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要自我拯救
——由“汪晖抄袭门”说开去
“汪晖抄袭门”前一段时间在网上挺热的，现在好像销声匿迹了。我想从这一件事谈起，说说我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点看法。
在此事件刚发生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点文字：“如果你真的以为激烈争论的双方是在为学术争论，不妨仔细静观事态的发展，认真寻找下面问题的答案：有多少右翼人士认为汪晖没有抄袭？又有多少左翼人士认为汪晖抄袭了？”，“如果答案不出所料，那么你就会明白这不过是一场打着“学术”旗号的派性之争。”事情的发展如何，恐怕最后不可避免的成了左右派性之争，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当然，指控汪晖抄袭的右派知识分子们不想承认这一点，原因很简单，那会让自己的指控缺乏道义的力量，使自己的面目变得狰狞不堪。虽然中国的一些右翼知识分子总是跟“道德”过不去，那是“道德”对自己的言行是负面评价的时候才这样的，当自己能够抢占“道德”高地的时候，他们会毫不犹豫的去占领。汪晖这件事，右派知识分子们把自己打扮成充满正义感的，眼里不揉一点沙子的维护学术的正义之士。当支持汪晖的人指责右派们只是用学术抄袭的幌子打击围剿汪晖时，右派们自然不承认这一点，郑也夫称：“这次争论我未见浓厚的派系色彩。”可惜，随着事情的发展，派系之争已是无法掩盖的事实了，两派互用公开信互憾，我当初问的那个问题的答案一点也不出乎意料。右翼知识分子郭宇宽写了《派系斗争推动学术净化》，看这个题目大家就应该知道要说什么，此文称“美国政坛上，两党派相互没完没了的整来整去，最后对整个政治生态起到了净化作用。”他的意思当然是学术圈也是如此，这是一篇典型的没脑子的文章，那样的话，我国古代的“朋党之争”不仅不是封建专制“劣根性”的体现，反而是和美国民主制度一样伟大的的东西了，可以净化政治生态，也许还可以加上反腐败的有效措施之类的美誉；台湾民主制度下，一些台湾学者批判的民众“只有蓝绿，没有是非”，原来是大好事，怪不得陈致中可以最高票当选市议员，这样的话政治生态就变好了，还批评什么，表扬都来不及。学术圈都是只维护自己一派的利益，那将真正的学术至于何地，尤其是当学术圈中某一派别具有话语霸权的时候，就更谈不上什么“派系斗争推动学术净化”，反而是对真正学术的压制。我看过这位郭先生的一些文章（我原来订阅《南风窗》杂志），他曾很强调正确的思维，我想他应该从自己做起，先真正的客观而不是派性的眼光看问题。当然，左派的辩护恐怕同样是出于派性的原因，这一点，左右没什么不同，他们竟然如此整齐的按照派性批评和维护汪晖。
后来事情的发展是有人在网上提供朱学勤抄袭的证据，此乃左派围魏救赵之计，有了这个东西，左派们的兴奋和当初右派们知道汪晖抄袭时的兴奋是一样的，对朱学勤大加讨伐。朱学勤反应迅速，表示要让官方鉴定他（右派们曾称官方不应介入对于学术的争论，比如右派们津津乐道的前苏联“李森科”案例，来表示官方介入学术之危害，可惜自己却总是像李森科一样希望通过政治势力来收拾左派，真是情何以堪）。朱学勤的行为让右派们一片赞扬之声，就像台湾综艺节目《康熙来了》中的小S对男嘉宾说“你好man啊”一样，称朱真是个爷们，是个汉子，就是没人证明老朱没有抄袭，是不是除了官方认定，自己根本就没有判断能力了，可是官方就是不介入，这真让人觉得荒谬，因为这和知识分子平时描述的官方和自己非常的不同。那些对汪晖穷追猛打的所谓维护学术的大小知识分子们对朱学勤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再一次证明了这些人身上的派性，那些“维护学术”之类的话不过都是些派性斗争的工具。赞扬完后，此事就结束了。朱学勤也没有再要求官方为自己还一个清白，那些夸他好man的人也不提这一点了，看来围魏救赵成功了。为什么，我推测，恐怕朱学勤并不像他表现的那样底气十足。当然，无论是汪晖还是朱学勤，我都没有去对照他们是否抄袭，我既没兴趣，也没精力。不过有一个叫陈明的学者说，朱学勤的问题比汪晖还大。如果这个陈明是一个一直挺汪的知识分子，他的话就不足采信，可是陈明是当初连署要求官方查汪晖的学者之一，这样他的话就有了相当的可信度。
我以前看到不同的事件，媒体和网络都可能会评论此事中谁是赢家，谁是输家。那我们可以想想“汪晖抄袭事件”中，谁是输家，谁是赢家。我想破脑袋，也没觉得谁是赢家，此事中赢家是不存在的。那谁是输家呢？汪晖是不是？显然不是，李陀几年前说：“说到汪晖，我觉得他像是一棵在一场又一场的暴风雨中差点没被连根拔起来的树，但他坚持住了，到底没有给拔掉。这让我很钦佩。”在汪晖的支持者眼里，这次不过是右派们使手段要连根拔掉他的又一次努力，因此汪晖的支持者会更加支持他。至于那些坚持认定认定汪晖抄袭的人，恐怕早就讨厌他了。所以汪晖没什么损失，算不得输家。同理，朱学勤也同样不是输家。那到底有没有一个输家呢？有的，那就是知识分子群体。很多这一事件的观察者，恐怕这一次都会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卖力表演不满的。比如我看到一个网帖说：权力整治他们的时候，他们一个个委屈的厉害，当权力不整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互相整治，而且狠劲不比权力差。搞笑的是，这一次权力扭扭捏捏，就是不介入，反而把知识分子们搞急了。
知识分子在中国民众中享有崇高的声誉。当然，在文革中，他们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改革开放后，他们的声望又迅速恢复，我记得小时候我的父母就鼓励我好好学习，以后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可是在这些年，在没有权力整治他们的时候，他们在民众中的声望又开始下滑了。这一回是不是知识分子要自己负责，不要推卸责任了。通过汪晖抄袭门这件事，我想说出我所看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问题，希望能为中国知识分子敲一下警钟。中国知识分子要自我拯救，不要自己把自己推向“臭老九”的地位。
一．缺乏原创可能是知识分子抄袭的原因之一。
在汪晖抄袭门发生后，很快就有人发现在王彬彬的文字里，按照他对汪晖论文评价的标准，他本人也是一个抄袭者，如果这是真的，那王彬彬就是向汪晖搞自杀式袭击的“肉弹”，和对手同归于尽。再后来，在抄袭事件中挺积极的郑也夫也被人发现抄袭，有关的文章出现在互联网上，还有徐友渔也遭到同样的指控，最后轮到了朱学勤。这种情况让我们这样的外人不得不想，是不是我们的知识分子们基本上都经不起考验？是不是按照王彬彬的标准，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学术上，没几个是干净的？没几个不抄袭的？如果这是真的，为什么会如此？
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是那个派系的，你会发现他们基本上很少有原创的东西。大致分一下，大部分知识分子的思想持自由市场，普世价值这一类的，这算是右派知识分子；还有一些支持马克思主义或民族主义，这一派被当今社会归入左派知识分子。这两类知识分子思想资源以及话语基本都来自于西方，学者杨学军说：“今天中国知识层、思想层、理论层里接近90%的资源出自西方，且在冷战后、在全球化进程中越来越多地出自美国，就像当下正在深刻而全面地改变国人生产生活方式的互联网，80%多的信息资源与几乎百分百的技术资源出自西方，尤其是美国。”因此，这两类知识分子占绝大多数，剩下还有一些如康晓光，蒋庆这样的从中国古人那里寻找思想资源。这样你就会发现，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到底有多少自己的东西？那么他们就只是已有思想的翻译者，阐述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文章总是出现亚当斯密，弗里德曼，哈耶克，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沃勒斯坦，孔子，老子，庄子等等如何如何说的文字，有的甚至通篇都是别人如何说。在引用了别人的话后，自己再阐述一番，文章就成了。我们很难看到我们的知识分子阐述自己原创的思想，这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能力是不足的，思想高度是有限的。
正因为如此，恐怕很多的知识分子的著作都会采用别人的思想，也就很容易产生“抄袭”的行为，有很多甚至是无意的，不知不觉中使用了别人的思想和话语，这有可能被人说成抄袭。
因为我们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主要来自于西方或者古人，那么因为社会的复杂，并且因为种种原因，今天的社会越来越复杂。现在与产生那些思想的社会环境已经大大的不同，而思想的产生恰恰是针对当时那些社会环境，因此不能把那些思想简单的套用在当今社会。当然，很多思想无疑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有利于我们的思维和决策，这就需要知识分子清醒的认识当今的社会状况，在已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更符合今日中国乃至世界的新思想，这就需要知识分子具有开拓性的创新能力及意愿，能够真正提出一条适合中国的金光大道。
而我们的知识分子好像做不到这一点，甚至没有意愿去做，满足于解读西方或古人。比如当下中国最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总是跟着西方的话语屁股后面走，比如软实力、金砖四国、低碳、中美国等等这些甚至称不上思想的论述，只是西方学者创造的一些概念，都被中国知识分子们当个宝似的进行所谓的研究，比如软实力这个概念，其准确度和实用性都非常可疑，可是我们的学者不做这些辨析，就开始研究如何提高了，一时间到处都是有关如何提高软实力的文章。如果西方学者和媒体没提过这些概念，中国知识分子自己能提出吗？我们甚至连提出概念的能力都没有，不少像薛涌那样的知识分子，几乎到了言必称西方的地步。所以，对于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而言，西方是不可超越的不折不扣的老师，我们永远只有学习的份。这种学习的思想也是我们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创新和开拓的心理原因之一吧。
要知道，适合别人的，未必适合我们，即使现在适合我们的，在未来各种情况变化时，也可能又不适合我们了，又需要改变了。这就像我们的眼睛近视了，另一个近视眼告诉我们，他的近视镜他用起来非常的好，因此我们就用同样的近视镜，这当然荒谬，因为我们近视的情况和他不一样，完全照搬是不行的。同样，现在适合我们的近视镜，在以后可能又不适合我们了，需要重新配一个。道理就这么简单，可是我们的知识分子似乎完全不理解，西方寥寥几个国家用起来非常好的制度，我们就一定用起来好？而且这还是在很多国家的实践中证明并没那么好的情况下坚不改口，为什么？派系，头脑僵化与缺乏自我批评是其中几个原因，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老毛为什么害怕否定文革以及老邓为什么害怕否定改革开放，因为在思想和观念上，当我们认同某样时，并为之付出情感时，就有了保护它的动力，保护它其实就是保护自己，这就是为什么真心认错和自我批评那么难。当知识分子捍卫自己的理念和思想时，就会对不利于自己的论述和证据视而不见，仅能看见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这必然会强化自己的理念而不是怀疑它，而且同一派系的人喜欢聚在一起，这会让自己很舒服，因为自己不会受到质疑，自尊心就不会受到伤害，这样会进一步强化自己的理念。最终派性的力量战胜理性的力量。
二．普遍存在的双重标准
在“汪晖抄袭门”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汪晖猛烈攻击的知识分子对朱学勤却非常的宽容，对汪晖宽容的对朱学勤比较苛刻。这其中就是使用了双重标准，对待同样的事物用不同的标准，这是缺乏理性，缺乏逻辑思维能力的标志之一，可惜的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却普遍的使用双重标准，正是这种行为，让知识分子的形象越来越糟。汪晖抄袭门中的这种表现，是中国知识分子非常普通的行为。下面我说说其它的双重标准的行为，希望知识分子引以为戒。
对于中国前后两个三十年的评价，毛左派知识分子是褒前贬后的，那些他们的评价标准一致吗？我认为他们使用了双重标准。在前三十年，毕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了很多人，这是自由派们经常批评毛泽东的地方。毛左派们费了很大的力气为毛泽东辩护，我看过一些辩护文章，我认为辩护并不成功，其实也很难成功。毛左派的辩护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把大跃进的责任推给刘少奇和邓小平，有的毛左派知识分子还会拿出毛泽东的一封信，证明老毛并不同意放卫星。当然，其它的领导也要负一定的责任，这是没错的，但这并不能证明毛泽东没问题。如果责任都是刘和邓的，而老毛被蒙蔽了，这样的话，毛左派们所说的毛泽东如何的高明，如何的看得远，如何的超凡脱俗，如何的密切联系群众就很值得怀疑了。还有，毛泽东毕竟是当时中国权力最大的人，如果仅是被蒙蔽了，那至少也要付渎职的责任。可能毛左派知识分子潜意识里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第二个辩护是认为自由派们所说的死亡人数三千万是虚假的，这第二点辩护其实恰恰说明毛左派知识分子内心里并不否认毛泽东与饿死人有关，否则的话用不着对死亡人数较真。即使真的没有死亡那么多人，这种辩护也是无力的，就像日本无力否认南京大屠杀后，也是拿死亡人数做文章。我上面为什么说毛左派的辩护很难成功？因为毛左派做的是无责任辩护，而毛泽东实际上是应该付一定责任的。当年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数字也不会小。既然毛左派认为没有饿死那么多人，那两千万有没有？没有的话，一千万有没有？还没有的话，三百万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三年平均每年饿死一百万人，这是不是可怕？今天的中国有很多问题，有不少的底层民众生活困顿，这是实情。但毛左派知识分子对今天批判的非常厉害，如果有报道说今年全国饿死一千底层民众，我相信毛左派们一定群情激愤，不知道要怎样控诉资改派的罪恶了，那饿死一百万的那个年代你不更应该控诉？还总是辩护，这难道不是最典型的双重标准吗？为什么不客观的看待毛泽东，功是功，过是过，大大方方的实事求是，这比单纯的辩护更有力量，这对右翼知识分子妖魔化毛泽东是更好的反击，客观的尊重事实更有力量。
毛左派知识分子对于前后三十年用双重标准对待，那么自由派知识分子是不是好一些呢？而且我们的主流媒体总是宣称自由派非常具有理性，而左派们是没有理性的，事实真的如此吗？一点也不，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双重标准同样严重，甚至更糟。甚至因为自由派知识分子拥有话语权，他们的影响更坏。
“有意思的是，这个网站（本人注：指）的精神旗帜，是几个教授，如汪晖、张宏良、崔之元。他们能够十年如一日地干一件事，旁征博引地论证“文革”是好的，大跃进是及时的，“反右”是应该的，朝鲜是进步的。吴稼祥先生曾经评价这种习性“一个行为古怪的大夫，坚持用放大镜要在麻疯病人身上寻找一块完好的皮肤，以此证明这人有自我痊愈的能力。他在美国学习这么多年，居然没有发现比《鞍钢宪法》更好的经济管理方式，也没有发现比‘文革’更有制度化潜力的‘大民主’形式。” ”这段话是摘自郭宇宽先生的文章《让知识分子走火入魔的心灵陷阱》，应该说有一定道理的。当然，像现在右翼知识分子那样简单的否定文革，这是连朱学勤都有意见的，我也曾长期受其影响，以为那代人从上到下都是疯子，可历史不会那么简单。郭宇宽的这段话其实也同样适用于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不过是拿出一些左派美化文革劲头来美化另一个时代：民国，甚至晚清。原因无非就是晚清和民国搞了一些所谓宪政、议会以及选总统之类的形式，效果自然是一团糟，老百姓从中也没有得到任何自由派鼓吹的民主的好处。但自由派知识分子打着“还原历史”的旗号，竭尽所能的美化那个时代，侵略者成了大善人，而且人品都没的说；大军阀们都成了具有民主思想的人；那些知识分子忽然出了众多的大师，我就不明白了，那时的知识分子和今天的知识分子不是一样吗？有什么自己的东西，搞得那套不是西的就是古的，基本上是西的，有什么思想高度值得那么吹捧？由此我想，当下的一些学者，再过几十年后恐怕也会被同一派系的人尊为大师的，不信走着瞧，因为把属于自己派系的前人捧成大师，可以壮大自己派系的声势以及影响力。他们对于民国和当下同样用双重标准看待，今天（包括整个六十年）如何的不好，民国如何的好。真的如此吗？每当说起大跃进饿死人时，自由派知识分子们一个个悲天悯人，一副极有良知的样子。但是民国死了人你就不悲痛吗？按照自由派说的，前三十年饿死等非正常死亡如何如何多，但是前三十年从头到尾，中国人口数量大量的增加，而民国几十年，也没有计划生育，我记得曾看过朱德纪念母亲的文章，惊叹于他的兄弟姐妹真多，可是为什么民国人口数量没怎么增加呢？生下的那么多人哪去了？自由派知识分子是不是要告诉我都是正常死亡呢？民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只怕更多，你们还一个劲的美化民国，你们难道不是用双重标准看待民国和当下吗？今天中国的问题之一恰恰就是民国化了，包身工之类的又回来了。依我看，今天的中国再糟糕，也比建国前三十年强得多；建国前三十年再糟糕，也比民国强得多。郭宇宽先生的那段论述适合中国左右相当部分知识分子，也可能同样适合他自己
正像毛左派神话毛泽东一样，自由派斥之为非理性，但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有自己的“毛泽东”，那就是美国，对于美国的情感完全淹没了他们的理性了，甚至表现出一种奴性，这让他们自称的“独立的思想和人格”完全成为笑料。下面就说说右翼知识分子在面对美国以及其他的双重标准表现。
* 劣质奴性与高级奴性
奥巴马来我国访问，接受了南方周末的专访，听说南方周末的向领导流下了激动地泪水。瞧这点出息，至于吗？要是说以前某个中国人被毛泽东接见，流下了眼泪，那按照自由派南方系的话语，这就叫奴性了，没有独立的人格。那老美总统只是接受了一次采访就流泪，还毫不羞愧的拿出了炫耀，我瞅着也挺奴性的。不过以前我老批南方系自由派知识分子，这一次也替他们辩护一下，就像以前自由派们把民主制度吹得天花乱坠，好像这世界各国一民主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我上学那时候也特相信这一套，不过后来在事实面前，自由派们也不得不划分什么“优质民主”和“劣质民主”，我们按照这个逻辑，受毛泽东接见哭的我们可称之为“劣质奴性”，因为见了奥巴马而哭的我们可称之为“优质奴性”，只是我不知道在中国的环境下，要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具有“优质奴性”会不会是它的前提？或者说反对“优质奴性”的人有没有资格成为一个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好像没有。
* 再说“悲天悯人”
美国发生了9.11，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都特悲痛，也是悲天悯人的样子，和他们对待中国当年饿死人一样，一副关注生命的样子，纷纷表示他们那一夜是美国人。后来第二次海湾战争，按自由派知识分子说美国要解放伊拉克，救人民于水火，不过按照《柳叶刀》的说法，有几十万无辜的伊拉克平民死于战火，估计大部分是美军的手笔。美国死了几千无辜的百姓，我们的知识分子要做一夜美国人，伊拉克死了那么多无辜的人，不知道我们极具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要做多少夜伊拉克人？一秒钟也不做，人性关怀变成了冷漠。这难道不说明我们的知识分子在人命上不同样使用双重标准？他们不会承认，但他们潜意识里一定认为美国的人命要重要得多。甚至当年中美撞机事件，轰炸中国大使馆，死了中国人他们不在乎，打碎了美国使馆的玻璃让他们气愤难当，看来美国的玻璃都比中国人命值钱。那还为大跃进的死亡悲痛，我能相信你的真诚吗？假如中国民主化道路上像前苏联那样大大的增加了百姓的死亡率和贫困率，你们会不会认为是值得的？对于前苏联事件我国右翼知识分子是这个态度，真值！都是叫好的没有批评的。那你们为了民主不惜死很多人和左派为了共产主义不惜死很多人有什么区别？那还装什么悲天悯人，还是收起这一套吧，别让明白人笑话了。
*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这是右翼知识分子常批评别人用的词，比如别人受到专制的压迫，反而对专制产生依赖好感，大致论述就是这个样子。但自己呢？我是否可以这样论述：因为西方侵略中国，把中国揍得屁都放不出一个，我们的知识分子就反而拼命地赞美讨好西方，发自肺腑的喜爱西方，如我上面说的“优质奴性”，觉得西方哪方面都好的不行，有时候为了给西方主要是美国辩护，连自由主义信条都不要了，这是不是患了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为强权的一点关注激动不已？看看为了见布什自己人闹成啥了，正是对人对己的双重标准，使他们不知道自己才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重病号。
* 朝鲜世袭
朝鲜金正日的儿子要接替老爸成为朝鲜的未来领导人，我们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自然是攻击批判，当然也是很义正言辞的样子，说朝鲜如何如何。但世界上世袭的不止朝鲜一家。比如沙特，也同样是世袭，你什么时候听自由派们大面积的攻击沙特了？为什么会如此，还是因为美国，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用了双重标准。沙特乃是美国的朋友，而朝鲜是美国的敌人。假如将来朝鲜抛弃中国成为美国的跟班——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只要美国想开了，给朝鲜安全保证，朝鲜就会杀人放火受招安了，那时自由派知识分子就不会狠批朝鲜的世袭制了，这时候这个问题他们就没有双重标准了，只是还保有“优质奴性”。世袭我也不认同，但我看不惯用双重标准看问题。
* 媒体乃公器
这是右翼知识分子有关媒体和言论自由的一个典型的双重标准。当年《读书》杂志把主编汪晖和黄平换掉，右翼们额手相庆。他们给汪黄时代《读书》的一个罪名是把《读书》办成了反映新左派思想的阵地，媒体乃公器，应该是反映各种思想的平台。如果这一罪名成立的话，那些南方系媒体，还有南方系同类的媒体如《经济观察报》《南风窗》《炎黄春秋》《财经》等等，这些媒体把自己变成某一思想的阵地的情况都比《读书》严重得多，那么他们的主编是否都应该撤掉。说《读书》是公器的媒体能不能用统一标准审视一下自己，你难道就不觉得自己荒谬可笑吗？
* 救亡压倒启蒙
我看过很多中国右翼知识分子哀叹这句话，好像他们受了多大的委屈似的。可惜他们只看到自己，他们没有看到救亡同样压倒了阶级斗争，共产党搞阶级斗争，在救亡时与他们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联合起来，他们要承受的心理压力和曲折要远大于自由派们，人家可没想你们那样老叫屈。用同一标准看问题，别老是一副委屈至极的样子。这种委屈的表现我多少明白为什么自由主义在中国总是不太成功的一部分原因了。
* 失去理性
这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经常评价民族主义者的话。我看过不少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文章，他们总是感叹一些在他们看来非常有理性的人，一遇到对外事件就昏了头，失去了理性，盲目对外了。这又是一个双重标准，因为在我看了，这样的话同样适用于这些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平时似乎也挺有理性的，可是一遇到对外，尤其是美国，他们不也昏了头了，理性也跑得没影了，参看我上文中的例子。
* 基督徒
一堆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都成了基督徒了，并且一个劲的论证信基督教对社会如何的好，看看美国吧！我为什么不能看看菲律宾，这不也是基督教国家吗？我的问题是，这是否对宗教也用了双重标准？假如美国是一个穆斯林国家，而阿拉伯人都信仰基督教的话，那我们的知识分子中的基督徒会不会有相当一部分会变成穆斯林？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说我诛心，是不是诛心，请大家自己去想。
因为我平时也没有收集和整理有关双重标准的案例，觉得到处都是，写起来就想不起来了，今天就想到哪写到哪，就写这么多。我们知识界从西方引进一个很好的思维工具——批判性思维。这个理念的运用有助于知识分子克服自己观察和思维上的双重标准，因为批判性思维其中一个内容就是要克服和批判自我中心，但是这个内容被中国知识分子抛弃了，他们仅是把批判性思维作为工具，用来批评争论对手，这样的话反而巩固了自我中心，这与批判性思维的初衷背道而驰。放弃双重标准，需要与自己的情感作斗争，这并不容易，但是知识分子至少应该比像我这样的普通民众做的更好，这样才能真正提高知识分子群体在民众心中的地位。
三。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
知识分子要干什么？他们告诉大家，为了批判。汪晖自称批判知识分子，右翼们也总是津津乐道他们的功能是批判。说实话，这种定位让我很困惑，因为我觉得批判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一群人没事时，聚在一起发发牢骚，这不也是批判吗？像我这样的人，既没读过马恩列斯毛，也没读过哈耶克之类的，估计也读不懂，中国的论语，道德经之类的也读不懂。但是我也可以玩批判。知识分子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定位更高一点呢？比如如何创造性的建立一个更理想的世界等等，也就是把自己定位一个创造的地位，而不是简单的说别人的地位。我们一般都明白，说别人容易，真干事要难得多，有句俗话说站着说话不腰疼。那知识分子为什么给自己这么低的定位呢？因为这个任务很好完成，自己好混日子？
知识分子们既然要批判，那就不能像我这样简单的发发牢骚，应该有个批判的样子，要比我们站的更高，思维的角度更多元，要说出我们的思维想不到的地方。可惜看看号称“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都是些让人耳朵磨出茧子的老八股，像祥林嫂一样的反复唠叨，这稿费公共知识分子们也太好赚了。这一段时间自由派媒体都集中火力批判一个叫孔庆东的学者，这当然没什么问题，可有一个笔名叫五岳散人的，能经常发表文章的右翼时评家拿孔庆东的斜眼做文章，这素质也太低下了，就这还批判评论别人如何如何，而且他还是很多自由派媒体的红人，他文章的水平如何，大家自己去找找看，我就不多评论了。我奇怪的是，这就是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这就是自由派媒体的老？自由派们是不是老怕丢人丢的不够？公共知识分子在批判上和一个普通网民水平没什么两样，那这种水平民众们真的很难敬佩他们。
创造搞不来，批判又不成样子，说实话，汪晖在其中应该算是水平比较高的知识分子了，当下知识分子的危机在于自身。
前几天在网上冲浪，看到一个叫杨恒均的文章《当批评知识分子成为一种时髦……》，此文批判了社会大众对知识分子的讽刺、批评和攻击，诉说统治者和愚民怎样修理和侮辱知识分子。此文在当下批评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环境中（我的这篇也是批评的），为知识分子鸣冤叫屈，真的不多见。可惜此文忽略了一个问题，羞辱知识分子的只是杨恒均口中的统治者和愚民吗？不是，其实侮辱知识分子最多的恰恰是知识分子。去看看那些批判辱骂知识分子的文章吧，大部分手笔出自知识分子。这一点，左右翼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致的，民众的批判话语基本上都是跟知识分子们学的，并非自己创造的。这一点到网上查查就知道了，其实很多人都心知肚明。
我奇怪的是，当知识分子们都异口同声的批判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时，那到底谁是他们批判的知识分子？是自己吗？不是，是别人。这就像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全民都异口同声的批判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时，到底谁是他们批判的中国人？是自己吗？不是，是别人。当都是别人时，别人是谁？这个问题似乎知识分子就没有想过。
“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这是以前我们的知识分子经常挂在口头上的话，现在已经很少有知识分子提这句话了，原因在于当初说这话的目的是为了让别人给自己说话的权利，并非为了什么言论自由。现在当自己有权力封别人的口时，就毫不犹豫的封了，这一点可参看中国南方系媒体的作为。这就是当下这句话没落的原因。对这样的知识分子，能把批评知识分子的原因仅指向统治者和愚民吗？杨恒均先生，你说呢？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知识分子思维局限非常大，比如说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说要警惕文革“借尸还魂”，但他们居然没有感觉到正是自己的行为，可能正在把中国推向文革，南方系们的行为未必会让中国成为一个西式民主的国家，但把中国推向文革却很有可能。我可爱的南方系啊！
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提高自身水平，要能客观的看待问题，这样才谈得上启迪民智，我觉得知识分子们要真正克服自身的一些缺陷，理性而不是总是挑动社会矛盾，不能激情有余却缺乏实质，客观公正而不是双重标准，这样的话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另外，不要总是抱怨统治者和愚民。希望中国的知识分子用自己的言行重塑形象，扯了这么多就为这个目的。
原想把文中引述的文字都用注释说明出处，但是一想，何必呢？我又不是什么学者，写的又不是什么学术文章，用不着那么正式。如果有人有兴趣看，去网上搜索一下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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