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声音：改革前的社会管理为什么卓有成效
改革前的社会管理为什么说在一定程度上能算是卓有成效？我说就是因为那时期，基本每人都有一个“身份”。具体说，身份是什么？我以为，身份就是一个人所做一切事，说一切话时，所不由自主，不能不注意管制一点自己，克制一点自己的一项内容。比如像现如今国家主席能像咱们这样，在论坛里胡吹乱侃吗？我以为不能。为什么？因为身份不同。还有以前的“地富反坏右”，那那时，在文革，在毛泽东时期，他敢乱说乱动吗？肯定也不敢（当然这是有错误的一面，这里只是举例）。所以身份不同，其实可能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管住一点自己尽量别去做不该做的事，尽量去做自己应该去做的事。
可改革后不同了。改革后基本没身份了。或者即使有，那这种身份也是相当的不稳固的。具体说，像什么工人。工人那在改革前，在一般老百姓的眼里那都是很值得自豪的。那许多人都是争着抢着去当工人的。可现在被说成了什么？说成了“打工仔”。打工仔是什么意思？打工仔就是你也可能是工人，也可能不是工人。换句话说就是你还是不是工人，这由不得你说。而由不得自己说，那这身份还能具有吗？还有“农民工”，什么是农民工？农民工就是进城的农民。可进城的农民再进城，他也是农民，他也脱离不了农民的本色和习气。所以他进城后就想受到优厚的待遇也不容易。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一些贪官污吏。我说现在的一些贪官污吏，有的为什么那么贪？为什么那么的坏？为什么那么的官僚主义？一点正经事干不出来，还要整天视老百姓如草尔？我说就是因为这些人的身份不明。
具体的像什么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那他们的身份应该是什么呢？我以为，起码不应该像现在一样。具体一人身兼数职，或者身兼数种身份。比如又是商人，又是国企领导，又是政府管理人员，还有什么国家什么级什么级，比如有一个是什么“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级等等身份。
为什么？因为你身份一多，那实际就等于没有身份了。比如一人又是师长，又是旅长，又是团长，又是营长，那你还能说得出来他到底是什么长吗？而如说不出来他是什么长，或者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长，那他还能把自己管好吗？他能不往什么“天山人间”去跑，往地下鬼蜮去溜达吗？
所以改革以后，整个社会管理失控，不好管理，最主要的原因乃就是每人的身份不明。具体的就是名不正，言不顺。而言不顺怎样？言不顺可不就是胡说、胡干、胡来吗？你像现在那个孔老二立在天安门那儿，孔老二立在天安门那儿那算什么？那算他是祖宗？还是教师爷？是祖宗，那他应该进殿堂里面去，哪有让祖宗在外面风吹日晒雨淋的？算教师爷？算教师爷能轮到他？今天的小学生不学汉语，不学白话文，不学英语，不学电脑，不学高科技，天天摆弄千字文，百家姓，之乎者也？我就不明白他怎么能算得上一个文化代表，而且还是中国最有名的文化代表？到底他是春秋时代的文化代表？还是战国时代的文化代表？还是现代文化的文化代表？我以为有些人可能连自己都未必弄得清。
身份是什么？身份是一个人的象征，是象征一个人即使不光荣伟大，可能也不至于多么的猥琐。具体的就是一个人假如有了一个身份，那不管干什么事，讲什么理，那总容易有一个出处，有一个根据。你像现在的上访，为什么上访？说不出来。你说你有冤，有苦，可你为什么有冤？为什么有苦？说不出来。噢，你说当地的官匪欺负你，可他为什么欺负你？还不是因为你没身份？而如你要有身份，不是仅仅堂堂正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而且也还是是堂堂正正的人民公社的社员，那他还敢欺负你吗？不敢。为什么？因为有公社的规定在那里管着他呢。有同样是人民公社的社员，那他就必须得遵守一点公社的规定。可现如今都是公民，都是法。法能管得住吃喝拉撒睡，管得住搞猫腻吗？法只能管得住明的，管不住暗的。尤其是那种相互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暗的。
可有身份就不同了。一个人有了身份不说等于有了紧箍咒，那起码你在干什么事情的时候，可能就不得不掂量一点。具体的就是你如干坏事，那身份可能首先要证明，即使往坏处干，也首先只能在身份之内往坏处干，而不能往身份之外去干。因为往身份之外去干，有许多情况之下，往往容易干不成。具体的就像你是白种人，你要到黑种人那里去干坏事，那人家一下子就容易认出你来。所以身份不仅是一种主观管制，而且可能也是一种客观管制。
改革以来有许多人的身份不明，有许多的新鲜事层出不穷。最具体的就是有许多人直至现在还认为人有身份不是一件好事，而是一件不好的事。像有些人一直主张什么不要叫人民了，应该叫公民。因为只有叫公民，才能显得使人腰杆挺得硬，挺得直，才能维护自己的人权，才能与不法现象作斗争。我以为，这其实可能恰恰是说反了。
具体说，为什么公民不如人民呢？因为公民的含义一般都是单个儿的，而人民就不同。人民是属于可多可少。一个人民也叫人民，一大堆，一大群，全体，也都叫人民。而且就中国人的习气、性格来讲，一般都是喜欢不管干什么，总愿抱团、随溜。具体的就是往往不愿一个人自己干。而这样就是说，你说他是落后、愚昧，没有个性，没有独立性，那他就是那样。所以搞管理，尤其是社会管理，那其实也得首先根据中国人的具体特征。而这样就是说，有了身份，那也好鱼找鱼，虾找虾，互相各自好参考一点。
改革前，或者说毛泽东时期为什么社会管理基本能算得上是卓有成效呢？我以为就是因为人人有身份，结果就形成官不与民争，民不与社会争的良好状态。（当然文革时期是走到了反面，走到了另一极端，走到了民与官争，官与社会争，但那是另一回事了，是毛泽东在那时要故意自己这么折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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