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叫我还能再说什么！
马望野
=========
今年最后一天（2010/12/31），我在《人民日报》上的通栏标题：《又到年关，又见讨薪；有人下跪，叫人揪心 我们要站着把钱拿回来》之下，读到了本报记者周志忠写的一则报道：《宁夏250多名农民工讨薪 180万工资，几时能给我们》，很难过地得知下面的情况：
12月29日晚五点，气温零下7摄氏度。凛冽的寒风中，一群蜷曲着身子的人，跺着脚，搓着手，聚集在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汽车站广场。在一个小包子铺里，来自隆德县沙塘乡光联四队的李招招眼里含着泪花说：“大家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却领不到工钱。这些天，大家只能花钱找最便宜的小旅馆住，一日三餐吃方便面或是买上个馍就口水当饭。。。。。。”另一个说，“我叫李闱，从今年3月1日到现在，一直在工地干活。每月工资说好了2400元，一共欠我15000元。”又一个说：“我叫卜雷，欠我10000元。”。。。。。。44岁的李凤翔是个小包工头，她借了3万元的高利贷，为工人们每天付上几十元的生活费。这些人都是随她一起从家乡出来干粉刷的。自己的20岁的儿子也在工地上开铲车。她说：“拖欠我们15万啊！工钱讨不回来，儿子还被打，脑袋至今昏沉沉的，这可咋好？”马学海、马少军也是小包工头。为讨薪，他们“摽”住了大包工头李峰，不惜以每晚80元的价格，在银川包下几个房间，将李峰“看”了起来。李峰说：“华盈公司欠我们工程款400多万，我们才欠250多名农民工工资180万。”。。。。。。接下来，大包工头和工程公司之间的官司，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他们两家说不清道不明，拿不到钱的农民工就只能在寒天冻地里喝西北风了。
同日的同一版面上署名天山所写的另一篇以楷体字排印的文章：《希望薪水无须讨》，还透露出叫人心酸的影象：
“每年岁末，总有人为讨薪而纠结，也总有人为讨薪而下跪。湖北赤壁，农民工代表跪下了；河南郑州，农民工集体跪下了。”
唉，辛苦了一年等着拿工钱回家过年的乡亲们的究竟能不能马快把欠债要回来，在下没听到有什么能让人心安的答案。春节将到，年关在即，暂且就先别掰饬是站着还是跪着要钱了，能把钱拿到手才是最要紧的啊！
所以，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静坐下来，我不能不想起了前一两天看到的原北京市石景山区的首钢工人们对上个世纪的几段回忆文字：
一，关于饭票——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首钢的饭票共有4种：1分、5分、1角和2角，其中1分钱饭票是粉色的，1角钱饭票是绿色的，2角钱的饭票则是白色的。当时，首钢的职工都是自己购买饭票，饭票上有不同食堂的印章，工人凭饭票在食堂就餐。根据老工人回忆，60年代最困难的3年自然灾害时期，五分钱可以买到两个窝头和一小份罗卜片咸菜，这在当时可是相当奢侈的“大餐”。到了60年代后期，条件好一点的男职工每月的伙食费在12元左右，女职工为6-8元，按这个标准可以吃得很好。（《北京青年报》2010/12/30 本报记者李天际：《小小票据记录工作生活点滴》）
二，关于取物卡——上世纪80年代末之前，首钢各厂每月都会向职工发放福利，当时主要以食品为主，比较常见的有牛羊肉和带鱼、大虾等海产品，运送这些物品的卡车直接开到各厂，职工按人头领取。当时北京西部地区只有首钢每月发东西，职工拎着牛肉、海产品乘坐公交、地铁，都不需要出示月票。90年代初，首钢改变了过去每月发“实物”福利的做法，改用首钢工取物卡，这是一种纸质的卡片，上面写着职工姓名、工作部门、福利的金额数，职工拿着取物卡到当时的首钢购销中心（现首钢办公大楼）自己挑选物品。购销中心就像今天的超市，物品种类非常丰富，除了粮油肉蛋奶等副食品之外，还有床单、被罩、衣服等日用品，很多东西在外面的商场是买不到的。因为取物卡有截止日期，因此在截止日期前的最后几日，购销中心都很热闹。首钢工取物卡大约持续了几年，到90年代中期才停止发放。（《北京青年报》2010/12/30 本报记者李天际：《小小票据记录工作生活点滴》）
三，关于住房——
工人程国庆回忆说，20世纪80年代，首钢厂区的粉尘污染相当严重，“一刮起风来就更脏了，住在厂区小西门外金顶街、铸造村一带的人们根本不敢把洗好的衣服晾在外面，要是穿着白衬衣在楼下转一圈，回去一看衣服准成黑的了。”何俊杰一家于1997年搬进了铸造村一区的楼房，“搬过来的头几年，家里从来不敢开窗通风，因为只要开一会儿窗，屋里就能落上厚厚一层灰。”（《北京青年报》2010/12/29 本报记者李 宁：《从不敢开窗。。。。。。》）
四，关于劳动——
吕增智1951年正式成为首钢职工，在炼铁部烧结工段工作。烧结锅1米深，直径2·5米。一边烧一边加矿，烧好后把胚子扣到地面上，然后用大锤砸碎，使用的大锤最小也有24磅。当时测算过，烧结工段一个工人一天的汗水就有10到12斤。（《北京晚报》2010/12/21本报记者贾中山、朝喜斌；《吕增智：当年一天流汗12斤》）
老炉前工屠学信说，当年炼钢工人的体力劳动强度很大，“同样岗位付出的体力劳动估计是现在的5倍以上。”当时工作是三班倒，有时候要连续上六个夜班，每次下班时，穿的帆布工服都会被汗水打湿大半。下完班后在更衣室里的大通铺上倒头就睡。（《北京晚报》2010/12/21 本报记者贾中山、朝喜斌；《屠学信：这里代表一个时代》）
那么，过去和现在相比一下，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如果论工作环境和劳动强度，大概是相差不很多吧。如果论生活条件和收入报酬，那差距就很不小了。总的来说呢，人心是杆秤：大家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吧！
不过，说实在话，二者却并不好完全相提并论。因为，一个是国有企业体制内的正式工人，一个是私人承包队伍里的临时工。但是，作为一个劳动者，特别是体力劳动者，在社会地位上，无论如何，都还是应该一样的吧？至少是大概齐的吧？为什么有时候就可以站着，有时候就不能不跪下？
忽然联想到近来物价一直在上涨，有的同志劝诫工友们 “以勤奋工作赶超物价的涨幅”（《工人日报》2010/12/27）。那山东济南十万元一桌的圣诞宴（香港《明报》2010/12/24）的食客，都是“以勤奋工作赶超”上这种“物价的涨幅”的么？
据说，春节前后，民族歌剧《白毛女》又要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了。那戏里边的帐房先生穆仁智大年三十在向欠租的贫农杨白劳逼债。而在舞台外边的元旦前夕却是劳工在向雇主逼债。这年月岂不是反过来了？
夜不成寐，思前想后，一些杂乱无章，希奇古怪，颠三倒四，胡搅蛮缠的景观，在脑子里挥之不去，难道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变化得让人很难绕过湾儿来呢？
你叫我还能再说些什么！
（2010/12/31）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