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言：哥们儿，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

忠言 /文

有一首《祝你平安》的歌里唱到：“你的所得还那样少吗？你的付出还哪样多吗？生活的路总有一些不平事，洒脱一些过得好。”但是，如果这种“付出”与“所得”不成正比的现象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司空见惯的长期现象，甚至成为社会规则，那么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人们无论如何也难于“洒脱”起来，更谈不上“过得好”。

据2月9日《经济参考报》报道，中国经济50人论坛嘉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宋晓梧撰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富分配不均日益加剧，两极分化问题突出，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在此背景下，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宋晓梧例举了一系列触目惊心的事实和数字：近20年来，我国企业普通职工的实际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幅度下降。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1990年为53.4%，到2007年仅为39.74%。7年间，劳动报酬占比下降了11.66个百分点。而同期美国劳动报酬占比为55.81%，英国为54.5%，瑞士为62.4%，德国为48.8%，南非为68.25%，韩国、俄罗斯、巴西等国也均高于中国。此外，工资总额是劳动报酬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由1995年的13.32%下降到2008年的11.21%，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也由1995年的13.6%下降到2008年的11.7%。同时，劳动报酬的行业差别加剧。1998年以来机关事业单位多次增长工资，而企业中经营职位和一般职位间收入差距目前普遍在20倍以上；我国行业平均工资差距从90年代的2倍左右扩大到6倍以上。

宋晓梧列举的事实说明，我国普通职工在财富初次分配中被剥夺严重。他还以农民工为例，农民工所得更为可怜，差别最大的广东东莞农民工收入仅是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的30%。他指出，中国上亿农民工收入每年至少可多得约3千至5千亿元。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越来越离谱的分配不公状况的加剧？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我以为以下几个方面应该是最重要的因素：

第一，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方向迷茫。改革开放之初，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同时强调要“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但实际上这些年来，一些人片面强调少数人“先富”，而严重忽视“共同富裕”，甚至把少数人“先富”搞成了终极目标，根本不讲“先富”的手段方法是否合法，于是出现了许多违规违法的“暴发户”，一些人靠投机行为捞足了“第一桶金”。还有一个口号：“发展是硬道理”。不错，发展确实是硬道理，但是发展为了谁更是一个根本问题。而一些官员的发展观就是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而不管社会财富流向了何方。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观，加剧了官员的短期行为、做表面文章、不计后果地招商引资等行为，而且严重助长官商勾结的腐败行为，这又从另一个渠道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公。

第二、“私进公退”直接损害工人阶级利益。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所谓“国企改制”，把原本属于全民所有的国营企业，先是用一字之差改为“国有企业”，随后便不必与主人商量任由政府对国有企业开始了“抓大放小”的重组改制。在这个过程中，数以千万计的“国有企业”被贱卖、被股份化、私有化，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数千万国企工人被迫下岗。国企改制的最终结果，是少数人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千万或者亿万富翁，而且国企职工几乎没有任何报偿地被无情抛弃。他们由“企业的主人”一下子沦为市场化的弃儿。伴随着“国企改制”和工人下岗，私有经济大行其道。而私有经济必然产生剥削。这些年来，除了少数公职人员，绝大部分劳动者都是在给追求利润的资本家打工，他们付出的是超强的劳动，收获的是低廉的薪水，他们成就了一个个亿万富翁，自己不得不成为弱势的低收入群体。美国《时代》周刊把中国工人推上封面，实为对“中国工人”艰难生活的另类注脚。

第三，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残缺。一些所谓经济学家鼓吹社会保障“养懒汉”，他们竭力主张减少和取消社会福利。这些年来，老百姓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为“新的三座大山”，重重地压在了百姓头上。资本家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不仅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抛弃社会责任，甚至不惜牺牲劳动者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中国社科院资料表明，我国“有80%的人现在还没有被社保覆盖，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是非常残破的”。而原本的社会公益性质事业逐步被市场化、商业化。教育关系国家的希望和未来，许多纯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也都属于社会福利的一部分，但在中国教育却完全变成了敛财的机器。这些年来，中国的GDP在高速增长，但国家用于教育事业的投入却是逐年下降。来自联合国官员的资料表明：中国是世界上对公共教育投入最少的国家，其教育投入只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远远低于联合国建议的百分之六的标准。与教育改革相似，中国在医疗改革中政府严重退位，过分依赖市场。我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府投入占医院收入的比重平均为30%以上，2000年这一比重下降到7.7%。而在欧洲发达国家，医疗卫生费用约占GDP的10%，其中的80-90%由政府负担。就连医疗服务高度市场化的美国，政府卫生投入也占到整个社会医疗卫生支出的45.6%。医疗市场化使许多人家庭因没有医疗保障而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另人汗颜的是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的192个成员国中，中国的医疗公平性排名为倒数第四。

第四，“按劳分配”原则名存实亡。按劳分配原则，是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但这些年来，按劳分配几近成为一纸空文。“效率优先”、“多种分配形式”被片面强调，在改了制的企业和大量私有企业，按资分配成为天经地义，劳动者变为商品被严重压低劳动报酬。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一些地方以改革劳动用工制度为名，无论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还是公私企业，劳动者被分为三六九等，比如什么正式工、合同工、聘用工、临时工等等，他们干同样的活，却拿不到同样的报酬，他们的劳动所得包括社会福利、社会保障被肆意剥夺。这种制度性不公，以80后劳动群体为先导，使他们成为劳而少得甚至劳而不得的典型代表。这一现象如果不加以遏止，必将越来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五，劳动监管机制软弱无力。被广大劳动者期待的新《劳动合同法》，在讨论、修改过程中，就遇到了资本实力的阻扰，而颁布之后的执行情况也并不令人乐观。至今一些为利益代言的“专家精英”仍在攻击，并要求取消这个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法律。在其他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维权方面，更是弱的不能再弱。比如《工会法》难于为工人争取实际利益。因为企业工会干部大多数是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这种情况造成工会干部很难真正代表职工的利益。在2010年南海本田大陆员工罢工事件中，当地工会公开站在资本家一边，要求工人立即复工并与罢工工人发生冲突，被人称为“世界劳工史上的奇闻”。更有甚者，陕西省法律工赵东民因帮助下岗工人维权，被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奇耻大辱。

缓解贫富差距、避免两极分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突出矛盾，必须认真加以解决。邓小平同志早在1993年就预言到中国将来必须面对和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他指出：收入差距“这个问题要解决”，虽然“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但是一定“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社会管理者们，应该勇敢地正视问题、并逐步有效地解决问题，而不应该采取视而不见、自欺欺人和得过且过的不负责任的态度。那种靠市场自我调节的思路，不符合中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的特点和实际，只会进一步积累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加剧社会矛盾和两极分化。这绝非是危言耸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