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三十年，我们失去了信仰，丧失了
道德的最后底线
文 张建华
礼义廉耻，忠孝仁义，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道德规范。从孔孟的儒家思想到墨子的非攻之大仁思想，道家的无为而治，释加牟尼的因果智慧，再到毛主席提出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让广大人民群众领导一切，都是大智大慧的伟大思想体系。他们中心思想都是抛弃“私心”，丢掉“杂念”，建立一种以人民为仁政的社会制度，使耕者有其田，用劳动者共享之道德风尚，使社会进步，发展到理想的、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
信仰、目标、理想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个伟大的政党就提出了一个伟大而响亮的口号“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这句口号像号角一样，唤起了千百万人民，他们前赴后继，舍生忘死的跟着中国共产党进行着：土地革命、社会主义新民主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终于在 1949年10月1日 ，建立了以劳动人民而主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从此，中国人民昂首挺胸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一个民族的信仰，就是我们民族的仁爱、淳朴、厚道的思想观念；一个政党的信仰，那就是给人民幸福，给人民民主，给人民前进的方向。纵观我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文件、史料，没有哪一次没有提出一个奋斗的目标，而这个目标是一切前进的基石：“就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提出的最终奋斗目标，它给人民以希望，是革命人民的理想所在。
从党章，党证上都能看到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政党对人民的承诺，是号召人民的凝聚力。毛主席在世的时候，他所提倡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无不是向着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那时，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多快好省的建设着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撑，使中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发扬了“一不怕苦，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工业上建立了鞍钢、首钢、武钢，万吨货轮下海：农业上大寨人民苦战“狼窝掌”，北大荒成了粮食基地，国防上“氢弹”、“原子弹”爆炸，“卫星”上天，外交上广交四海宾朋，成了第三世界人民的中心。那时的中国人民真是意气风发、昂首阔步的走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
1949年到1982年，中国的教育，无论社会、单位、学校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教育，教育提倡“真、善、美”。我记得学校评“三好”学生德育为首选，德育的教育放在首位是符合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的道德标准是一个人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私心、有偷窃、言语粗俗下流的是让人唾弃的，让人感到羞耻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就是在德育上培养人，树立人们的事业观、道德观，树立人们“真、善、美”的是非标准，摒弃“假、大、空”的丑恶现象。
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才能理直气壮的在世界卫生组织上讲：“中国大陆没有妓院、妓女，没有吸毒，烟馆”的丑恶现象，我们人民的健康得到了保证，才有了体育上的进步，才摘掉了西方人给我们戴上“东亚病夫”的帽子。
人民有了“真善美”的道德标准，才敢于斗私批修，批评、帮助、教育那些观念落后，道德观念淡漠的人。人民有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目标，才能团结一心，艰苦奋斗，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现在“共产主义事业”的理想没有了，各级电视台、电台都不提了，就连“四个现代化”也不提了，人们都揣着各自的私心奔小康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资本的竞争力是资本主义的原罪恶”。人们在目前各种媒体提倡的各种高消费下，在搞活经济的口号下，变得更加道德沦丧，穷凶极恶。“假烟、假酒、假唱、假处女”等等都粉墨登场了，这个现象难道和我们的教育、宣传无关吗？“达人秀”、“超女”等名利的角力，都是人们对名利贪欲的彰扬，为名为利的思想已呈蔓延之势，并轰轰烈烈的在各大电视台上演，什么“相亲”节目，都竞相说出“傍大款”、“嫁富二代”这些赤裸裸的物欲观念。这些粗俗、下流、媚俗的电视节目成了人们追捧的热点，难道我们党和政府主管宣传的部门都能容忍吗？都不能管一管吗？都不感到有责任吗？“孟母三迁”这个成语，不光是告诉我们学习环境的重要，同样，宣传环境的污染，损害的不仅仅是民众，损害的是我党的形象，损害的是我们民族的道德观。
一切的私心、私利会抹去理想和信仰的，因为理想和信仰是崇高的，圣神的道德规范，当我们丧失道德规范时，也就同样丧失了信仰和理想，丧失了“羞耻心”。
不是吗？那网上炒作的“凤姐”就是一个没有任何羞耻心的哗众取宠的怪物，但却成了各个电视台、报纸的炒作对象，这样的炒作是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私利所决定的，于是电视台、报纸的炒作也使媒体丧失是非标准，变得寡廉鲜耻了。
教育、卫生丧失了道德的最后底线
教育是立国之本，卫生是人民福利的根本体现，教育和卫生是道德教育的一个标杆，一个窗口。
三十年的改革，首先在教育、卫生中丧失了道德观。一个推向市场化的教育体制、卫生体制改革，打破了社会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根本。原来由国家，政府承担的责任，一下推给了百姓，成了人民的负担。卫生部门：医院。从前几年一个感冒花一百元人民币到如今的一个咳嗽，打针到千元人民币，这个价格的差距，涨幅为十倍左右，而这种差价的利润都跑到了药商、药品制造商、医院等人的口袋里了，包袱却丢给了患者。三十年的医疗改革，医院由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疗单位变成了敛财的黑洞，没有钱 患者就不能够得到救治，没有钱患者就上不了手术台，而药价却一刻不停地位往上涨，你少一分钱也不会把药给你，哪怕你是在住院期间，也可以停止输液。回首看看新中国早期的卫生制度，农村的田间到处都能看到赤脚医生，把党的关怀送到了田间地头。城市、乡镇、公社的卫生所，医院都坚守着一个医务工的职业操守：医德。始终把“救死扶伤”和“为人民服务”放在首位，成为了道德的典范。那时，没有听说和看到住不了院，看不起病，把患者弃之不顾的现象，人与人之间是善良、质朴的，是同志式的关系，是志同道合的革命团体，是一切为公的具体表现。
由于私有制，私利和名利的鼓动，我们坚守数千年的医德在这几十年来轰然倒塌。从古到今，我们民族看重的“悬壶济世”的医风，在私利的冲击下荡然无存，“悬壶济世”的医风是淳朴、厚重、仁爱的。对于贫穷的患者，往往是医生自费给患者抓药、煎药，到治愈为止。开启了人与人之间的仁爱之心，使人与人之间都能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和谐共处，都具有助人为乐的淳朴民风。这就是我们中医对世界的伟大贡献，用仁者之德导天下淳朴之风。树立了真正“悬壶济世”的医风、医德，把“救死扶伤”成为新中国的医德牢牢地烙入人民的心中，无论世界风云变动，我们在道德上始终都没有变。
除了卫生的道德沦丧，教育的道德沦丧更是叫人感到痛心。教育历朝历代都是立国之本，教育是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的输送带。儒家思想提出的“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修身”就是修德，那么良好的品德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教育中来，教育首在育德，让人从小学习、端正自己的品行，树立善与恶的是非观念。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就说明了一切善、恶都是从小事小物开始的，品德高尚的君子，是不会干很小的坏事，反之，对国家和人民有一点点小的帮助的事，君子（爱国者）都会不遗余力的去做的。
善与恶是是非的基础，是与非又是道德的基础。“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道德基础，是毛主席提倡的做人准则，是一切干部群众都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只有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思想观，才能更好的做好工作，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从而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我们的理想和信仰。
社会主义的教育，应该是为培养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服务的。然而，三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下的宣传机构，即笔杆子们都放弃了自己的战斗阵地，有的反而背叛了革命的宗旨，倒向了西方思想自由化的宣传糖衣炮弹下，我们党的喉舌：电台、电视台、报刊、文艺晚会渐渐的报道的是所谓的改革精英，“名人”化的自我主义，“选美”、“选秀”等资本主义审美方式， 以及西方腐化、低俗、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而大行其道。而共产党、毛主席倡导的艰苦朴素、简朴的工作作风被宣传工具打入了冷宫，取而代之的是倡导高消费，高享受，高追求的腐化生活方式，人生观也就从为人民服务转向了为人民币服务，一切向“钱”看，党员丧失了党性，干部丧失了民心，人民丧失了道德标准。美与丑，善与恶都没有衡量标准，没有是非曲直。
教育的堕落，还表现在知识分子的堕落。假论文，假文凭泛滥成灾，让人不辨真伪，难怪人们说：“有文凭的，不见得有文化”。老师、学校是中国人心中的圣地、圣贤道德的典范。老师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天地君亲师般的圣人，而现在的老师深受市场教育体制的影响，身不由己的卷入名利竞争的行列，教学生的是名利、竞争；分数是出人头地的理想，功利心成了老师教育学生的动力，学校这样的净土也在教育改革下变成了私利的培育场，散发着个人主义，唯我主义的铜臭。
教育改革，学校分高、中、低三种班，这本身就损害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泯灭了学生的学习主观性，分数取代品德，学分变成了金钱，学校成了新的聚宝盆，成了少数人捞钱的工具。
总之，卫生、教育的道德沦丧，是中国人民的道德底线最后丧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哀和伤痛，也是我们文化的伤痛。我们仿佛被剥的赤裸裸的，再也没有善与恶的是非标准，再也没有了羞耻感，成为了一群唯利是图的衣冠禽兽。
而在信仰、理想、目标上的丧失，是我们背离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的道德观，人生观，是毛主席思想对人类的伟大贡献，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标准，是道德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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