而不宜向工农群众学习落后的东西。　　

我们彼此之间存在一些分歧是很正常的，有时候可能是我错了，也有时候可能是你错了，没有人是尽善尽美的。发现其他人和自己的意见不同时可以提出意见，但不要求全责备，更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在给别人提意见时也要注意检讨自己。我们可以也应该求同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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