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四
是瞧不起知识分子
有人说，毛润之后来仇视知识分子，与他在北大遭白眼的经历有关，一个小小的图书馆登录室工友、打工一族（特此更正：与以后书上常说的图书馆助理员有天壤之别。一次他想听胡大师适之的课，却因没有正式学籍进不了大门），整天看着那些趾高气扬的教授，心里肯定极为不爽；加之他亲爷老子给他少年时留下的阴影，让他更加……心理可能不正常。
在杨昌济教授家，由于是学生晚辈，与小杨妹妹的关系又有些像今日“倒插媚”的味道，他也只有开门望风、点烟倒茶的份儿。还抱怨北大薪俸过低（每月八块大洋），教授架子太大（整天见不到个鬼影子），不能充分体现“人人平等”和“按劳付酬”的原则等等。
比较起毛润之每月八块大洋，须知那时梁漱溟、闻一多之类的教授每月可是二百八十元大洋哟，相当于现在的一万二千元人民币。胡适这样的人就更了不得！他们住的是公配房、享受的是单位福利（西式砖房，一人一栋。条件优越得无可挑剔，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电话、热水全配备，应有尽有。估计还会有讲座、出书、扮做主持人、读者见面会之类的“走穴”）。而毛润之这样的北漂型工友一不小心还有可能痛遭教授责斥，如同图书馆代主任张申府后来平反了四处诉苦般：“那是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我属下工作，解放之后，掌了权，他到处说‘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因为他忘不了我有一次要他重新再填写一叠图书卡片。”
就是“一叠图书卡片”的小事儿么？其实张大教授也别抱怨，还是“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好。不说那时，半个多世纪后的现实不也一样么？教授的脸色比较难看是有目共睹的，至少在一般打工崽眼里是比较伤感的。凭良心讲，现在教授级的人有几个能看得起粗手大脚的工农（就是皇城根儿的街坊大娘内心里对打工崽、打工妹基本上也是嗤之以鼻的）？他们掌握了话语权呀！否则，不久前因登“百家讲坛”名噪一时的、某“德高望重”之教授为何在读者“见面会”上冷不防让人煸了一腘掌——据说就是与教授们日益恶劣的“话语权”有关。
历史时常重演。有意思的是，随着一声响彻云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张申府教授的工作也很难受了，好在有周恩来亲自出面，最后把他弄到北京图书馆作了研究员了事（总算比打工崽好多了）。
从本质来说，毛泽东本人与周相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一样，学问棒极了！他们大多是知识分子，而且是大大的知识分子，不是那种水果沙拉软不拉几式的小知识分子，他没有理由鄙夷和抛弃知识分子。
但要说明的是，如同迅翁看待农民小市民般，毛泽东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恨铁不成钢之感，抱怨知识分子一朝得意爱翘尾巴，说了“老粗出人物”、“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甚至于“知识分子是比较没有出息的，文化低的人总有一天要打败文化高的人”、“知识越多越反动”（当然是在特定情形、针对特定人物说出的）倒是实话。
不过，这有甚么关系，毛泽东还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样的话吗！
话又回来，现在的一些知识分子表现又如何呢？自反右具体实施者——中央整风反右运动领导小组那些人以所谓的政治家魄力把许多不该平反的牛鬼蛇神也都释放出来，美其名曰：“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而其实是把魔鬼从潘德拉魔瓶里释放出来，把伟大正义的思想和劳动群众重新打入了地狱，制订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错误方针政策，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很大的灾难。
可那些平了反的右派们呢？“八九动乱”的急先锋和幕后操纵人恰有他们那批人，如今的所谓“精英”也恰有那些号人，加之那些后三十年靠非法敛财的“一夜暴富”，以及“摘了帽”的原政权上层人物，在新疆和西藏问题上兴风作浪，使中国这艘大船急速朝右拐去……真不敢想象当时的政治体制按他们设计的“轮流坐庄”会如何？现在这帮精英派不是已基本掌控了国家很大的权力么，那人民的情况究竟如何了呢？按时一个梁老先生的说法，过去农民和工人是“九天九地”。可现在呢，农民是老几？不光是农民，现在好多的“领导阶级”——下岗工老大甚至还不如多少有些田土的“同盟军”老弟呢！当然，待到连一丁儿土地都没有了，“同盟军”老弟就溃不成军了，是所谓“风水轮流转”吗？
不知为他们平了反、摘了帽，又让他们发了横财的人九泉之下如何想？湘下先生想，如果他老人家在天有灵，看到共产党的现状，也会很伤感的。（无论如何，他也是打天下的重要一员呵！）
有时呵，中国的知识分子可得多摸摸自个的后脑勺，掂量掂量一番才是。这么高的文化，不要老是把自个“等同于老百姓”来使。
曾与毛泽东和诗闻名一时的柳亚子先生可谓这方面之“典范”，他不仅马大哈似称毛泽东为“毛郎”，多少给人以倚老卖老之感，而且自吹自擂：
除却毛公即柳公，纷纭余子虎龙从；
一代文豪应属我，千秋历史定称翁。
不仅此，柳亚子政治方面也过于自负，官瘾不小，不满郭沫若“亚子先生今屈原”这样的的赞誉，自嘘与毛的关系是“瑜亮同时君与我，几时煮酒论英雄。”且认为：“我的政治眼光，却自信是中国第一人，怕毛润之比不上我，更无论余子碌碌了。”
可“天有不测风云”，当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共取得决定性胜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从西柏波“进京赶考”，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柳亚子兴冲冲地由香港抵京，准备正正经经与自己的“知己”“共上天入地，把握今朝”时，却碰了一个软钉子：因为毛泽东入了北京城，柳亚子去向他要官做，说“留得故人遗句在，北毛南柳两英雄。”要求毛泽东把颐和园送他，且非总理不干。
“宏伟目标”破产后，他见李任潮和傅宜生这样曾“积极跟着蒋介石屠杀共产党”的人”“现在倒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而他“一直是反对蒋介石，跟着共产党走的，现在却让我来这里坐冷板凳了”。他心里很不平衡，以为毛泽东、周恩来忘了他，因此动不动就发脾气、发牢骚。
四月七日日记有载：“以后当决心请假一月，不出席任何会议，庶不至由发言而生气，由生气而骂人，由骂人而伤身耳！”于是这个决心“于毛公有所献替”的诗人就干脆大放厥词：“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再不理我，我就跳昆明湖或吊死在益寿堂。” 这里是威胁说我烂命一条，别把我逼急了自杀。又因为动手打人等，引起了周恩来的重视，两天后，百忙中周恩来特意抽时间宴请了他（地点：颐和园听鹂馆，有兴致者可以去参观参观），先是希望“柳先生把眼光放远一些。多多保重身体，今后有的是重要工作要您去做。”然后批评“我们的队伍是不允许打人的”，未及柳亚子反应，周恩来借事起身，竟拂袖而去——别以为周恩来总是一团和气！
柳亚子移居颐和园以后，情绪一天比一天低，牢骚一天比一天多，从打门卫、骂哨兵到打管理员，又说要“投湖”“上吊”，可以说他的牢骚是“一浪高过一浪”。后受到周恩来的批评，情绪开始走向平静，到某天上午他读到毛泽东的《和诗》，劝告他“牢骚太盛防肠断”后，他的情绪才转过来了。下午，在他写的《次韵》、《叠韵》两首诗中，有了“未必严光忆富江”、“躬耕原不恋吴江”的诗句。
至此，“诗人政治家”柳亚子才算是真正服了“政治家诗人”毛泽东，自此脾气全消、牢骚不复——正如他发出了“平生兀傲今低首，第一人才毛泽东”般——终于低下了他曾经高昂的头颅头脑
首》其一曰是幼稚好笑，堆砌起不堪卒读的政治词藻和马屁颂来。！尽管这时又发生了他一厢情愿地写信向毛泽东建议：设立国史馆，修撰明史、中华民国史，安顿碧云寺孙中山衣冠冢留守人员……被毛泽东回信“泼冷水”；自荐到江苏老家任省长，要求聘用私人秘书……毛泽东都没有答应的这样“不痛快”的事，但此时的他也计较不上了。无可奈何之下，除了私下叹息“旭日中天防食昃，忠言逆耳费思量”，“英雄惯作欺人语，未必牢骚便断肠……”外，再没别的事儿了！
因此，对于有人说毛泽东后来看不起知识分子是与其早年蹇顿有关，继而心理不太正常……，湘下先生表示存疑：毛泽东是那般鸡肠小肚之人么？
即便如此，湘下先生也以为，这些，绝非是事物的本质，表象下的实质是毛泽东看不惯中国老式知识分子的做派和对“人人平等”的向往！否则，是小觑了毛泽东这个人。
湘下想说是，毛泽东的确是瞧不起一些文人和知识分子，更瞧不起他们的做派。
这，并不奇怪。柳亚子先生便是榜样嘛！因为连湘下先生的一位女同学得悉了亚子先生的“英雄事迹”后，都不禁大摇其头：“真有这么令人讨厌的人么，好蠢呦！”
但事情绝非这般简单。
续看之五：《瞧不起知识分子的原因终究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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