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冤案——在革命的祭坛上
关键词： 延安整风 文化大革命 鲁迅 八个样板戏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海
沸腾着
他涌着一个最高峰
毛泽东
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峰上
——胡风：《欢乐颂》
“你还我一个王实味！”
王实味被杀，毛泽东怒不可遏。
然而，却是毛泽东拎出了王实味。
延安整风，王实味被押上审判台；建国后，毛泽东再批王实味，号令全国“痛打落水狗”。
王实味的悲剧人生，成为10年后胡风、冯雪峰及共产党“右派”们未鉴的前车辙，也成为献在20年后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祭坛上的原初牺牲。
他们倒在毛泽东的威权下——
从苏区肃反时被处决的“AB团首领”谢汉昌、李白芳，到延安整风时被清除的王实味，再到建国后被相继打倒的胡风、周扬、刘少奇……，都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
他们真是“反革命”吗?
不是！
谢汉昌、李白芳不肯背叛苏维埃政权，王实味苦苦哀求保留自己的共产党员党籍，胡风真诚地讴歌新中国，周扬处心积虑地紧跟毛泽东，刘少奇“死不改悔”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他们怎能是“反革命？
然而，他们必须是“反革命”。
并不是毛泽东排斥异己，而是毛泽东对他们背离革命的本质把握。
共产党人的革命是什么？
是颠覆！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旗帜鲜明：“与传统的所有制和传统的所有观念实行彻底决裂”！
一句话：消灭剥削！
除非背叛共产党，否则无权模糊这个本质。
谢汉昌、李白芳对富农剥削网开一面；王实味不顾解放区四面被围的严酷现实，过分苛责工农政权；胡风以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得之见，抗拒工农兵文化颠覆旧文化的时代大潮；周扬困于工农兵文化的牵强，终究滑向封资修的泥塘；而刘少奇向资本主义妥协，助长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形成和坐大。
对于颠覆几千年特权剥削和私有制而言，对于被压迫的广大劳苦大众谋取彻底翻身的大革命而言，从谢汉昌、李白芳到王实味，从胡风到周扬、刘少奇，能说他们是“革命”吗？
“革命”与“反革命”是对立的同一体。
这个同一体，不仅表现为个人，更是广大历史现象的抽象。还记得鲁迅投枪掷处吗？那不是简单的个体，而是“类型”。
因为是类型的抽象，所以毛泽东强调“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所以毛泽东前有对王实味被擅杀的愤慨，后有对右派学生林希翎被擅抓的不安：得知林希翎竟多年身陷囹圄，毛泽东下令“立即放人”。
鲁迅——毛泽东，两波孤绝之浪。他们以激进革命的急迫，催击时代之流，鼓动被压迫人民向历史峰巅冲决。
这是囊括一切人的革命。这“一切人”，既是革命的的主体，也是革命的客体；既是革命的动力，也是革命的对象。二者之间，并无鸿沟。
作为“革命的对象”，在一定意义上，不就是对革命的反动吗？
从延安整风到文化大革命，置身毛泽东颠覆旧制度旧文化的滚滚狂潮，知音者少，顺从者多。偏偏几个不“知音”又不“顺从”者，便荣膺了“类型”之靶。
王实味被贴上“反革命”标签抬向革命祭坛，胡风也被贴上“反革命”标签抬向革命祭坛。可是，批判胡风的万千“英雄”，有谁明了：“我也是胡风”？
胡风，一个被重墨勾勒的“类型脸谱”： “胡风和胡风分子确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相荫蔽得十分彻底。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以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有多次了。”（毛泽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
这是不妥协的“多次”。胡风梗着脖子与毛泽东文艺路线、与胡风小集团之外的几乎所有左翼知识分子论争。
胡风无所畏惧，他倚着一个大靠山，那就是鲁迅。
延安整风，王实味“以现代鲁迅自居。”（袁盛勇：《鲁迅：从复古走向启蒙》） 胡风则倾其后半生，自命鲁迅嫡传。
胡风自是鲁迅晚年圈子中人。难得鲁迅如此评价：“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胡风继承了鲁迅耿直而不伪善的品格。
鲁迅说：“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 他热烈地期待：“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它的血和肉来。”（《坟·论睁了眼看》）
胡风说：“一个作家最宝贵的东西是真诚，不能虚伪。如果虚伪，怎么能正确地反映现实呢？怎么能把人物的真实感情表达出来呢？”（《关于鲁迅的杂文》）
胡风继承了鲁迅深沉而厚重的文学观。
鲁迅说：“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
胡风说：“艺术活动的最高的目标是把捉人的真实，创造综合的典型。这需要作家本人和现实生活的肉搏过程中才可以达到，需要作家本人用真实的爱憎去看进生活底层才可以达到。”（《张天翼论》）
胡风继承了鲁迅对创作“革命文学”的严肃态度。
鲁迅说：“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胡风说：“如果对于人生不抱有积极的态度，他就不能和进步力量呼应或融合；离开了进步力量，他又怎样能够大无畏地看清生活的真理，创造出能够推动生活的作品呢？”（《文学与生活》）
要做革命文学，先做革命人。
胡风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升鲁迅：“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就产生了新文艺的战斗生命，我们把那叫做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在今天》）
胡风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诉诸文坛。“自左翼文学运动以来，胡风一直以其惊人的意志力与盛行在左翼文坛的‘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倾向作斗争”， （林伟民：《中国左翼文学思潮》）
然而，胡风却被毛泽东打成了“反革命”。
胡风不解：“我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虽然只限于从一个小角度出发，在涉及了的具体问题上可能有错误，但怎么会和党不同呢？（《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
胡风一生崇拜毛泽东。
重要的是，胡风的文艺理论在革命指向上与毛泽东殊途同归。
毛泽东强调：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胡风明确：“对于对象的体现过程或克服过程，在作为主体的作家这一面，同时也就是不断的自我扩张过程，不断的自我斗争过程。”（《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
毛泽东强调：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兵相结合。
胡风警告：“知识分子的反叛，如果不走向和人民深刻结合的路，就不免要被中庸主义所战败，而走到复古主义的泥坑里去。”（《青春的诗——路翎著〈财主的儿女们〉序》）
毛泽东强调：文艺必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胡风规定：“艺术应该是人的心灵的倾诉，但如果不能对于受苦者的心灵所经验的今日的残酷和明日的梦想感同身受，信徒似地把自己的命运和它们连结在一起，那还能倾诉什么？”（《〈人与文学〉题记》）
胡风以对文学创作的独立求索，道出了毛泽东文艺理论的真谛。
毛泽东与胡风是同一的：创作革命文学，先做革命人。
然而，胡风执拗地限于文学的“小角度”。当他如数家珍地摩挲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瑰宝而沉浸其中时，毛泽东颠覆旧制度旧文化的政治大革命则如黄河之水其势滔滔，把他和他钟爱的“瑰宝”一起卷入大潮。
毛泽东与胡风是对立的。
胡风强调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使命。
毛泽东强调五四文化的工农兵方向。
胡风主张：知识分子在“表现”工农兵中完成主观精神与客观真理的碰撞，实现革命化。
毛泽东主张：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学习，在“学习”中转变世界观，成为工农化的知识分子，以工农感情创作工农文学。
一句话，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在改造工农兵的同时改造自己呢？还是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在向工农兵的转化中表现工农兵？
归根结底，谁改造谁？
毛泽东有着胡风缺欠的被压迫阶级的阶级直觉，更有着远远超越胡风的政治深刻性——在中国文明史上，知识分子从来不是主体。
对于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同样处于“依附地位”。其“主体”诉求，不管如何“先知先觉”，只是对自身的过高估计；其启蒙民众的自负，不管如何崇高，最多是催唤主体的时代号角。
毛泽东与胡风在对立中同一。
因为同一，所以从延安到北京，毛泽东“整”过的知识分子大多被委以重任，而新中国也给予胡风文化领导者的崇高地位。
因为对立，所以毛泽东一“整”再“整”知识分子，坚决抵制知识分子向旧文化倾斜，更不允许胡风依恃文学理论的“高明”干扰工农兵文化的方向。
李辉说得对：“写出令人拍案叫绝的诗词的毛泽东，并不将自己仅仅作为一个文艺家来介入文艺，他着眼的是政治，是千万人的思想改造。”（《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胡风身在庐山却“不识庐山真面目”，他一头扎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知识堆中精雕细琢，却模糊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实质。
胡风与毛泽东对立，也与鲁迅对立。
鲁迅认同“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胡风挺着鲁迅风骨，傲对“皇上的圣旨”；然而他不能认识：这“皇上的圣旨”竟也同时是“革命前驱者的命令”。
鲁迅与瞿秋白，是以文学交的革命战友。
鲁迅与胡风，是同居革命阵营的文学同道。
革命抑或文学，是二者的不同取向。
晚年鲁迅曾无情批驳左翼文学家们公式化、概念化的自鸣得意；然而，鲁迅实在是阶级斗争的自觉工具。胡风却不是。朱寿桐评说：“即使是鲁迅最亲近的朋友和学生，也无法真正进入到他的思想领地，更无法取得和他对话的资格或资本。”（《孤绝的旗帜》）
信哉其言！
胡风也曾为“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激动，他写道：在反动逆流中，“急迫地要求着战斗，急迫地要求着首先‘整肃’自己的队伍，使文艺成为能够有武器性能的武器。”（《〈逆流的日子〉序》）
但这是理性的抽象，不是融在血液里的自觉。他执著于文学的本能和对政治的疏离，使他不能真的将文学作为武器纳入政治革命中。
鲁迅则不同。
青年鲁迅学工、学医到学文，是为救国。文艺不过是救国的工具。鲁迅的文学之路，其实是政治之路。小说、散文、诗歌、历史故事，是颠覆旧文化的的不同手段，杂文更是得心应手的工具。
鲁迅的散文美也峭立，鲁迅的小说骨立传神，鲁迅的诗歌戏语人生里透射冷峻悲愤。寥寥几笔写精神——鲁迅的眼，何曾青睐文学的玫瑰色。
怪不得从鲁迅逝世至今，众多自封的和被封的“文学大师”、“文学小师”们，也当了一回堂·吉诃德，纷起指责鲁迅文学少文。
似乎有理。鲁迅自己就说过：过去的“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不过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良社会。”（《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为着改良社会，这“文学”便是武器，是工具。
鲁迅主张文学的“阶级斗争工具论”。
在《致董秋芳》中，鲁迅要求无产文学充分发挥文学特性，用以推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文艺“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可以的。”
鲁迅主张文学的“齿轮论”。
在《柔石作〈二月〉小引》中，鲁迅批评主人公游离于大革命之外，就在于“自我”的固执与软弱，“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转动。”
鲁迅更将自己的血肉锻铸成人民大众反抗特权剥削的工具——匕首和投枪。
鲁迅在人类史上的高度，胡风仰观不能窥其顶，其戚戚于嫡传之悲而空余井蛙之叹，实所难免。
其实，个体的胡风，缩影着整个知识分子群。这个群体挥之不去的迷惘：鲁迅竟与毛泽东同着心？
鲁迅期待：工农大众文化取代帝王将相、富豪大亨的旧文化，“必须待政治之力的帮助。”（《集外集拾遗·文艺的大众化》）
延安整风，毛泽东明确政治对工农兵文化的护航，更以对人民专制的诉求，助推鲁迅的期待向着新中国展开腾飞的双翼。
林伟民写道：“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和为工农兵‘普及与提高’，是左翼文学运动所倡导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在新的历史阶段的空前发展，它真正实现了鲁迅生前关于文艺大众化的实现‘必须待政治之力的帮助’的预言。”（《中国左翼文学思潮》）
延安整风张扬五四精神：五四运动不仅是民主与科学，更是对整个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颠覆。
拒绝这个颠覆，是知识分子群区别于鲁迅、毛泽东，抵制鲁迅、毛泽东，并被鲁迅、毛泽东无情横扫的根本原因。
延安整风惊心动魄。毛泽东遍燃黄土高原的“炼狱”之火，用几乎人人过关的“极刑”，甚至不惜冤假错案和逼供信的偏差，迫使知识分子们尝尽撕心裂肺的苦楚，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延安整风的主题：谁改造谁。
王实味说：“我们的革命事业有两方面，改造社会制度和改造人——人的灵魂。……首先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的阵营”（ 《政治家·艺术家》 转引自袁盛勇：《鲁迅：从复古走向启蒙》）
王实味的见解其实深得毛泽东的心。在致萧军的信中，毛泽东感叹：“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都应改正。”（转引自王科、徐塞：《萧军评传》）
延安不是净土，旧中国的腐气在解放区弥漫。中国革命需要改造，中国共产党需要改造。
那么，谁来改造？
王实味挺身而出。
知识分子们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延安，在他们心目中，延安是一块圣洁的土地。那里是民主的天堂，是自由创作的百花园。周扬初到延安曾意气风发：“在延安，创作自由的口号应当变成一种实际。”（《文学与生活漫谈》）
然而，他们失望了。国民党统治区的专制与等级，延安有；国民党统治区的官僚与特权，延安也有。
为着理想的崇高，知识分子们联袂抗争。
王实味严责解放区“衣着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体制；丁玲高呼拿起“杂文”武器，刺向延安孳生的官僚主义；艾青怒批延安文坛的垄断现象：“文艺运动上形成了霸权”。 （《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
怀着向往新时代的真诚，知识分子们以天下为己任，自诩“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王实味说：“艺术家的任务偏重于改造人的灵魂。”（《政治家·艺术家》） 艾青说：“作家的工作是保卫人类精神的健康。”（《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转引自林伟民：《中国左翼文学思潮》）
平治天下，舍我其谁？
这原是五四知识分子的嗣传：“从民众中驱除愚昧，把自己放在精神拯救者的位置上。这一点，倒是不分左翼、右翼，想法一致。左翼作家虽然早就把‘大众’挂在嘴边，可多半只是表示自己站在‘大众’一边，有资格在历史和意识形态上代表‘大众’，而实际上并不觉得‘大众’的文化是好的，相反以改造者自居。”（李洁非：《典型文坛·长歌沧桑》）
先知先觉，改造社会。
王实味开放一朵《野百合花》，为延安整风初期各机关、学校“反官僚、争民主”的汹涌大潮，映照一抹野气的艳丽。
这是何等的壮观！为着民主，为着自由，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向共产党抗争，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向国民党抗争，两股潮流相呼应，将知识分子们追求崇高的朗朗心迹真诚地写在中华大地上。
然而，知识分子们劣根性的尾巴却也“裤子遮不住，毕竟翘上天”。
毛泽东拍案而起，他不容教条主义改造中国革命；也不容知识分子改造中国共产党。一场”脱裤子，割尾巴”的飓风，扫得知识分子们噤若寒蝉。
实在说，王实味们太高看了自己。当他们用“民主”的标签把解放区贴的花花绿绿的时候，实际上用软刀子把共产党政权切割得七零八碎；当他们把对蒋介石统治区的破灭的幻想，抛撒在毛泽东统治区，将民主的诉求急迫地施之于与旧制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新生工农政权，只是暴露了知识分子的天真。
王实味们是崇高的：他们忠实于人类解放的原则和信仰。
毛泽东是崇高的：他不仅忠实于“原则”和“信仰”，更有着与被压迫阶级血肉相连的阶级直觉。
所以，任何时候，毛泽东决不把屁股歪向特权剥削，而知识分子则常常游走于两端之间；所以，沉迷于原则的抽象，知识分子可以迸发满腔正义，将投枪掷向革命阵营的狭隘、自私以及专制与腐化，毛泽东则高度警惕着这些批评演化为向旧势力的呼应。
王实味们不能明了：身处外寇内患的专制罗网中，如果不诉诸革命的专制与等级，如何聚沙为石，锻铸一支抵抗重压的铁军，求得生存与发展？
进而言之，摧毁中国社会几千年封建专制体制，岂能指望“民主”、“自由”的隔靴搔痒？它需要革命专制的重锤。
20世纪的中国没有民主。
延安需要专制。
专制——工农政权杀出旧专制包围圈的唯一法宝，中国共产党聚人民之力实现人民民主的必由之路。
中国革命是农民革命，农民天生地追求平等，然而农民也潜在认同专制与等级。别说农民，便是穿长衫的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王实味、胡风们，周扬、丁玲们，以及王蒙、刘宾雁们，尽管不平而鸣，为民主与平等扯破嗓子鼓与呼，但内心深处对“人上人” 的渴求、对爬上更高等级博取功名利禄的“雄心壮志”，其实足令农民革命党们自愧弗如。
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先知先觉”的自我意识，使知识分子们抱着五四的民主虚幻，对弱势的新生工农政权求全责备，从而迎合了反动势力对解放区的围剿。
王实味赢得蒋介石集团的喝彩，便是最好的说明。
毛泽东不能不怒喝：“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他不容分说：丁玲、王实味们当先生可以，但必须先当学生。因为，你们“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立意高远。他确定：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造中国革命；用工人阶级世界观改造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说：“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文学有鲜明的阶级性。
然而，资产阶级知识精英们不认可。
你说是帝国主义文化吗？不对，那是“人”的文化。
你说是殖民主义文化吗？不对，那是“博爱”的文化。
你说是特权剥削文化吗？不对，那是“普世价值”的文化。
其实，资产阶级的文化阶级性从不含糊。“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然而，资产阶级拼命掩盖自身的阶级性。
他们不敢提“阶级性”，因为那只会暴露他们不义财的剥削来源，激起人民的暴烈反抗；
他们不用提“阶级性”，因为几千年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深厚积淀，使整个社会有着对“私欲”、“私利”乃至弱肉强食的习惯性共识。
实在说，资产阶级文化较之无产阶级文化有着巨大的优越性，它天然地占据着文化制高点。
因此，无产阶级如果不强烈地主张着被压迫阶级的利益，不淋漓地捅破“普世价值”掩盖的特权剥削的实质，就不能聚起自己的军队夺取制高点，就不能享受比太阳还有光辉的公平和正义。
毛泽东说：“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它必须“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无产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这是共产党人须臾动摇不得的基本立场。
瞿秋白强调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
沈泽民率先提出“无产阶级艺术”的概念；
茅盾《论无产阶级艺术》揭示文学的阶级性；
郭沫若明确倡导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
缔造下今日之社会主义中国的革命先驱者，一开始便以火的激情和铁的冷峻，规定他们的党徒和后代子孙：不能放纵帝王将相、富豪大亨们霸占着文艺舞台一手遮天，不能辜负人民大众颠覆特权剥削的历史使命，不能背叛文化的工农兵方向。
毛泽东说：“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确定工农兵文化方向。
毛泽东拒绝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民主的抽象和知识特权的空幻训导共产党，训导工农兵；相反，他以专制的铁拳迫使知识分子向“泥腿子”跪拜。
毛泽东率领工农大众杀向特权剥削在文化领域的世袭封地：一篇《讲话》，以被压迫阶级对文化话语权的诉求，为20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搭建起理论框架；三年整风，以阶级斗争方式展开思想革命，为20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作了“特区实验”。
毛泽东在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上，完成了中国共产党自遵义会议以来的历史转折。延安整风，确立了毛泽东的革命专制； 《新民主主义论》，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了毛泽东专制的属性——人民专制，而且以工农兵文化颠覆旧文化的坚定指向，萌发了毛泽东主义的第一支新芽。
40年代枣园的一炬灯烛，已经激情跳动60年代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海洋般的万千红旗、万千红臂章、万千红胸章的红色壮丽辉光。
共产党人面前，从此展开向着共产主义继续革命的宏伟蓝图。
延安整风是成功的。
延安整风深刻地触及了知识分子们的灵魂，转变了他们的立场。
郭沫若画龙点睛，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改为“文人下乡”、“文人入伍”；一字兴废，认同了知识分子从“先生”到“学生”的置换。
茅盾转化文艺的自我意识，强调：“做民众的学生，认识民众的力量，表现民众的要求。”（见蔡清富：《现代文学纵横谈》）
丁玲滚入乡村的田垄地头，写出了《太阳照在桑乾河上》。
赵树理、艾青、萧军、田间、郭小川……大批知识分子成长为人民革命的文化战士。
随着全国解放，延安整风的“特区实验”向着中华大地辐射。建国后，与经济建设同步，毛泽东紧锣密鼓地开展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他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
知识分子们真诚地投身运动。朱光潜写下《自我检讨》，费孝通写下《解放以来》，冯友兰写下《一年学习的总结》，他们以名重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身份，进行真诚的自我批判，表达向工农兵文化的认同与转化。费孝通说：“知识分子的包袱是重的，传统的思想是深刻的，这个包袱是要一个一个暴露出来，加以清除的。”（见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延安之花，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的广袤国土上绽放。
然而，延安整风真的成功吗？
郁达夫曾诉肺腑：“将来的天下，是无产阶级的天下，将来的文学，也当然是无产阶级的文学，可是生在19世纪末期，曾受过小资产阶级的大学教育的我辈，是绝不能做未来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这一点，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否认的。”（《对于社会的态度》）
郁达夫勇敢地正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改造几乎不可能！
抛开郁达夫。至少，三年延安整风，并没有使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胎换骨。建国后，这个群体迅速翘起了自身根性的尾巴。毛泽东的期待落空了。
1949年，新中国第一次文代会确定“与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化方向。周扬宣布：“让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真正主人公的地位。”（《新的人民文艺》）
然而，这几乎是“唱”给毛泽东的空谷之音。
1950年，被毛泽东斥为“卖国主义”的《清宫秘史》，被知识分子们热情而坚决地捧为“爱国主义”；
1951年，被毛泽东斥为“阶级投降主义”的《武训传》，在全国知识分子群中，却响起此伏彼起的叫好声。
紧接着又出现了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向资产阶级权威叩头的“咄咄怪事”。
延安整风，成果何在？
要知道，文化战线的领导者们都是经过延安整风被毛泽东一手提携起来的共产党优秀知识分子啊！——周扬们，冯雪峰们，丁玲们……，甚至中共政治领袖们。唐文权披露：《武训传》在中南海试映，“许多中央委员都称赞影片拍得好。朱德热烈地握着孙瑜的手说：‘这部影片很有教育意义。” （《开国第一文化冤案》）
毛泽东如何压得住心中的怒火？
“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毛泽东如何估价延安整风的成败？
1963年，他写道：“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
1964年，他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上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为延安整风交出的，是一张不及格的答卷。它诉诸中国革命：小资产阶级的物质构成，却要形成头脑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太难。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换一付无产阶级面孔，容易；甚至从理性上认同共产主义，也容易；然而，完成向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转化，不容易。而且一旦离开强制，放任自流，便迅速向旧文化倾倒，断送工农兵文化方向。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足以为证。
这是历史的结论：没有工人阶级的壮大与成熟，就没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确立与形成。
然而，毛泽东不信邪。他要“愚公移山”，他试图在社会发展不充分的情况下，进行强制性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完成小资产阶级在世界观上向无产阶级的升华，进而在无产阶级世界观指导下，促进生产力进步，改变小资产阶级的阶级结构。
主观的自为被寄予厚望，精神的威力被过分夸张，毛泽东向主观唯心倾斜，他掀动工农兵文化大潮，涌涛层层，却聚起一堆泡沫。
涂抹政治。中国文坛再现公式化、概念化的荒唐。郭沫若早年对文学青年的“教诲”悄然行走江湖：“当一个留声机器——这是文艺青年们的最好的信条。”（《英雄树》，转引自林伟民：《中国左翼文学思潮》）
文坛荒芜。工农兵未成熟到可以写出文艺作品，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写不好工农兵作品。郭沫若的笔钝了，茅盾的笔钝了，知识分子们的笔钝了。胡风战友舒芜与路翎在通信中嘲讽：“试看今之官们，都是不动笔的，或是十几年前动过笔的，何其可笑！”（见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毛泽东置身尴尬。“大家都正烦闷于偏重农村工厂一类题材上，烦闷于正趋向公式主义的牛角尖的危机上。” （周文：《鲁迅先生是没有死的》， 转引自林伟民：《中国左翼文学思潮》）
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共识：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反对图解政治。
胡风坚持他的理论批判：“在所谓政治性这个‘左’的伪装下面的反现实主义的内容，用伪装出的‘政治’面孔的主观教条主义的气势雄视一切。”（《论现实主义的路》）
胡风慷慨陈言。他坚信，只有他的文艺理论君临文坛，才能催动社会主义文化园地百花盛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必刻意改造世界观，其革命倾向完全可以在创作实践中，“通过现实主义就会达到马克思主义”。（《三十万言书》）
然而，胡风的一厢情愿，并不为知识分子们领情，他们的“现实主义创作”，不是“一不留神”便滑进了《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滑进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心灵殿堂吗？
“无产文学”何在？
毛泽东坚持工农兵文化方向，抵制旧文化回潮。他斩钉截铁，寸步不让：“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五四运动》）
胡风不以为然。
曾经，延安整风的三年“炼狱”，胡风在重庆，躲过一劫。
延安派人给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们“补课”，胡风拒绝。
然而胡风必须“补课”。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的威权及于全国，胡风躲不过这一劫。
其实，这是越出延安一隅遍及全国的整个知识分子群的“浩劫”。胡风扛起这个群体的“类型脸谱”，承受“浩劫”。
毛泽东要酣畅淋漓地演出一场工农兵文化颠覆旧文化的时代大戏。“封建阶级或资产阶级在作为历史舞台主角时，都要求并且获得了文艺的主角地位，现在劳动人民更加千万倍理直气壮的要求这个地位。”（蒋天佐：《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
浩劫，从来是历史进步为着质变的节点。
然而胡风看不到这个“节点”，他心里塞满了文学的“小角度”。
胡风把自己摆在了革命祭坛前。
——胡风诉说延安时期王实味们的心声。他以对艺术规律的推崇，向工农兵文化的“统一政治标准”痛下杀手：“文学的艺术规律决定了它是一种个性化的‘精神生产’，而这是无法用一种统一的‘政治标准’所代替的。”（见吴三元、季桂起：《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概观》）
——胡风张扬延安时期王实味们的精神。他以拥抱人民的自为，搪塞开融入工农兵中接受再教育的动员令：“文艺作品要反映一代的心理动态，创作活动是一个艰苦的精神过程；要达到这个境地，文艺家就非有不但能够发现、分析，而且还能够拥抱、捍卫这一代的精神要求的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不可。”（《文艺工作的发展及其努力方向》）
——胡风重申延安时期王实味们对“特权”的抗议。他固守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拒绝工农兵方向的强制规定，必欲折断作家头上的“五把理论刀子”。
第一把刀子：“作家从事创造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善的共产主义世界观。”；
第二把刀子：“只有工农兵生活才算是生活”；
第三把刀子：“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 ……（《三十万言书》）
没有经历延安整风，胡风人生缺了重要一课。
解放前，胡风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是当作党内文件来学习，而是作为一种文艺观点来体会。”（梅志：《胡风传》）
解放后，胡风更肆意指责：“‘下去’了才是‘生活’，‘上来’了就变成了没有人民的‘太虚幻境’。这个大名鼎鼎的理论，使许多本来可以成长的作家渐渐衰萎。”（《三十万言书》）
胡风精神很鼓舞他那个乳臭未干的战友张中晓。张中晓搬弄学术术语，恶批《讲话》：“压杀真正的批评，压杀新的东西……完全是形式的理解和机械的看法……应该驱逐这些庸俗的恶劣的说法。……关于鲁迅杂文的一段，完全不对……根本没有懂得鲁迅……总观全书，其本质是非现实主义。”（见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后生可畏，小子张狂。然而却是反动的张狂！
其实，从《武训传》到《海瑞罢官》，到……，知识分子们自诩的“学术讨论”，不同程度地跃动着对毛泽东文艺路线的这个“张中晓张狂”。
20世纪50年代，林希翎指责《讲话》过时，刘绍棠指责《讲话》过时。
20世纪70年代，王蒙复出便宣泄心火：“全面横扫，动辄在文化学术问题上搞彻底批判，骂倒一切，上纲上线……”（《话说“红卫兵遗风”》）
20世纪80年代，晚年胡乔木竟也跻身其列：毛泽东批判《武训传》，“一开始就拒弃了文化艺术学术讨论的思路，而引导为一场‘不由分说’的带有政治倾向的文化批判运动……我可以负责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非常极端，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转引自林伟民：《中国左翼文学思潮》）
以胡公之份，如此“负责”，曾不汗颜？
毛泽东在天之灵，该当如何训示：这不是“文化艺术学术讨论”，而是颠覆旧制度旧文化的政治革命，它不能不“极端”，不能不“粗暴”，甚至不能不“片面”。
毛泽东说：“矫枉过正”！
鲁迅说：“矫枉不忌过正。”（《鲁迅年谱》 转引自朱寿桐：《孤绝的旗帜》）
毋庸讳言，“过正”，反映出毛泽东、鲁迅超越历史进程的主观激进；但不容否定，这恰恰是被压迫阶级压缩在心底的反抗特权剥削的强烈呼声。
被压迫阶级不需要“知识精英”和“清官”们从上面俯视的“人文关怀”，而需要扫荡一切特权剥削的人民革命、人民专制、人民主权，以及人民新文艺。而“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鲁迅：《坟·论睁了眼看》）
为着新文艺，郭沫若的《女神》是尝试，茅盾的《子夜》是尝试，曹禺的《雷雨》是尝试，老舍的《茶馆》是尝试；然而真的闯将，尽管不成熟吧，却是《小二黑结婚》、《红旗谱》、《创业史》、《艳阳天》、八个样板戏。
这是文化舞台主角的转换，这是工农兵文化对旧文化的抗争，这是以公有观念颠覆私有观念的伟大实验。
八个样板戏呕心沥血，精益求精，成就了工农兵文化的高峰。尽管依然不免公式化、概念化，但却展示着新文艺的必由之路：“三突出”的艺术得失可以不论，其将旧文化对富豪大亨、才子佳人的“突出”，颠覆为新文化对劳动人民尤其工农兵英雄的“突出”，分明以开拓性的探索，为无产文学积下宝贵财富。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艰难的，然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必需的。没有这个“改造”，就没有工农兵文化的新文艺。
从古至今，任何成功的思想改造，没有不经历自觉的强制。耶稣是这样，奥古斯丁是这样，卢梭是这样，鲁迅也是这样。
胡风拒绝“强制”，并鼓动他的战友乃至知识分子群抗争毛泽东引导知识分子投身思想革命的大潮，他怎能不成为历史进步的阻力而被无情扫除？
钱穆回忆：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郭沫若提出把胡风“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与会700多人报以热烈掌声。（见林贤治：《中国作家与精神气候》）
胡风被抬上革命祭坛。
周扬批判胡风：“片面地强调所谓‘主观精神’，实际上就是拒绝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到工农群众的实际斗争中改造自己，在这个基本点上，他的理论是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正相违背的。”（见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茅盾批判胡风：“以为革命理论的学习是足以使作家‘说谎’，以为发扬作家的‘主观’才会有艺术的真实表现。他们认为既然是革命的内容，天然就有革命的立场……因此就抹杀了作家去和人民大众的现实斗争相结合的必要。”（《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性》）
胡风夫人梅志批判胡风：他参加土改，“不明白这不是去体验生活，而是要改造思想，没有来个大转弯，进行自我批判……他还是死心眼地只想搞他的创作。”（《胡风传》）
被胡风们斥为“叛徒”的舒芜批判胡风：“我们过去一切错误的出发点，是硬要把自己倾向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追求过程，当作正确的革命道路。”（见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胡风写出《我的自我批判》：“局限于狭隘的实践观点而不能从政治原则看问题”，“在作风和态度上表现为长期地拒绝思想改造”，“对解放后的人民文艺运动采取了冷淡的态度”，“发展成为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直接采取反对态度的严重错误”。（转引自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不管胡风的检讨真诚与否，他已经说出了问题的实质——对革命的反动。
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默·戈德曼意识到：“如果胡风关于艺术创作的独立性质的看法付诸实施的话，那就会挖掉党所强制推行的整个控制体系的墙脚。”
不管戈德曼如何反感共产党的“控制体系”，他已经透视了胡风对抗毛泽东文艺路线的内涵。
可怜胡风，误读革命，且“拘泥”（鲁迅批语）， 竟至终生不悟。去世前，“在大儿子晓谷问道毛泽东为什么将他打成反革命集团时，病房里的胡风只是说出简单的一句：‘可能他嫌我不尊重他。’”（见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不仅胡风。时至今日，多少“知识精英”以自己的多愁善感揣度毛泽东的个人好恶，却无视毛泽东以伟人胸怀所担起的开天辟地之使命。
什么是毛泽东的开天辟地？
不是建立新中国；而是从延安整风到文化大革命那扭转人类文明史之乾坤的伟大实验。
炎黄子孙，谁不置身其中？
1955年，胡风被批判了；时隔11年，批判胡风的周扬也被批判了。
1955年，公安部长罗瑞卿签署了胡风的“逮捕令”；11年后，签署胡风“逮捕令”的罗瑞卿也被逮捕了。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第一任公安部长》中血泪斑斑：“这两个悲剧的惊人相似之处确实带有某种嘲弄意味……他们因为产生于同一阴暗的背景而早已超越了个人的命运。”（转引自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曾经，胡风的夫人奔波在去往秦城监狱的路上；后来，罗瑞卿的女儿也奔波在去往秦城监狱的路上。两个女人的柔弱之心，坚强地承受着命运的磨难。
确实，这不是个人的命运，而是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
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命运？
是“阴暗背景”吗？
无疑，极左制造了这样的悲剧。
然而，极左后面的背景，却是工农兵文化颠覆旧文化的强烈呼求，是公有制和公有观念颠覆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历史使命的感召。
胡风意识到这个历史使命了吗？
罗瑞卿和他的点点意识到这个历史使命了吗？
一切在毛泽东发动的历次运动中受“迫害”的、没受“迫害”的以及“迫害”他人的人们，意识到这个历史使命了吗？
北京市写作学会 薛遒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