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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搞政治改革?--重庆模式还是深圳模式?

元君 · 2010-08-29 · 来源:
政治体制改革 收藏( 评论() 字体: / /

  

中国如何搞政治改革?  

-----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管理模式有巨大差异  

田忠国  

  

梁柱先生以《要建立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管理制度 人民网》为题的文章,值得人们认真学习、认真思考。  

一、所有制不同,其管理模式也必然不同  

如果公有制用私有制的管理模式,必然没有公有制;反之,私有制用公有制的管理模式,私有制也会被清除。  

管理模式决定企业未来的所有制形式。公有制经济为什么一夜之间就被瓜分殆尽?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私有制管理法,即,老板对企业有独立的处分权(说白了就是想给谁给谁)。老板的老板完成了对企业的独立处分,中国以后怎么办?  

  

二、政治是建立在所有制基础上的管理模式  

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必然以大众民主,也即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机制为模式;私有制的“社会主义”呢,则必然相反,以精英共同掠夺的民主模式为目标。所以,摆在中国面前的是两条道路,两个不同方向的改革。  

三、公有制与私有制管理模式  

1)、公有制如何管理?  

现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其管理模式需要全民共同参与,按照共同意志与集体意愿,共同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使管理系统程序化、标准化、制度化。  

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公有制管理的核心原则有二。一是为人民服务,这是制度的核心价值标准,离开这个价值标准,制度性质就会蜕变。二是要有群众共同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而不是官方自己定制度。  

但是,历史实践与现实已经多次证明:无论原则、制度、规章多么先进、完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通过强制性灌输学习、说教强化、甚至强硬束缚,均不能够完好指导管理者具体行为。  

规矩为行。官员或者企业领导者的责任是人民大众管出来的。社会或者企业的价值秩序,是由人民大众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和共同设程序、定标准、立制度而逐渐形成的。  

怎么才能“规矩为行”呢?问责与监督。  

没有民众的问责权,就没有制度的执行力,或者相反,只有制度的破坏力,制度变成一张废纸。  

  

2)、私有制的管理方式,与公有制几近相反  

如果有人说中国必须建立私有制,并在私有制经济制度的基础上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或者,在私有制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实行全民选举的民主模式,也即西化式民主模式,大家一定要注意了,以上高论是没有蒙眼的骗人把戏。  

比如说,“第五项修炼”的管理模式,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各国,几乎没有几个成功的。为什么?其实,“第五项修炼”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包括传统文化的总结、提炼,必须具备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为基础,把这个东西按到私有制和私有制的管理方式上,根本无法获得成功。  

  

四、失去公有基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自觉管理原则就会捉襟见肘  

有人说,不要管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也不要管姓中姓外(全球化时代嘛),管好民生就行了。人类全部历史证明,只有公有制,才能管好民生。因为,公有制是按劳分配,而私有制则是按资本分配。人民大众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必然受剥削压迫。所以,对于不管“姓公姓私”和“姓中姓外”的高论,人们要注意了,他们所谓解决民生,不过是为了达到更持久的剥削压迫而已。  

不论“姓中姓外”,是宰向民族资本的尖刀。  

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才会有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政治权利是经济权利的延伸,经济权利决定政治权利,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根本原因。经济制度是政治(管理)的基础架构,有什么样的基础架构就必然有什么样的政治架构。民主模式和管理模式,不过是政治架构中众多支柱中的两根支柱。  

政治制度、民主形式、管理模式,是经济制度的必然。制度文化的自觉,需要共同利益的制度基础和建立在共同利益制度基础上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平等。换言之,文化自觉的前提是共同利益制度基础上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平等。没有共同利益制度基础上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平等,就没有文化自觉。比如鸟巢、大裤衩、上海高楼,北京文武改为“东西”……尤其最近桥塌火车断、飞机中间断裂……这些稀奇诡异的事情,都在说明:不是命运不济,而是路线走偏了,是民众之怨气的映射。或许有人说这是封建迷信,但是,量子力学却恰恰证明中国传统风水学中的民心即为社会大气场的观点是正确,自然与社会互为映射并非空穴来风。  

  

五、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定位绝不是政治殖民化  

有人声称深圳即是中国经济改革(资本主义)特区,也是政治改革的特区(资本阶级政治制度),深圳的一些官员纷纷抛出资产阶级改革方案,在实现了经济殖民化、文化殖民化和媒体殖民化之后,那么,下一步目标即是政治殖民化。  

总书记曾说:“核心的问题不是政治体制要不要改,而是朝着什么方向改”。  

历史与现实也在告诉我们:重庆模式才是中国未来政治改革的方向,而不是深圳。  

社会治理者不是不清楚,也不得不严肃考虑:再好的利国利民政策,在实施中为何阻力如此巨大,以致难以取得显著实效和预期成效、甚至怨声载道?!中国当前民生、社会发展、社会公平与正义阻滞性因素:不改变、不排除就永远不会主动、永远被动——治国就是从严治吏!  

  

六、当前社会管理突出问题,在其位谋其政,其职可咎、其责可追  

当前社会内部矛盾的根本问题是原则性不强、管理不善、监督不力、惩戒失效、职责不清造成的社会基本公平与正义问题,而绝非政治体制问题。  

显然,把国内发展问题、公平正义问题归咎于“公有、国有”,把各种希望寄托于“公有”量的骤减期图质的蜕变,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当前社会管理“矛盾孽生的根源”,而现实问题却是相当一部分社会管理者对问题矛盾认识不清、实践经验不足、基本理论活化无能,纸上谈兵、管理乏策。  

这一点,不是没有历史教训的!从历史常识角度,个体意志过渡逾越规律、挣脱群体监督束缚,必然会导致政治上不可饶恕的原则性错误。孙中山放弃了权利不仅没有被人认为是贤能之让,即便他本人也在后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戈尔巴乔夫对前苏联的改变,前后对比俄罗斯与前苏联的本质不同与现实差异,即便政治体制改革,也没有帮助俄罗斯解决多少根源问题,反倒带来衰退、堕落,顶多也只不过捞个换汤不换药的名头。  

当问责变成作秀、追责变成找替身的闹剧、当新闻发布变成敷衍群众监督的时候,轻责、轻判、轻罚、清退,问责和监督变成了不痛不痒的“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表演,实际已跨出原则底线,即难以服众,更应该追究政治、组织原则责任!  

说的多、做的少、实践表面化、浮躁,原则性不强、法律失去刚性、组织纪律观念淡薄、国家民族观念差、公共道德意识缺失,是目前综合治理效果差、社会秩序混乱、非自然因素事件频繁的主因。与一些说得呱呱地、办地瞎瞎地的官员相比,与一些说得比唱的好听的干部相比,我们更需要:地地道道的实在人、老实人!  

生而为谋——即谋生存、谋发展、谋民生、图强盛!不谋事何以成事?!  

当前乃至任何阶段,光明磊落、脚踏实地、老老实实、认认真真、不折不扣履行肩负责任、担当重任、坚守岗位职责,对任何阶段、任何管理者都是至关重要的。  

  

七、当前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假说  

如果社会管理能够排除社会管理者个体素质因素,从当前社会内部矛盾的总根源出发,可以看到两种明显的动机:一是推卸责任,转化矛盾、转移视线、转移注意力;二是为西化寻求合理假说。  

如果上述两种动机同样被排除,那么,对照历史与现实,也仅有一种可能:即假政治体制改革之名,推行政治斗争。  

管家如同治国,治国就是治吏!权利、资本嚣张苟合,势必拿原则放水,和稀泥,恣意民生、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渔利百姓。  

维系一个家庭和美的,不仅仅是血肉亲情,更要有责任与担当。家庭改制,是一厢情愿的假说,看所有的家庭模式,无非是两口子共同当家、或能者做主、再不就是各自拿捏着自己的一份小权利。同样,治家管家模式如此,一国呢?改来改去,本源、实质问题更需首要解决。不改变,两口子就要过不下去、闹离婚,从常识角度,两口子打离婚的主因,尤其对现代家庭而言,基本与家庭内部制度没多大关系,离婚的主因与导火线,主要由作风、习惯、感情亲疏、小摩擦小矛盾的积攒等等有关。鱼水交欢、舟水之喻,同样适用于国与民、干群之间。  

原则昌明、强化纲纪、严肃治吏、广泛监督、梳理矛盾、认真追责等等,的确是现在乃至将来更需要做的事情,尽管无论东西古今,历史上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但很少有阶段能够不辱使命、履行好职责。  

  

总起来说,企业管理是小政治,国家管理是大政治,换言之,企业管理是国家政治体制的基础,国家政治是企业管理的基本架构。有人说,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领域的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事实上,所谓三十年经济改革历史,不过是私有化的改制史,其目标,就是建立一个买办资产阶级统治中国的“现代化”,即不是资产阶级的现代化,更不是无产阶级的现代化,而是买办资产阶级统治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因为,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必然导致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当然,有人会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但是很显然,以构建买办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为目标者,是以马克思理论反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和他们的目标完全相反。  

正如总书记所说,“核心的问题不是政治体制要不要改,而是朝着什么方向改”。朝什么方向改呢?中国只能以党章宪法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唯一价值标准,当然,在以党章宪法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唯一价值标准的同时,必须全面改革经济制度,使经济制度完全符合党章宪法的价值标准。否则,构建买办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成功日,就是中国二次革命风起云涌时。  

中国未来发展空间、潜力、前景仍旧巨大,在社会事务管理者没有认识到这一潜力并成功激发之前,在没有认真做好现实工作、履行好梳理好社会矛盾、兑现承诺之前,在没有重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前,现在谈公有制管理模式还有点……  

  

  

参考阅读:  

——————  

周其仁:腐败不是个别官员道德问题 而是制度性问题 凤凰网  

杨光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有序推进 环球网  

停滞倒退是死路一条 环球网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东方现代化的有益探索 环球网  

从“国进民退”争论谈国有企业改革 新华网  

王勇:加强改进国企党建工作 坚定不移推动国企改革 新华网  

央企年内调整至100家内 人民网  

中国立法强化人民调解 筑牢社会矛盾"最初防线" 人民网  

刑法修正案(八)拟取消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死刑 人民网  

盘点人民调解法七大亮点 解决民间纠纷调解优先 人民网  

牟新生:建议取消贪污贿赂犯罪的死刑 人民网  

发改委官员称十一五期间中国民生大为改善 很不平凡 凤凰网  

我买彩票的钱上哪了 看看财政部晒的账 人民网  

话外话:今天偶然读到两则新闻,一则是说中国再造车下能跑小车的大客车,另一则是说十五年后北京小车均速不到十五公里。很多人认为,车下能跑小车的大客车一旦成功了,中国的交通问题就解决了。其实,如果一旦车下能跑小车的大客车制造并推广到全国了,更严重的拥堵就出现了,这是一。其二,或许,全国普及车下能跑小车的大客车之日,就是战争降临到中国头上之时。或许有人为什么,这个问题就留待大家解题了。  

  

201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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