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的一天，单位组织会餐。席间，跟一位无比崇尚美国的哥们争论起来，借着酒劲，不坏说，哥们，你已经被美国洗脑了！
桌上有道酸菜鱼。话题就是从渍酸菜说起的。
有位上年岁的女同事说：以前，很多人家渍酸菜，她就不行，一直渍不出味道，她听很多人说，渍酸菜这活儿很神奇，不在技术，在人，有人渍的就好，有人再下功夫也渍不出好酸菜。现在也不用自己渍了，到超市买袋包装的就行了。
哥们说：就是，社会进步了。
同事大姐说，要说，社会是进步了，吃的穿的都比过去好多了。就看满大街的私家车也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去年雪里红一块钱三四斤，今年是一块三四一斤。物价涨得也厉害，总感觉钱不够花。
哥们用筷子指着满桌菜说，就说物价涨了，可我们还能天天吃肉。以前家家户户吃酸菜时，吃肉得等到过年。还别说车了。
不坏说，依您之见，只要我们回头一看，发现自己比以前吃得好、穿的好，就应该认为社会进步了？从而默认其它方面的退化？
哥们说，哪里退化了，明明社会进步了嘛！
我说，咱们国家曾经消灭了妓女、毒品，创造出一种世界上公平度最高、基尼指数最低的社会制度。但后来，妓女和毒品又出现了，公平几近丧失殆尽基尼指数高到决策者不敢正视的程度。你说，就我刚才说的这几个方面，我们是进步了，还是退化了？
哥们不服，说，可你说的这些并不是所有人的共同感受，大数人都感觉现在比以前好。这是事实。从贫穷、落后到温饱、小康这才是大家的普通感受。评论社会是不是进步，要看基本的民生问题。
不坏说，是吗？穿衣吃饭肯定是基本民生，但住房、教育、医疗、环境、可持续发展是不是基本民生？基本民生解决没解决，要看生活压力大小，而不能光看桌上多了几盘菜。我小时候，家里是穷，但我家的房是生产队帮着盖的，我上学一直到中学都没交过钱，甚至有时还发点铅笔橡皮，我那时看病只花五分钱的挂号费，我大约六七岁时得过一次肺结核，打了一个月针花了几块钱就治好了。我小时候，村里的池塘里可以洗澡，可现在，就连村外的小河里都找不到清水了，鱼都是臭的，猫都不吃。吃的问题是解决了，但你知道你吃的哪些东西是转基因食品？哪些食品里含有三氯氰氨、苏丹红吗？你嫂子所在的学校里，小学五六年级的女生开始来例假，你知道这是怎么造成的吗？我们现在还年轻，身体没大毛病，但看个感冒要好几百，你敢想象将来你有大病时会怎么样吗？你说说，同那时比，咱们和父辈谁的生活压力更大些？
不坏继续说，感觉，是分不同角度的。比如，我们前一次吃饭点了八个菜，而这次我们点了十二个菜，你感觉这是进步。但如果你仔细看一下，你或许会发现，我们这次点的菜，量小了，没硬菜，全是便宜菜，实际质量远不及上次，你还会说这是“进步” 吗？有些人，很善于引导人们从他们希望的角度来进行比较，以得出“社会发展了、进步了”这样的结论。你看我们邻桌，是隔壁公司的，上次吃饭我们也是邻桌，人家上次点了八个菜，这次也点了八个菜，但你看看人家那八个菜，个个都是硬菜，尽管人家比我们还少了四个菜，但菜品远远高于我们这一桌。
哥们说，你这种比较让我想中国与朝鲜，咱就这么说吧，你愿意生活在中国还是愿意去朝鲜？听说那里连互联网都不让上。
不坏说，那咱们做个调查。在座的各位，愿意去朝鲜的请你们举手。
没有人举手。
哥们得意地说，看看，看看，事实最有说服力。没人愿意去，傻子才认为朝鲜好。
不坏说，别急，因为这个调查之前你有一个“连互联网都不让上”的前提，你能不能让我解释一下？
哥们说，行。
我说，没错，朝鲜是进行舆论控制的。不过，并非不让上互联网。尽管咱没有具体数据，但有关资料上说，其实朝鲜的电脑普及率还是相当高的，电脑也可以上网，只是只能上国家内部网，对上国际互联网是严格限制的。这是其一。其二，朝鲜现在还是供给制，每个人的住房、教育、医疗等还是由国家保障，比如学生一毕业，基本就给安排工作了；年轻人想结婚，国家就给你一套房子，虽然房子未必豪华，但国民是相对比较公平地享受这些的。第三，我们不能直接问谁想移民朝鲜，因为一个人，谁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所以，设问应该是这样的，假如有两种选择：一是生活在现在这种社会环境里，另一种是生活在类似朝鲜那样的社会环境里。比如吧，你的家乡就像朝鲜那样，你一毕业就可以给你安排一份工作，当然，未必是你最喜欢的工作；家乡政府按月供应你基本的米面粮油，但不发给你汉堡包和肯德基；你想结婚时，家乡政府就分配给你一套房子，可能不大，也不一定是你希望的楼层和朝向……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把“你是愿意回家乡，还是愿意留在北京”替代为“你愿意不愿意去朝鲜”。——那么我们重新调查一次：各位，有愿意去朝鲜生活的请举一下手。
在座的除不坏、那哥们，和另两位北京户口的同事外，其余人都举起了手。而且，未婚同事比已婚的明显果断一些。
哥们有些尴尬，说，你们都为什么啊？
同事甲说，北京压力太大，看不到前途，几乎让人绝望。
哥们说，看不到前途你当初为什么还留在北京？北京房价高，竞争激烈，你不是不知道啊！
同事乙说，我们其实已经没得选择了。我老家农村的，家里没权没势，回老家也得自己找单位打工，且不说我学的专业在家乡更没前途，就我家乡那破城市，房价也四千多了，同样是买不起，四千和一万有多大区别！我只当是拿在老家租两居的钱在北京租一间了，好歹说起来是在首都啊！
不坏说，看到了吗哥们，我们不是怀念那种物质贫乏的生活，我们是怀念那个公正公平的制度。
哥们终于抓住一个有力的反驳机会：那你希望回到那种制度下生活？不让你说话，不让你有自己的思想，还天天开会背语录？
不坏幽幽地说了一句：天天背语录，好过天天当美国鹦鹉。因为，背语录也并非所有人都是被迫，学毛的热潮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主动与自发的成分。要理解那时有那时人们的热情。就像时下某些人也有热情，不遗余力地宣传普世价值，甘心情愿地替美国做宣传一样。难不成，学毛就滑稽可笑，媚美就风度翩翩？——当然，这么说并非不承认当年组织方式上的僵硬，问题是，组织方式很好改变，而改变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时，是不能因为要倒脏水而把孩子一块泼出去的。解放思想，未必非要否定曾经的理想；引进市场经济机制，未必非要否定计划经济的长处。当年搞计划经济，有其不利的一面，比如做统计、做计划，多少把算盘拨拉半年还不一定准确，而现在呢，键盘一敲，各种数据瞬间全出来了。这就为科学规划与宏观控制提供了保证。为什么非要迷信市场经济、自由经济呢？讲了多少年“一改就灵”，最终还不是跟着华尔街的大的鳄一起忍受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寒冬？其它社会矛盾带来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整体恶化就不用多说了。
哥们说，但你不能否认，是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而不是文革或大跃进什么的。那时光人斗人了，肚子都吃不饱，还饿死人。地一分，粮食就增产了，你能说这不是事实？
不坏呵呵一笑，说，哥们，你听谁说是地一分就增产了？我来告诉你几个基本事实吧：田地增产是有几大要素的：好地、好水、好种、好肥、好农药、好农具。这些要素再加上精细、科学的管理才能增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改变了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使得管理比之以前精细些了，但并没改变前面我说的几个要素。事实上，到承包到户的时候，中国已经在农业水利、农业育种、化肥厂、农药厂、农业机械等各个方面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比如根治淮河，根治海河，挖沟渠建水库修梯田等等，经过长达三十来年的投入积累，恰好到承包到户时，这些因素都开始发挥作用了。比如你去查查袁隆平培育高产杂交水稻，起始于什么时候，又是什么时候开始推广的。这还是其一。其二，在承包到户之前，是集体生产模式，一个生产队，只有青壮年及少数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参加集体劳动，其他人不用参加劳动。而承包以后，无论妇孺老幼残弱病等各色人等，但凡有活动能力的人，几乎全都被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了，这在人力上多投入了多少？所以，承包以后增产的诸多因素中，大部分功劳应该归功于你们口中饿死人的那个年代，别天真地相信“解散集体经济实现农业增产”这样的神话故事。事实上正相反，由于解散了集体经济，使得农业的规模化生产方式受阻，从而使得大批农业机械、农机具企业、农技研发机构倒闭或转产，农业现代化的步伐出现了迟滞甚至倒退。
不坏接着说，说那个时候动荡，这咱承认，某些地方某些领域确实动荡。但整个社会来说，除生活条件差以外，其实整体质量明显好于现在。以前你敢开着窗睡觉，现在你装了几道防盗门？以前的孩子放学可以自己回家，现在的孩子不接行吗？……那时，除了政治上敏感以外，其它方面的社会环境大面积好于现在。《山楂树》看了吗？有没有感觉那是一个纯真的年代？现在倒是太平盛世了，设想一下静秋和老三要是生活在现在会怎样？恐怕，城里的老三成大老板了吧？城里的静秋出国了吧？村里的老三成“黑老大”了吧？村里的静秋呢，考上大学的怕是当了二奶，没考上学的怕是进城打工，或卖笑去了吧？现在政治上确实不动荡了，但挡住风沙挡不住严寒，一会亚洲金融风暴，一会全球金融危机……你说这不叫动荡？
同事大姐说，是，这经济危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过去，反正，弄不好物价还得涨，去年雪里红一块钱三四斤……噢，这个我刚才好像说了，还有，鸡蛋一星期涨了四毛，大白菜……
哥们冲大姐拱了拱拳，说，大姐，您真是过日子的人。——哥们此举意在打断大姐的琐碎。
不坏对哥们说，其实，咱也甭那么宏观。大姐说得没错，就是鸡蛋、白菜、雪里红才是咱老百姓的日子。没错，固然我们现在能够天天“吃肉”了，但谁能说，普通老百姓不是在顶着越来越重的生活压力在“吃肉”呢？你的碗里是多了几片肉，但你看没看见那整锅肉都被谁霸起来、挥霍了？你当然可以满足于甚至安享这样的发展成果——假如你不考虑子孙后代的话。但如果你考虑，你就不得不考虑他们未来会面临什么样的生活压力。就算不说这么远，眼前，物价上涨的压力正在叠加，说不定还得涨。不信，回家的路上你去超市里转转看。前不久央行加息，可以理解成给市场打预防针，但防亦不胜防。新闻不是说了吗，美联储已经宣布了一项价值6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手对咱的影响有多大还不好说呢。既然已经把自己绑在流氓的战车上了，就不得不跟着流氓一起过流氓式的生活。有肉吃肉，没肉去抢。好赖，人家大流氓抢了分给自己的老百姓。可马仔抢了，首先要孝敬大流氓。这个过程中，少数人得了益，苦的却是广大老百姓。人家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要求你再多孝敬一些，你不干，那好，我让你以前孝敬的那些东西缩水、贬值。这就是逼人民币升值。
哥们说，那怨谁？是你自己认为美元坚挺，愿意买进那么多债券的。你愿意买。你赚了怎么不说，赔了喊冤？再说，升值也不一定对所有人都不好啊，比如，我有一个侄子，正在美国留学呢，人民币一升值，他的学费省了。
不坏说，就说这个事。国家间的交易，与个人进股市是不一样的。股市不仅有风险，而且有陷阱，这个你不否认吧？国家经济交往的过程中，也会有陷阱。而且，越是流氓国家，就越善于为别国设陷阱。这是国家经济交往层面的风险。再说内部。个人入股市，赔了赚了自负。而中国对国家外汇储备的使用，并不是咱普通老百姓决定的，国家有一批代理人帮咱管理和使用这些辛辛苦苦攒下的血汗钱，这些人，有公务人员，有专家学者，有企业巨头、有钱人。总之，都是有机会使用这些储备的人。在使用这些积蓄的过程中，很早就有人提出不能过分依赖美元，并列出种种风险，但管理和使用这些储备的人就是不听，继续绑定美国，巩固与美元的关系。为什么你我都能看到的风险，这些精英看不到？错了，不是看不到，是假装看不到。他们有时甚至期盼这种风险变成现实。你不懂为什么？想想你侄子就行了。他以及他爹他娘难道不盼着人民币升值？弄不好甚至连你都会为你侄子能省钱而高兴吧？升不升与你关系不大，而省不省却关系你家的利益。所以说，中美间的各种利害纠葛，都有可能让一部分人获得利益，因此，就玩命将整个国家往美国身上靠，靠得越紧他们自己的利益就越有保障，而全然不顾这种靠近或捆绑会给整个国家带来什么后果。
哥们说，不坏，你刚才的话我就不爱听，什么流氓战车吧，什么经济陷阱吧。总把别人想那么坏是什么心态啊？而且，你能否认人家比我们强？这种强大是怎么来的？还不是制度先进，文化先进？你说一千道一万，能否认这个事实。
不坏说，我从没否认事实，但我绝不同意你美国制度先进、文化先进的说法。有句话： 武功再高，也怕菜刀。美国就是一个有菜刀的流氓。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听，流氓这个定性对美国来说真是客气的。想想当今这世界，谁一直在不择手段地弄垮别的国家？谁在一个劲地点起战火？谁在经济上一直阴中国？再说所谓制度先进。咱不说别的，就说它的核心价值观：民主。它真的民主？如果真民主，怎么就不能容忍别的国家搞计划经济？谁搞他就跟谁过不去？这是真民主还是伪民主？漫说地球不是美国一家的，退一万步说，即使全球都归美国管，有几个国家搞计划经济实验有何不可？有什么不好？总是到处对别人指手划脚、谁若不服从就拳脚相加的人会是个奉行民主的人？再说它的文化，是的，现在美国的文化看起来那么令人向往，但它真是一种先进的文化吗？到网上去搜几部美国人自己拍的灾难片看看吧，看看美国人这个群体真正在灾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真实人性。相信你看过之后会有自己的结论。当然，那是文艺作品。但你不妨设想，假如美国也经历哪怕一次像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出现的那样的大动荡——不管是自然灾难还是社会动荡，美国会怎么样？我可以告诉你，那很可能意味着美国模式的彻底毁灭。西方文明培育的繁荣强大的帝国，美国并不是第一个，更不是最完美的一个。这样一种脆弱的系统模式，何来先进之说？
哥们说，不坏，我说不过你，但说一千道一万，甭管什么模式，让老百姓过幸福生活就是好模式。而我们目前的模式没有让我感到幸福。
不坏说，那你倒是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影响了你的幸福。
哥们说，人的素质低，制度落后。
不坏说，哥们，你认为素质包括哪些方面。
哥们说，优雅、秩序、科学素养高，这就行了。还别说美国人了，你就看日本人，多文明，人家的地铁再挤也不像北京这么乱。
不坏说，首先，你对“素质”这个概念的理解太片面。素质，涵盖很多方面，包括身体素质、心理素养、意志品质等等，当然，也包括科学素养，甚至文学素养、美学素养等等。如果你认同这些都是素质的表现，那我给你举个例子，一个不认字的农村老太太，在你眼里素质高吗？但老太太会绣花，会剪纸，这算不算艺术修养与美学修养——注意，这不是简单的手艺，这属于艺术创作。再比如，假如同样遭受地震被埋在废墟下，在同等的条件下，你认为美国人存活的时间长还是中国人存活的时间长？如果你不能证明美国人存活的时间更长些，那你如何得出美国人素质高这样的结论？美国孩子从小看哈里波特，中国城市孩子看喜羊羊灰太郎，中国贫困落后山区的孩子没电视看，天天夜里望着天空听老祖母讲牛郎与织女。难道你可以据此认为哈里波特高于喜羊羊，而喜羊羊又高于牛郎织女？其次，再说说你眼里日本人的文明形象，你举例说日本的地铁也挤，但不会像北京这样乱。这一点我承认，北京的地铁里秩序的确差，但秩序只是文明与素质中很小很小的一个点，就像一片叶子之与一棵树的关系，你千万不要把秩序这样一片叶子当树，如果秩序就说明素质，那我可不可以说蜜蜂和蚂蚁的素质又高于日本人呢？蜜蜂和蚂蚁比日本人还讲秩序。
哥们说，不坏，你也甭这么夸夸其谈，既然你这么不屑于美国，那你倒说说，人家美国到底凭什么如此强大？中国为什么就是不行。
不坏说，我首先回答你后面的问题。中国为什么不行？因为中国有一帮吃里爬外的东西。外鬼好挡，家贼难防。再说你前面的问题，美国为什么如此强大？我给你做个比喻。假如你家现在的日子不如我家好，我家就好比美国，你家就好比中国。你家孩子多，个个羡慕我家。于是第一步，我先要求你不要干涉孩子们用羡慕的眼神看我家，这是他们的自由，你不能用你家长作风干涉他们的自由。第二步，我会找出你家那个最先流下口水来的那个儿子，给他糖吃，让他到我家玩，还让他玩我家的电子玩具啥的，总之，让他高兴。第三步，我很可能会收他做我的干儿子，我以干老子的身份宠他、爱他，我要让这种宠爱足以引起更多孩子的嫉妒。第四步，我会增加我们两家的友好往来，并不时送给你家孩子们一些新奇玩意。你当然会回赠一些很实在的东西给我们家。你们家的孩子们为了得到更多新奇玩意，会主动给我送来你家新置办的东西。等其它孩子都学会用东西换玩意的时候，我干儿子可能会想出更聪明的办法来孝敬我。他或许会偷偷配一把你家的钥匙给我，并悄悄告诉我，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去你家转一圈，看看喜欢什么。而且，他还可以为我把风。如果你对这种情形有所察觉已经严重危害到你家利益，你要约束他们的行为，我会告诉你儿子：别怕，我们要用民主和自由维护我们的权益，大不了你们关系破裂，但自由比什么都重要，实在不行你就搬我家来住，我给你发绿卡。于是，你一方面不敢和我闹僵，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太难为儿子们，所以就不敢过分管束你的孩子们了。因为你一直想保持一种很负责任的体面形象。我呢，就这样凭着自己的实力、在你儿子的帮助下，让你家的东西源源流入我家，过着优越的生活。你不敢把我怎么样，否则，你儿子也不干。
哥们听了哈哈大笑，说，不坏你太好玩了，难怪是被洗过脑的，就连打比方都离不开家长、儿子。看来，你的思想中毒太深了，而且一脑子家长制的东西，总以为别人很傻，都需要你来替代思考。
不坏一笑，说，这其实并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你道是怎样？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已经做了美国干儿子的人，好赖还能从干老子那儿领点犒赏，而那些流着口水赞美美国、拿着自家的东西讨好美国却又得不到多少好处的人，岂不可悲？！
哥们说，我觉得羡慕美国并不最可悲，最可悲的是身为一个被统治的Ｐ民，还帮着一个落后的政党维护一种野蛮、愚昧的专制体制。
不坏说，我认为，你口中所谓的落后的党，它曾经用它的模式，创造过迄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只是后来出了些问题，以致让它偏离了曾经那些高尚的理想目标。可是，就它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作用来说，至少目前它还无可替代。所以，你可以批评它，但请你不要否定它。
哥们说，不敢不敢，我哪儿敢否定它啊，我还要脑袋呢！不过，作为Ｐ民一个，抖胆说句不至于掉脑袋的话吧，如果——我是说如果，如果实行多党制，中国的事情可能不至于这么遭糕。
不坏笑了，说，难道你会寄希望于把决策家庭事务的权力拿出来，让儿子们搞公开竞争，就可以让你的儿子们回心转意不再吃里爬外，从而改善你家的被动局面？当然，我从老美的角度会非常希望你这样做，我会表示支持，因为如果真要按这种模式克隆，我干儿子在你所有儿子中优势最大。
同事大姐说，你们说美国有没有酸菜？
对于这突兀的插入，不坏和哥们都一愣。我想了想，说，大概不会有。美国的土壤长出的是美国白菜，美国的白菜有美国的吃法，渍酸菜只是中国的传统加工工艺，传到美国也得走样……因此我就想，假如美国真的没酸菜，那么，美国人可能只是做不出正宗的酸菜，而非某些人认为的“吃酸菜就是落后，嚼热狗就是文明”。
同事大姐说，那咱还是自己渍酸菜得了。哪怕咱自己的技术不好，渍的酸菜不好吃，但随手从自家厨房里拎出自己渍的酸菜，吃着心里踏实。而全不似动不动就买袋装酸菜，从此丢了手艺不说，心里还得犯嘀咕，什么防腐剂吧、什么吊白块吧。要是哪天超市断了货，丢了的手艺又拣不回来，就只能从人家的货架上挑黄油、沙拉酱了，那样，咱不是从此就得学着人家吃西餐了？
不坏一拍大腿，大姐，还是您的说法高。
不坏回头对哥们说，哥们，跟大姐学学，这才叫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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