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为镜：文革一思潮，渊丛多鱼雀
苏 杜
日期 2011-02-12
（本文大意：毛泽东发动与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中共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认识，也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如果“四大”仍然是可以采取的斗争形式的话，那么，这个方向，这个重点，仍然是它的政治灵魂。）
毛泽东发动与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重点是整中共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认识，也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但是，这一斗争重点，几个回合下来，却都被对手化解了。如果全面说起来，恐怕麻烦得很，但有一种思潮，或说“理论”也行，在几个回合中反复起作用，在扭转斗争矛头、转移斗争重点中是起了特别关键的作用的。
不独60岁以上的老人亲历，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纪轻一些的人也知道，文革初期，烧书、砸庙，揪斗“地富反坏右”，“老子革命儿好汉”，“革命皮带”抡来抡去；“老子反动儿混蛋”，“黑狗崽子”哭天抢地。作为其中的代表性事件，则是老舍之死。而上层一些的大专院校，则是在“抓一批右派学生”，给党支部以至党员个人贴过大字报的人，如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斗争转向党外，矛头指向民众，两月情势，“基本如此”。
毛泽东当然明白自己遇到了什么。一张《大字报》，八见“红卫兵”，推出《十六条》，毛泽东力挽狂澜于既倒，终将斗争方向扭回了党内，对准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但正如毛泽东在《十六条》中所预见的那样，“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会有多次反复”。“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进入所谓的“斗批改”阶段，“文革”重点又发生了位移，斗争方向又发生了转变。文革初期的“革命皮带”经过一个短暂的疲软，变了一个模样，在“皮带虽然不可取，毕竟还是革命的”思想指导下，又重新坚挺起来。。“斗私、批修、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成了表面文章，真正用力的地方是“抓造反派中的坏人”“清理阶级队伍”。不用说“造反派”头头，便是“造反派”兵卒，又都惶惶不可终日了。“革命皮带”虽然似乎不再抡来抡去，但“触及灵魂”的滋味，却比触及皮肉的滋味有过之而无不及。 “态度”总不“端正”，“交待”从无“彻底”，“说清楚”永远“说不清楚”。复归坚挺的“革命皮带”，严肃而神秘地出入于“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专案”日渐其多起来。后来称为“糊涂案”“莫须有”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据说全国抓到2000万之多，而大大小小的“阶级异己分子”则已经无法统计。至于“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仅从“重点”旁落，仿佛连“次点”也排不上号，人数也只剩下了刘少奇一个。而对于他，明确的要害也是“叛徒，内奸，工贼”的“历史反革命”，他的“三自一包”“分田到户”“形左实右”如何“走资”，大多数只是跟着喊，对于其中的原委，则模糊得很。
但真正可叹的结果还不在这里。真正可叹的结果是侥幸逃过了“造反派坏头头”“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下场的一般青年学生与其他普通民众，早就厌倦了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在“共产党犯错误你们高兴什么”的严厉斥责下，避“斗”唯恐不远，诺诺唯恐不及，坚决加入了“逍遥派”，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了。资产阶级何以就在党内，当权派何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当时根本就没有有广度的调查、有深度的分析、有分量的批判和有作用的立新。自以为左得又合时又合适的左派，也只是热衷于“唱红跳忠”“早请示晚汇报”，他们何曾动过这份脑筋？毛泽东去世前一两年，几次发表“理论指示”，非常同意列宁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的认识， 并指出中国的“走资派还在走”，“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但是，响应了毛泽东这一号召的共产党人并不多，相反，对文革“不满意”“要算账”的共产党人倒是不少。他们不再担心毛泽东会又一次叱咤风云，这并不是因为毛泽东已经垂垂老矣，而是因为他们感到了自己的力量。
“清理阶级队伍”“抓阶级异己分子”“揪出造反派中的坏人”，已经彻底将斗争矛头转向“外”与“下”，一般“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民众人人自危，时时处处避害。“造反”虽尚未明罪，但早遭侧目，“保守”虽尚未授功，但已享元勋。对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一般民众情倦心惧，内心只忧虑着不知哪一天“算账”就要算到自己头上了。对文革“不满意”“要算账”，反对“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共产党人，已经拥有了“算账”的一定社情基础：“保守派”重新占据了“真正热爱共产党”的政治制高点，“造反派”则降到了“落后群众”以下，离“反革命”只有半步之遥了。“走资派在走”，反对走资派的民众则纷纷趴下，以做顺民为求了。《》近日一篇置顶文章《文革中的趣事与遗憾》说当年在“清队”中“董大爷”自杀“完全是由于他的心胸太狭隘而想不开和性格太脆弱才造成的”，而“李叔”的“自杀秀”则只能是令人捧腹不止的“趣事”。这位，大概由于年龄关系，没有亲身体验到“革命皮带”的滋味，才会这样“从微观、从人的性格上去探究文革中负面东西”。其实，当斗争矛头转而对准民众的时候，哪有这么趣味横生，令说者听者都趣味盎然、足佐酒饭、大笑盈堂、忘乎所以呢？
文革中这种思潮，的确起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它彻底扭转了“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大方向，令“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种斗争形式失去了正确的政治灵魂，使后来中国道路完全改变成为必然。但是，这种思潮却并不是新产生于文革之中，它实际上是中国千百年来“忠文化”在新历史条件下的“形而下”。“忠”虽然是千百年来一直被崇尚的一种“美德”，但从来就像它的反面“恶奸”一样，好像并没有客观的标准与尺度，忠而得谤获罪丢命，大奸似忠立功受封，不胜枚举。但是，它以执政政治集团核心利益划定的楚河汉界却是万分明确的。“保守派”以“保党”为“忠”而终为“忠”，“造反派”以“整党”为“忠”而终为“奸”，归根结底就在于再恶劣再差劲再无聊的“保”，也比更优秀更完美更用心的“整”令执政核心集团更放心。秦桧为什么拱手送出半壁江山仍得为首相，奸而得宠？因为他看透了莫说半壁江山，即便全盘江山，也没有赵家天下要紧。儿皇帝虽然是外主的奴才，但仍是一隅百姓主子，仍可以耀武扬威，作福作威。这才是核心利益之所在。岳飞为什么拼命夺回半壁江山仍不得为将，忠而获罪？因为他以为河山不存，皇帝安坐？虽然最终也是为了赵家天下，但毕竟将河山放在了赵家天下之上，触犯了核心利益，自己成了阶级异己分子，满门也被抄了斩。中国百姓为“忠”“奸”正反两面训练了两千多年，早就明白了“保”而善终、“整”而完败的国情，不用多力，鱼入渊，雀归丛，鱼静雀伏，就是难免的一时了局了。列宁所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在孔孟之道深入到孔乙己被打断了腿还死心踏地地“忠”，一字不识的祥林嫂自杀捐躯也要“忠”，而且此等民风从未得到过彻底革命的中国，这种情形就更为严重了。即使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也于事不会有多少补。“四大”虽为毛泽东创造，但不同的政治家却均可享用。“清理阶级队伍”，“揪出阶级异己分子”，也是“群众专政”，注入了不同的政治灵魂，便将最初的“重点是整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化为其后的“全面清理革命队伍中的坏人”，江山依旧，世事皆非了。
不过世事虽然皆非，但地球照转。三十多圈之后，响应毛泽东当年号召的共产党人以及非共产党人，反而渐渐多了起来。这倒不是什么“路遥知马力，日久见忠心”，而是历史进程证明了毛泽东的号召是完全正确、深刻、极具远见的。而这样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也越来越像毛泽东从来要求的那样，学习马列，不仅从书本上学，更从社会实践中学。正是几十年的再实践，使他们才真正懂得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点是整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大概是在可以预见的历史阶段中共产党人继续斗争的大方向。如果“四大”仍然是可以采取的斗争形式的话，那么，这个方向，这个重点，仍然是它的政治灵魂。这虽然又遇到了以保为忠“忠保派”的“清理”，但惧势趴下、争做顺民的越来越少了，多数还在坚持着斗争的方向与重点。这令对手非常头痛，束手无策到竟将孔子的一尊“疑似”像树到天安门广场，以为他真的可以镇国，可以抚民。有的网站，一边标榜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领袖”，一边又不断地“与网友苦口婆心谈孔子”，要与孔子“建立统一战线”。对文革的反动，竟至如此深远，真是触目惊心！然而，这又验证了毛泽东当年提出“批孔”，又是多么的正确、深刻和具有远见。
三十不立，对文革算了三十多年账的这些共产党人，其“保”术长进真的难以让人恭维。“马门列夫”的真名实姓，“网警”何曾不了如指掌？但有人却非要他在“广大左翼网友面前暴露身份，取得信任”不可，并且以之为“凡开展左派内部批评，必须实名！——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且义形于色地说，“单凭一个人文章写得怎样，而对其来历与真实身份不闻不问，那是不行的”，“尤其是对那些以‘网络名人、革命指路人’架势出现的‘左翼大笔杆子’，曾从哪里来，将往哪里去，常跟哪些人往来，受谁的资助支持，以什么为业谋生”，必须搞个一清二楚。这位人士还介绍了自己又据实名又据文章与“浑水摸鱼者”“居心叵测人士”“划清界限”的战绩。这真是一条坚挺的“革命皮带”！我不知道“李文采”何许人也，他发表的文章我也没有细看，但派他为“国民党残渣余孽”，实在让人不知何以为据。与国民党的嫡系正宗都已经握手言和，相拥得连美国进攻性武器都打不开，“一个中国”都“搁置”了，国民党在大陆政坛、讲坛、文坛上比共产党还要吃香，“残渣余孽”又如何？文革时它曾是一顶要命的帽子，现在却是一朵荣升的红花。还有什么“汉奸”“走狗”之类，恐怕也有点不伦不类。“国”既为“伴”，“汉”何云“奸”？主主互信，狗通主意，忠心驱使，实乃义犬，怎做走狗之喻？如此说来，也并非故意强词，硬要夺理，你要清水观鱼、居心中正，看清“保”势，跟紧“保”步，做一个党国顺民、孔子信徒，那就非得出如此结论，以他的茅，戳透他的盾不可。
附录：
1966年8月5日 ，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 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 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 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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