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关“中国进入大争论时代——国家何处去？”的网络话题，正在个人微博和公共论坛上被频频转发和热议。这个话题的引爆点，据说是源于《环球时报》头版上题为《中国进入大争论时代》的社论。“是回到毛泽东时代，还是走向现代民主政治？”这个很抓眼球的论题，似乎是这场网络论战的聚焦点。鉴于这涉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轮大讨论”和“左派和右派之间正在进行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大论战的核心问题”，为慎重起见，网闻博报小社员特寻根溯源，找到了这篇传说中的《环球时报》文章原文。
事实上，网络时代的言论自由与信息公开透明，也同样是利害相伴泥沙俱下，有时甚至是以讹传讹的子虚乌有或借题发挥。为了正本清源以正视听，本文先将《环球时报》这篇引发争论的文章原文转录如下，以供大家一起阅览查证，然后再继续讨论。
【1】中国人变得有些焦躁：用欧美标准要求社会，对现实问题缺少容忍
据《环球时报》2011年06月23日报道，引题：《用欧美标准要求社会 对现实问题缺少容忍 》，主题 《中国人变得有些焦躁》：
“ 我们的经济已经世界第二了，为什么过得还不如世界第十？”这个看似形同“1+1难道不等于2”的问题，正让不少中国人变得烦躁不堪。在韩国《文化日报》看来， “慢慢的”曾经是中国人的一种支撑，从愚公移山到万里长城，即便说中国人所取得的业绩都建立在“慢慢的”基础上，也不为过。但如今，在表达情绪最方便的微博上，抱怨成为主题曲。超标使用个人权利意识者，为自己的权利没能得到保护而委屈；雏形中的反对派则因 “反对一切”而反对。不可否认，中国社会的确还有太多问题需要解决，就如法国《新新闻》杂志所说，如此多的人口和如此辽阔的国土本身，就是个无法回避的大问题。但怎么办呢？很少有人有耐心听懂一份具体怎么办的计划书，不耐烦地高吼几声，斥认真想弄个究竟者是“脑残”，常常被当成有风度的“范儿”。
“失去缓慢美学的中国”
浙江省眼下正经历一场严重的洪灾，据官方消息称，洪水导致全省8400座房屋毁坏，经济损失达12 亿美元。在兰溪受灾最严重的洲上村，另一场考验同时悄然上演。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22日报道，在洪灾中损失了所有棉花和花生的村民邓江毅（音）表示，“有国家管我们，我相信政府会补偿的”。但另一些村民就没那么肯定 。他们抱怨政府排洪工作迟缓，说全村至少还要遭殃一个星期。CNN 称，浙江全省已经转移29.2万人，洲上村的一半村民在政府组织下得以撤离。
在灾难中，这样的焦急很容易被理解，但在另一些场合，事情则变得有点危险。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中国民工因感觉受到不公平待遇而骚乱的事件正不断增加，他们或举行抗议，或与警方直接冲突。“中国面临民工积怨大爆炸的危险”。
20日，中国总理温家宝表示，几千年来中国人“老有所养”的愿望，在可预见的未来几年里就能初步实现。他要求任内实现城镇养老保险和新农保基本实现制度全覆盖。在被称为“中国言论自由平台”的微博上，有人为这条勇敢的“军令状”鼓掌，但也有人抱怨“怎么现在才做”。香港《领导者》杂志下属的共识网的文章评论说，大批社会成员为家庭基本生活计，为自己前程计，致使社会焦虑现象成为如今中国的时代标识。
前不久刚访问过中国的德国柏林社会学家马塞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说，这是他第二次去中国，与20年前去时感受完全不同。在他的印象里，中国虽然不富裕，但很东方。现在，中国大城市成了“东方版美国”，而且比美国更嘈杂，中国人似乎只对经济感兴趣。在中国待得越久，英国媒体的记者们就越多“中国人变急了” 的个人体会。在英国《每日电讯报》的网页上，记者输入“中国人”、“急躁”等关键词后，弹出近2000条新闻。记者们在议论时下中国人心态时说，南海局势让中国人发出“还愣着干嘛”的言论，而食品价格上涨则令他们干脆断言“日子没法过了”。
“我认为中国人有点急躁”。日本著名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曾对媒体发出这样的感慨。他举例说，在一家中国书店看到一本《西方百部管理经典》，竟然浓缩在200 页的篇幅，“只想阅读管理书籍的摘要，只想在5年之内就赶上日本花了50年所学的，这正是中国打算做的”。
去年，一项关于“全球最着急的人”的调查显示，中国人在世界上最没耐心。有台湾媒体针对此项结果发表评论说，进入世博会时代的中国每天建成8层楼房，中国用l5年就完成了英国伦敦建设了150年的地铁工程。中国真的失去慢的能力了吗？
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雅瑟? 亨?史密斯曾在名为《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用一章专门阐述“漠视时间”。他写道，“对中国人来说，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经常性的急躁不仅是不可理解的，而且完全是非理智的。很显然，中国人不喜欢我们人格中的这一品性。”然而现在，情况好像反了过来。
韩国《文化日报》题为“失去缓慢美学的中国”的文章说，说起中韩两国人最大的文化差异时，许多人会提到“速度”：中国人的特点是 “慢慢的”，韩国人则是“快点快点”。对中国人来说，“慢慢的”是一种支撑。古往今来，中国人所取得的业绩都建立在“慢慢的”基础之上，这样说并不为过。中国人“慢慢” 文化的代表故事“愚公移山”还被写入外国入学习汉语的教材中。但在记者与中国人接触后发现，他们变得非常急躁。
香港《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纪硕鸣22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中国目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轮大讨论，也是中国社会第四次站在十字路口。第一轮讨论的是 “两个凡是”，第二轮讨论姓“社”还是姓“资”，第三轮讨论姓“公”还是姓“私”，现在讨论的则是“往前走还是向后退”。参与讨论的声音不仅有“新左派”，还有“极左派”。从正面讲，我们正处在一个活跃的时代，从负面说，这个社会显得非常急躁。
是什么让中国人这么焦躁？
“我们的经济已经世界第二了，为什么过得还不如世界第十？”这个看似相当有道理的质疑，困扰着不少抱怨满腹的中国人。北京大学学者张颐武22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中国崛起得太快，民众对国家和社会的期待提高了，对福利等诸多问题提出了很高要求。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存在很大差距，但客观基础是，美国人均CDP是4万美元，中国才4000 美元。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郑春荣教授说，中国社会到处讲绩效，要求立竿见影，每个人的心理压力都在无形中增加。
法国《论坛报》的评论文章称，在国际社会上，当中国人感到自己今非昔比，却得不到似乎理所当然的尊重时，也产生类似的强烈情绪和相应动作，包括盲目追逐一些国际奖项，或者不惜代价收购企业。其实，每个国家都要经历这样的阶段，一旦中国像欧洲曾经历过的那样了解了自己，判断就会变得更理性和客观。
法国《新新闻》杂志分析中国人的焦躁心理说，中国是个发展迅速却不平衡的社会，一方面经济飞速发展，社会面貌日新月异；另一方面许多问题十分突出，环境问题、社会福利不健全、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问题都亟待解决。或者干脆说，如此多的人口和如此辽阔的国土本身，就是个无法回避的大问题。这种复杂性很容易造成社会不同阶层的情绪偏激和思维偏执。可怕的是，他们所偏的方向还经常各不相同。
法国《外交世界》杂志也认为，在中国大部分人都认同“社会需要改革”，但怎样改革，改革向何处去，答案却大相径庭，加上贪腐、社会不公和种种民生问题的存在，令不少人因丧失未来的方向感到焦躁。张颐武说，在寻求问题答案的过程中，中国人个人权利意识前所未有的高涨，“超标”使用这种权利，并动辄为自己的权利没有得到保护和实现感到委屈。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专家雅科夫?别尔格尔对俄《独立报》表示，西方国家的宣传同样是导致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年轻人焦躁不堪的原因，甚至有一些人在外国情报机构操纵下对政府表达不满。张颐武说，互联网等现代信息交流工具，让人们对世界了解多了，但并不是很全面，有的中国人甚至放大了西方的好，而将自己国家的好通通屏蔽掉。以周六周日服务业照常营业为例，西方很多国家都做不到，中国如果银行周末不开门，公众是不会答应的。
香港《大公报》评论说，无论排队还是插队，都是为了确保自己不被社会抛弃，然而可惜的是，大多数人在追求快乐时急得上气不接下气，以至于和快乐擦肩而过。生活越现代化，焦躁情绪反倒越重。
“如果干得太快，很多事都无法做到完美”
美国《福布斯》杂志近日的一篇亲历文章称，艾瑞克?杰克森感受了中国人在飞机晚点后的焦躁不安。这令曾在美国飞机上等了5个小时，却几乎没听到任何人讲话的艾瑞克吃惊。他说，这场景让他开始冷静思考：一旦这些人真的为食品价格、工作或养家糊口而犯愁……若被激怒，中国人将以50倍于任何美国人的速度武装起来。所以，当你听到中国政府希望确保“社会稳定”或“社会和谐”时，其目的就是管好与他同机的这类中国人并让他们感到开心。
韩国《文化日报》记者韩康佑在文章中写道，他想给经历过“大跃进”这样历史的中国人讲个故事：一个外国人将自行车送去修理，埋怨修得太慢，修理工却对他说： “如果干得太快，很多事都无法做到完美”。郑春荣也表示，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运动员，不是只有心态放松下来，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吗？”德国社会学家马塞尔认为，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国民尤其应该具有冷静的情绪。
纪硕鸣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中国社会的焦躁感，首先缘于价值观的缺失，我们为什么而生活，为什么而富裕？其次是理论的缺位。所以要解决中国社会焦躁的问题，要从这两方面下手。但每一次讨论都不一定是坏事，中国社会会自我调节，最终走出一条路。这是条什么样的路，广州的路，还是重庆的路，或者上海和北京也走出自己的路。也可能最后中国变成一个多元社会。
张颐武则表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历了“进步主义时代”、“黑幕揭发运动”，同样是在快速发展时期遇到社会焦躁问题，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也出现过类似问题。这两个国家的此种状态持续了二三十年才过去。现在，中国社会的焦躁才刚刚开始，解决它，尚需时日。
【2】网闻博评：中国进入大争论时代？
对照《环球时报》的这篇文章原文及网络上的相关评论，内容和观点出入是非常之大。首先，用新闻媒体的专业语言来讲，这篇文章的刊发位置是在《环球时报》的头版头条，应是确定无疑的。其次，就标题来看，《中国进入大争论时代》这个文章标题，则显然是张冠李戴了。第三，就文章体裁来看，这是一篇新闻综述性质的通讯，而不是传说中的“社论”。第四，也就是被重点放大的“第四轮大讨论”内容，则是源自香港《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纪硕鸣对媒体发表的个人观点。
就整篇内容来看，这是《环球时报》对海外媒体有关“中国人变急了”的报道综述及补充采访。文章的主题，也正像是《环球时报》的调查结论，因为大家“用欧美标准要求社会”和“ 对现实问题缺少容忍 ”，所以才导致《中国人变得有些焦躁》。
从文中可以看出，即便是香港《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纪硕鸣及北京大学学者张颐武等人的个人观点，也同样有“用西方视角”和“用欧美标准要求社会”之嫌。
香港《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纪硕鸣22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中国目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轮大讨论，也是中国社会第四次站在十字路口。第一轮讨论的是 “两个凡是”，第二轮讨论姓“社”还是姓“资”，第三轮讨论姓“公”还是姓“私”，现在讨论的则是“往前走还是向后退”。参与讨论的声音不仅有“新左派”，还有“极左派”。从正面讲，我们正处在一个活跃的时代，从负面说，这个社会显得非常急躁。
纪硕鸣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中国社会的焦躁感，首先缘于价值观的缺失，我们为什么而生活，为什么而富裕？其次是理论的缺位。所以要解决中国社会焦躁的问题，要从这两方面下手。但每一次讨论都不一定是坏事，中国社会会自我调节，最终走出一条路。这是条什么样的路，广州的路，还是重庆的路，或者上海和北京也走出自己的路。也可能最后中国变成一个多元社会。
有关这个“中国进入大争论时代”的消息出处和论据，大约主要就体现在以上报道。而相关的网络评论焦点，“是回到毛泽东时代，还是走向现代民主政治？”这种非黑即白的“二选一”，则本身就有预设前提和误导舆论之嫌。
“回到毛泽东时代”，从时间发展逻辑上，本身就是一个虚拟的不可能发生的假设。那么，便只能选择“走向现代民主政治”了。把一个时间状态和一个政治形态相比较，这不是偷换概念瞒天过海又是什么呢？试问，中国“辛亥革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相对于清王朝封建统治形态难道不是“走向现代民主政治”吗？而“毛泽东时代”建立的“人民民主”，难道不是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走向现代民主政治”吗？若“现代民主政治”只能是特指“三权分立”欧美标准模式，那么在当年孙中山大总统向袁世凯大总统“交棒”之际，中国的“现代民主政治”不就已经达标了吗？那为何孙中山先生本人还要主张联合共产党搞“北伐革命”呢？
历史不容假设，但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给我们以智慧的启迪。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苦难告诉我们，中国人民要实现生活幸福和国家富强的理想目标，就必须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而要推翻这“三座大山”，就必须结束“一盘散沙”的分裂状态，就必须团结起来并发挥集体主义的力量，就必须走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道路。要保证社会主义红色江山传万代，要使中国人民避免再次遭受“三座大山”压迫的“二遍苦二茬罪”，就必须继续坚持、改进和完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
从历史上来看，到底是谁在“搞复辟”，到底是谁在“走回头路”，恐怕恰恰是首先要弄明白“我们为什么而生活，为什么而富裕？”首先是急需从理论上澄清，我们这个“价值观的缺失”是怎么发生的？而绝不应该是，继续在“现代民主政治”的欧美标准“普世价值”上争论纠缠。所谓“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四轮大讨论”，其实仅仅只是涉及一次“价值观的缺失”与“理想信仰的恢复重建”。
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不会犯“左”的或“右”的错误，而是体现在共产党人能够以国家民族根本利益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依归，在不断自我修正错误中走向成熟和进步。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左转”或“右转”，也是客观的存在和历史规律的必然。
【3】中国社会的焦躁与欧美社会的焦躁史不可“同年而语”
张颐武则表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经历了“进步主义时代”、“黑幕揭发运动”，同样是在快速发展时期遇到社会焦躁问题，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也出现过类似问题。这两个国家的此种状态持续了二三十年才过去。现在，中国社会的焦躁才刚刚开始，解决它，尚需时日。
亦如网闻博报小社员在此前的《大道国学：美国军事进逼底气何来等》、《大道国学：五百年世界风云五千言》及《大道国学：民歌情歌与“红歌”》等《日出西边/风动中国》系列文章所述，当今西方欧美社会的富裕发达，是建立于海盗式“财富战争”的对外殖民掠夺基础上。今天非西方世界国家的贫穷和落后，正是西方社会保持富裕发达的成本代价和结果。西方强势主流话语权所创造的诸如，“野蛮与文明”、“专制与民主”、“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发达”等等，这些文化概念本身就是“强盗逻辑”的“精神鸦片”。西方资本买办文化精英的“现代国家”与“发达国家”云云，更是以“欧美标准”或“普世价值”对中国人的欺骗与忽悠。
试想，即使是拿同一物质技术和生活水平历史阶段来比较，强盗集团的“急躁”发迹史和“愚公移山”的“慢慢”发展史，过程能相同吗？能有可比性和参照性吗？
西方资本列强，最早因自私和贪婪而“焦躁”，并因“焦躁”和野蛮而暴富发迹。今天的西方资本列强，可以凭借掠夺来的“第一桶金”做资本，通过市场经济国际惯例“稳赚不赔”地继续剥削被掠夺者。这种以美元债券“白条”而享受廉价商品服务的尊贵生活，自然可以是优雅而浪漫的。而一旦中国人被市场化私有化“国际惯例”忽悠上道，一旦中国人也因自私和贪婪而“焦躁”，并因贫富两极分化和个人表达权利盈亏不均而“急躁”，那么中国人还能静下心来“慢慢地”找到“信仰缺失”的归途吗？
若找不到“我们为什么而生活”和“为什么而富裕”这个精神信仰归途，只强调“民主”和“法制”这些“看起来很美”的“欧美模式”，那么中国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与幸福，将永远会是“文化洋跃进”式的“海市蜃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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