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炬：翻身全靠共产党  幸福不忘毛泽东——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翻身全靠共产党  幸福不忘毛泽东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兼驳斥茅于轼“毛泽东的政策丝毫也没有改善贫苦人的生活条件”　　

熊  炬　　

茅于轼何许人也？1929年生，南京人，上海交大毕业，当过技术员、工程师，1957年被划为右派，1985年调中国社科院任研究员，1993年退休，与人合办“天则经济研究所”，2008年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共和国的《08宪章》上签名。　　

他自己说：“我被打成右派，一点也不冤枉，我本来就是走资本主义。”　　

有人说他是叛徒、卖国贼、汉奸，拿外国人的钱，干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他公然回答说：“我不在乎拿外国人的钱，也不在乎拿资本家的钱，我不拿他们的钱，拿谁的钱？政府的钱，我很难拿到。老百姓的钱，给两三万，靠这个根本活不了！”他是要拿大钱的，自以为荣，恬不知耻。在全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前夕，他跳起来出风头，写了《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丧心病狂恶毒攻击毛主席，明目张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共和国，受到极少数丑类的的吹捧，激起了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愤怒谴责，几十天内就有5万多各界爱国人士的代表奋起千钧棒，狠打白骨精，签名公诉茅于轼。这个色厉内荏的反共反毛先锋斗士，1个月以前还是那么不可一世，猖狂进攻，到6月15日就变了腔调，说什么他不希望“引起冲突”，说什么“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理性思考”，不要“人斗人”，“千万不要陷入内斗”，要“客观冷静思考”。你看，茅教授他多么“温文尔雅”，其实，他一天也没有停止他的阶级斗争，造谣斗人。一周前他又写出了《对毛泽东的再认识》！认识什么呢？他说，毛泽东“整死了5000万人”，毛泽东“为穷人是一种欺骗”，毛泽东“把中国变成了穷人国”，“是全世界最穷的穷国”，“三分之一的人吃不饱，饿肚子”，“他（毛主席、共产党）的政策丝毫也没有改善贫苦人的生活条件”。　　

看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　　

本来我患冠心病，去年说过了80岁就不再动笔了。但看见这些非毛、反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内心忍无可忍，还是撑着病体回答茅于轼。　　

我谨遵茅大教授的“教导”，客观冷静地思考，到底“毛泽东的政策”是否“丝毫也没有改善贫苦人的生活条件”。我访问了上百家人，90%以上的老百姓都说，“毛泽东时代的生活比解放前大有改善”。我自己也有切身感受，不怕出丑，就客观地如实记述如下，供年轻同学和历史学家参考。　　

我是重庆市垫江县武安乡人，今年81岁。祖辈3代赤贫，都是文盲。爷爷熊承福，当雇工，帮老板挑货到湖北，饥寒交迫，死于途中。婆婆穷得连去收尸的路费也没有，爷爷成了“沟渠饿殍”，沟死沟埋。解放后，我才写了一首《哀祖父》，“赤贫如洗庄稼人，挑担佣工过一生。累死他乡尸未殓，生无房舍死无坟。”婆婆靠两升米做“泡粑”，长街叫卖为生，1945年吃尽老本，饿死于武安后街；我向乡亲们磕头乞讨，才草草将其埋葬。父亲逃债出远门，家里断炊。我小学未毕业就失学，随母亲赤脚步行上重庆。母亲在海棠溪当佣人。我流浪重庆城，下野力、当童工，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15岁进垫江“光大”当学徒，议定3年，有饭吃，没工钱。每天干十几个小时，没有星期天。那几年，眼见老板勾结刮民党官僚，囤积谷米，垄断市场，抬高物价，巧取豪夺，不择手段地剥削老百姓，惊心动魄！就象眼见1个吸血鬼一滴一滴把人血吸干，还要敲骨吸髓那么残忍。面对人吃人的旧社会，痛心，悲观，绝望。在黑暗中，幸喜认识了胡启恒（中共地下党员）、刘厚楢（新青社员）老师，他们鼓励我不要灰心丧气，要振作起来走高尔基的路。特别是万县的张德厚同志（建国后任北京师范学院学报总编），送了不少新书给我读，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何其芳的《人民万岁》、高尔基的《母》、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还关起门来给我朗诵《列宁》、《好》，使我眼界大开，看见了光明，茅塞顿开，有了理想，有了信仰，有了希望，从此走上了跟共产党干革命的道路。1949年“九二火灾”后回垫江，12月初，在胡启恒、刘厚楢老师领导下，迎接解放军进城，参加了临时治安委员会接管小组工作。县人民政府成立后，参加了征粮、剿匪、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我家分得了房屋和田地，这才过上了不愁吃穿的好日子。我家3兄弟，我是老大，在旧社会失学，小学未毕业；二弟解放后中专毕业，三弟大学毕业。1956年，我与徐英（大学生）结婚，生一子一女。儿子大学毕业，高级工程师；女儿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软件工程师；儿媳是市规划局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孙女去年毕业于重庆大学，今年考录为公务员，在主城区工作。我本人虽然小学未毕业，但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坚持自学，解放初党号召工农干部向文化进军，我一面工作，一面读书，完成了大专文科学业，从事业余文艺创作，多次获省文联创作奖。1956年，调重庆人民出版社任文艺编辑；1964年，调重庆市曲艺团从事专业创作（国家二级编辑）；1983年被评为重庆市先进工，“五好文明家庭”。近20年，我“公职已退笔未休”，写了几百篇诗歌、散文、文艺评论作品，先后在《重庆日报》、《华夏诗报》、《文艺报》、《人民日报》、《银河系》、美国《侨报》、《世界日报》、台湾《立报》、《乾坤诗刊》、《海峡评论》等报刊发表，长诗《末代农奴歌》（百岁藏胞歌颂共产党、毛主席）获《中华诗词》“世纪杯”全国大赛奖，北京电台广播。我这80年，深深感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广大劳动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大翻身大解放。这绝不是一句空话，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事实！解放前，我们武安乡有上百户姓熊的，都是雇农、贫下中农，没有一家地主，90%是文盲。前年我参加修族谱，旧社会500年，武安熊氏只出了一个举人；国民党统治时期，没有出一个大学生，因为大家都穷，读不起书，只有一人上中学。解放后，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熊氏家族逐渐脱贫，上中学、中专的达258人，大学毕业50人（含专家、工程师、教授、作家、高级教师等获得国家高级专业职称者11人）。有几家变化特别大，例如熊狗儿（没取名字），家住后街叫化院破房，衣不蔽体；解放后，他的大儿公费保送上北工大，二儿、三儿也上了大学，现在，老大是工程师，老二是主任医生，老三是中学教师。我的堂侄儿熊怀书，解放前住窝棚，赤贫，结婚时连一床棉被也没有，小两口盖的“秧毡被”（用废秧草编的）；解放后，他的儿子熊仁平上了三医大，现在大坪三医大野战研究院作研究员、师级、专家待遇，家庭美好幸福。熊怀书口口声声教育孩子不忘共产党的恩情，世世代代跟党走。我也是这样教育子孙：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为穷苦百姓求解放的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虽然出现过“左”、右的偏差和错误，但主流是好的。党内混进一些投机分子、贪官污吏、假党员，败坏了党的名声，但党一直在反腐肃贪，特别是薄熙来书记到重庆以来，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唱红打黑，雷厉风行，唱读讲传，潜移默化，实践“五个重庆”，卓有成效；“三进三同”，体验民情，在庆祝建党90周年，更加密切了党群关系。党风端正，民风好转，邪气下降，正气上升，社会主义建设日新月异，重庆正在起变化，毛泽东热一浪高过一浪，几千万人大唱红歌，怀念毛泽东时代，是对毛时代的肯定……再努力几十年，实现共同富裕，人民生活将更加美好，共产主义大有希望。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几亿穷苦劳动人民的大翻身，也就没有我——一个童工的今天！我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洪流大潮中的一滴小水珠，我的亲身经历，一滴水也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辉：共产党真正好，社会主义实在好，毛泽东时代是我最幸福的时代！毛主席政策的实施，大大改善了广大人民的生活（个别大地主、官僚资本家除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谁也抹杀不了！茅于轼说：“无论个人或政府，如果经常说谎，最后会受到谎言的报复。”我看他就经常说谎，说毛泽东的政策“没有丝毫改善贫苦人的生活条件”就是弥天大谎。我81岁了，不会说假话；茅于轼也是80出头的人，他感到他的生活条件没有改善，那是他一家的事，不要拿普天下贫苦人说事，那种低级欺骗太愚蠢了！　　

茅于轼说毛泽东时代“丝毫也没有改善贫苦人的生活条件”，明明是谎言，为何还要在互联网上公布欺骗天下人？这是因为：一是反共反毛的任何武器都用过了，无词了，急不择言；二是要讨好帝国主义，以此讨赏钱，编造谎言自欺欺人；三是向戈培尔学习，以为谎言重复千遍就会变成真理。骗80岁的人不行，骗小孩子还是行的。茅于轼，你太虚伪、太恶毒、太可笑、太无赖了！不知是什么人把你捧为经济学教授，实在是脏班子！你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扯谎骗人，莫此为甚！你无德、无能，无耻之极，看你横行到何时！亿万人民已经行动起来，迟早会将你和你的同伙、主子扫进历史垃圾堆！　　

在举国庆祝中国共产党建立90周年的时候，我感到半喜半忧。喜的是全国亿万人民异囗同声高呼“共产党万岁”，跟共产党走，许多爱国同胞，仁人志士和尚未蜕化变质变修的共产党人在红色网站上发表文章，反帝批修，保卫毛泽东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忧的是为什么像李锐、袁腾飞、辛子陵这类反党反毛反动透顶的人，还让他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招谣撞骗、干着白蚁虫的勾当，而像茅于轼这样自称被准确打成右派的反共反人民的汉奸至今还在招摇过市……谁在庇护他们，纵容他们，为什么还不开除辛子陵等人的党籍？公理何在？党纪何在？　　

二○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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