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闷中国一锅粥”系列之六:
不讲历史的历史老师?
如在本系列“之四”、“之五”已指出的那样,通过对变“修”了的国家主义路线的揭露,我们深刻理解了为什么社会主义中国会走到今天的困境。离开历史的概念是空的概念,不理解这种种历史前提与处境,面对苦闷中国,我们心中剩下的只有对某些状况的怨恨,我们的大脑成为种种空的概念、谩骂式口号与理论的“跑马场”,只要它们抨击现实、迎合我们的怨气。
相应地,如果“专家”、“学者”们总是在媒体上指责所谓“仇富”、“仇官”心理,却从来不谈及所以产生这种社会心理的现实原因,甚至单纯地归结为国民性,动不动就说什么“中国人就是仇富”、中国人就是“如何如何”,挥舞着种种概念与理论吓人,你也就知道这样的专家学者不学无术、思想同样空空如也。
于是,我们便明白,脱离后发国家的特殊困境,直接搬用西方经济学、政治学某些主张与原则,为什么往往会出问题,比如上面一再提到的“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在列强环伺的局面下,我们的所有的政策与作为一定是先政治后经济,先“民族”,后“民权”、“民生”,民族与国家是其它一切的前提与保障。推而广之,所有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在这样的后发国家都注定无法是纯粹独立的学术,必然先要解决其政治属性的问题。
自然科学诸学科一定得首先服务于其强国目标,当然这个基本上不会出问题,因为技术只服务于它的使用者。但人文学科的研究就容易出问题,“学术自由”、“思想独立”,就个人而言固然气节可佳,但是如果你的学术与思想,有瓦解民族认同的可能,以致违备最基本的公共道德,则必然受到来自公众与政权两方面的谴责与压力,不可能会享受“自由”。例如给英雄抹黑、为“汉奸”平反的种种所谓历史新论就非常有害。诸如这样的学术,自觉或不自觉地就充当了民族国家竟争中,一方瓦解另一方的棋子。所以我们见到,美国与西方特别热衷于帮助后发国家去实现“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看不清这样的历史大格局,只能是学者的悲哀,古人云“先立乎其大”,学术不立乎其大,只是一谋生工具而已,去吹嘘什么“为生民立天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岂不自欺欺人?
自由主义者们一再叫嚷:为什么美国就不讨伐“美奸”?就允许自由学术?估且不论这样的判断是否属实,不提美国的《爱国者法案》以及种种维护美国认同与国家利益的措施与案例,不提其教堂林立的社会中的种种道德与政治红线。即使我们承认这是真的,那也只是因为,美国的现代化早就完成了,它拥有强大国力与资本技术优势,且伴随着在此之上牢靠的国家认同,它不惧怕你挑战其民族认同,不仅不惧怕而且甚是欢迎,你与它一起脱光所有意识形态的外衣,裸体拼技术、拼工业、拼国力,那样对它最有利。但所有的后发国家都不具备这一条件,所以“爱国”,还是我们必须的美德,因为在这里只有民族国家强大了,才可能实现个人福利。
所以我们一再强调任何概念与原则都要放到历史情境中去理解。
谁不希望有一个理想状态,生而自由,费厄泼赖?但是人人生而平等,这是理想;人生来就不平等,这是现实。譬如强者、富人天然就有优势,在强者与弱者对峙的格局下,你讲自由,最后一定是强者的自由,而弱者被奴役;你吹嘘人人生而平等,则一定是现实地维系着最大的不平等。你说你的党代表全民,最后一定是代表权势利益集团。你说要门户开放,与国际接轨,则最后一定是国际强势资本集团及其代理人为所欲为。真正的“中庸”之道,不是机械地执其两端取其中点,保持所谓客观中立。在强弱不对等的情况下,只有扶弱抑强才是“中道”与公正。没有概念的历史仅仅是杂乱的印象,没有历史的概念是空洞的概念。所有的理论与主张,都不应脱离特定的社会与历史环境,否则画虎不成反类犬,极易贻害一方。
但是要做到对历史情境与现实的全面了解,没有一翻考证工夫和繁琐思考是不可能的。既然历史是有前因后果的,思想就得是丰富连续的;即然事情不是单面的,思想就只能是辩证的。只可惜,大多数民众既没有这个闲暇也没有这个欲望去了解这些。于是我们看到,继“大嘴”宋祖德之后, “大嘴”袁腾飞再度广受欢迎,就娱乐大众来说确有闪光点,但就学理推敲来说反而一定会误人子弟,因为在他那里,往往有空前绝后的大判断,有逗笑可乐的“包袱”,有东拼西凑的花哨“史影”;但就是缺少详实可靠、连贯全面的“史实”,没有对历史前因后果的深刻之反思、“同情之理解”,明明是学说相声,却被某些人认为说的是历史真相,明明是娱乐,却被捧为学术!如前所述,在媒体与资本合谋的商业体制下,谁能刺激眼球、鼓动情绪、制造话题,都将成为时代英雄!更何况,他针对共和国前三十年的那些片面之论,正迎合了当前广泛的社会怨气:精英们一如既往地怨恨毛泽东时代,草民们愤愤不平地怨恨当前社会的贪腐不公,总之怨恨的都是那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党国体制。只要能泄恨,民众也绝不会去考证什么学理、追究什么事实!三言两语就给复杂的历史处境与历史过程盖个章、签个字,判个生死,束之高阁!简单的判断,往往夹杂着现代人对于历史的傲慢!
历史有其复杂细致的前因后果,不去深入了解以还原历史进程与历史事件的真实“逻辑”,我们所得出的只是从概念到概念的贫乏联系、简单逻辑。例如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之被“打倒”,便被有些“小人”归因于毛泽东与彭德怀过去的个人恩怨,另外,大跃进、文革中出现的种种系统性失误与悲剧全被归咎于毛泽东一个人,甚至归咎于其个人心理问题。因为过去有过结,所以现在必然结梁子;因为过去没读过大学,所以现在仇恨知识分子。这都是些什么荒谬言论!然而此等滑天下之大稽的认识,却于怨气腾腾的民间颇有市场,除了别有用心者造谣生事,民众的思辩素质也的确堪忧!再如,发现在“春秋时代”,孔子还提倡“克己复礼”,而“礼”又是“周礼”,于是当然他就是“反动倒退”(对此后文再细述)。凡此种种,莫不过于简单贫乏,以致可笑,没有前因后果,没有处境、情境,皆只是诉诸于概念之间的单纯联系而已。
“思辩”必然是历史地思辨,思想才能与历史的逻辑相统一;历史既然是连续的、丰富的,思想就必然是复杂的、多维的,一句话,这种思辩就必定是“辩证的”,这样的哲学认识与思辩能力应成为我们的基本人文素养。须知,一个大众传媒的时代已经到来,今后强权的统治方式即是观念与信息的统治,没有这样一种素质,我们就极易不知不觉、心甘情愿地,为各种单纯的口号与“似是而非”的逻辑所左右,为伊欢喜为伊愁,全成了资本控制下大众传媒鼓噪的对象,谈什么政治民主、谈什么公民社会!只可惜,我们被主流引导着,反反复复地去控诉三十多年前文革中出现的种种匪夷所思的悲剧,集体嘲笑例如帖标签、扣帽子、上纲上线、漫画式以至谩骂式的人身攻击等等,却全然不去检讨,这许多毛病哪一天不在我们当下的生活中上演?“上海人排外”、“河南人小偷”;与你观点不同那就是“五毛”、或者“网特”,你一表示出肯定前三十年、歌颂社会主义,那就是“毛左”甚至“极左”,你一表示要反思“极左”、欢呼自由,那就必定是“精英”、汉奸;一谈起中国传统文化,那必是专制、腐化、堕落,从《论语》里面找出一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那就把儒家思想骂个狗血淋头。各式各样的大帽子,各执一端的偏执,断章取义的臆想,每一天,我们就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各种身份,挥舞着唇枪舌剑,在形形色色的网络坛子里互掐,彼此嘶喊着攻城陷阵,气象万千。
有什么样的民众素质,也就必然有什么样的体制与风气。要错全错,要对全对的偏执思维!多少年来,政治风向一变,对之前的一切便全盘否定,忽而东风忽而西风,于是我们也就常常成了各种流行观念轻易操弄的对象。鸣呼,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更加“叹”其不明!难怪“醉侠”孔庆东要大声疾呼:“丧失了辩证思维的能力,是中华民族最大的精神危机之一也……你说梁羽生好,他就认为金庸不好;你说孔子伟大,他就认为鲁迅错误;你说文革中普通人民过得很幸福,他就以为根本没发生过武斗抄家;你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他就以为明天八国联军便来朝拜纳贡了”。
其实何止如此,有些根深蒂固的片面印象简直成了思想“高压线”,如今一提起文革,人人都愤愤地道出“黑暗、崩溃、浩劫”这几个歇斯底里的词,同样一提起毛泽东时代,关注和讨论的就总是饿死了多少人、整倒了多少人,可是文革所要试图解决的官僚主义特权问题,人民公社化运动所要解决的现代农村与农民的组织问题,等等等等全都被忽略了,就好像这些事情当初就是凭空发动,或者至多也就是某个“暴君”的个人心理问题导致的。不还原到历史中去,我们就永远这样偏执片面下去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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