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茅于轼先生博文之新思维
我们常见于茅于轼老先生在各家网站上的博客文章，影响力那是非常的巨大。但是从其文章中我们读出了许多异样的东西，那就是我们越发不理解这位80多岁的老人究竟想对青年晚辈灌输些什么东西？现择其部分言论如下，以启发我们有些新思维：
1：2007年1月3日《让政治远离市场》：“世界资源在市场上分配,用不着打仗.有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了。试看中国,美国,日本等等都在争夺有限的世界石油资源,但是因为有了市场,谁出的价高就卖给谁,这就是市场规则。有了市场规则根本不可能打起仗来”
---看看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吧！看看中国天价的铁矿石进口和白菜价的稀土出口吧！看看当前南海的油井都是哪些国家在美国的保护下开采吧！
2、2007年7月27日《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毛泽东为了解放穷人，采取了打倒富人的政策，其结果，大家都知道，是创造了一个穷人国。穷人并没有变富，反而更穷了。到毛泽东死的1976年全国有两亿多人吃不饱，常年挨饿。更不用说三年灾荒饿死几千万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穷人。…可惜的是至今还有许多人执迷不悟，醉心于毛泽东的造反致富的理论。”
---建国后的穷人比建国前还要穷么？三年灾荒饿死几千万人？到底是2千万还是9千万？您可是经济学家哟。土地改革政策是简单地打倒富人的政策吗？是把不劳而获的富人阶层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啊。
3、2007年9月13日《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政治家的利益》：“政治家们制造的欺骗百姓的重要理论，就是把国家主权，领土的完整当成至高无上的准则。百姓为了维护主权领土，把自己的性命送掉了还没有觉悟。请问，是领土完整重要，还是百姓的生命财产重要？我认为当然是百姓的生命财产更重要。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
我国宪法中还保留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款。不知道是谁专谁的政。专政的条款肯定属于恶法。宪法中又说要建设民主法治的国家。到底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世界上已经没有哪个国家敢于明目张胆地把专政写在宪法上。而我国既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把专政写在宪法中。不但是这么写的,而且也是这么干的。宪法还规定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财产只有合法的才受保护。比较之下,公有财产不论是否合法统统都受保护。每当人民利益和政府利益冲突时,不论正义在哪一方,一定是政府利益压倒人民利益。受损的人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宪法有这样的规定。”
---那我们还把香港、澳门收回来干啥？让台湾、西藏、新疆独立了事？抗日战胜真的错了吗？你把人民和政府对立起来，难道你没看清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吗？人民的利益应当是指人民整体的利益，是集体利益！把个人利益等同于人民利益，是经济学家的专利么？脑残吧！
4、2008年11月22日《扩大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之四）》：“要改变基层政府的人事结构，村，镇，县三级要取消党与非党的区别。”
---如此说来，共产党还有执政基础吗？干脆解散算了！
5、2008年11月24日《扩大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之五）》：“如果共产党能够宣布对政治犯的大赦，这立刻能够扩大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并提高共产党政权在国际上的地位，尤其是创造一个宽容的政治讨论气氛。”
---严格来说，中国有政治犯吗？倒是有许多为西方人服务的买办，有经济买办，也有政治买办！您说呢？
6、2008年12月9日《三十年改革的“破”与“立”》：“文革”时，成批量地杀人，把人活埋，连小孩妇女都不饶过，这种仇恨心理普遍地存在于广大群众之中。…这个恨从何而来？就是从剥削理论来的。”
---文革时成批量的杀过人吗？在台湾吧？杀共产党！最好指出来文革时什么地方发生过这样的事！是普遍现象吗？文革是我们党犯下的严重错误，许多同志经受不了折磨自杀是有的，但成批量杀人是不存在的。
7、2008年12月29日《为什么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必要？》：“18亿亩红线的数目完全是拍脑袋出来的，没有经过任何经得起检验的研究。”“万一我国的国内粮食供给不足，可以从国际市场获得。”
---要用中国出现大饥荒来验证吗？那时您可能在自由女神像胯下拍照庆祝颜色革命成功呢！国际市场是我们说了算吗？从石油到大豆什么不是美国人控制着？还想让政治离开市场，不是做梦就是别有用心！
8、2008年12月31日《中国改革的制度观》：“少数人的利益要服从多数人的利益，意思是少数人应该为多数人牺牲。这是错误的，没有道理的。”
---这好像是说我们党的组织原则吧？个人利益至上，当然不能服从组织，少数也不能服从多数，下级也不能服从上级喽，全党还能服从中央？这不是和茅老口诛笔伐的文革思潮有点相似么？造反有理啊！
9、2009年1月24日《茅于轼：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毛泽东搞了三十年的阶级斗争，伤害的人不计其数。…直接整死的估计有上千万之众，间接波及的家属和亲朋好友可能上亿，约占当时全国九亿人口的十分之一。三十年前中国的一切都被政府或共产党控制着。…每个人的饭碗拿在共产党的手里。让你有饭吃就有饭吃，不让你吃饭，就只好饿死。…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路。…可是至今也没有谁说那时候的共产党是错的。”
---您又可戴上“统计学家”的桂冠了！老是不忘记自己挨整的历史倒也不算什么，但好像越来越不想原谅共产党，甚至对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熟视无睹啊。还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画上了等号，您的言论自由了么？
10、2009年1月6日《一位为中国人权毕其一生的老人（：周双文）》：“中国有今天，要感谢三位老人家。第一位是邓小平，…第二位是张五常…第三位是茅于轼，正是因为茅老师在人权与自由方面的努力，让中国从过去一个贫穷大国走向了可以雄师全球的强国，不是全部的贡献，但至少是功不可没的，必不可少的。”
---就连总设计师都为自己“三七开”，都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几个专家互戴高帽干什么？以为锣鼓一响，马戏开始了？首先上场的是“必不可少的”小丑哦。
11、2009年1月11日《人权观念改变了人类文明进程》：“当今的发达国家都是人权得到尊重的国家；而欠发达国家都是人权被蔑视的国家。”“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搞无产阶级专政，更是匪夷所思。全世界都高呼民主的时候，竟然有少数几个国家公然要专政。”“他们不敢说人权是人人平等的权利，而说人权是生存权，是活着的权利。”“无论从国际的角度看或者从国内的角度看，推广人权的一个重要障碍是国家的主权观念。”“根据人权至上的观念，如果对百姓有利，有没有主权根本不是大家需要考虑的。真正关系到个人生存状态的是人权，不是主权。”“统治者把主权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的目的，是借此可以侵犯普通老百姓的人权。我们要把颠倒了的主权高于人权的观念恢复正常，让人权高于主权。”“国家在保护人权中的作用远远没有它侵犯人权所起的作用大。取消国家，用社区组织来代替，全世界的人权状况立刻可以大大地改善。可惜这一理想被政治家所宣传的国家的重要性搞模糊了。”
---整篇都是在为西方国家围堵中国甚至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合法的外衣！但美国是否在保护人权中的作用也远远没有它侵犯人权所起的作用大呢？其实美国不光侵犯本国国民的人权，它更多地是侵犯了世界许多国家人民的人权甚至是生命！您敢反驳么？一个税收的65%都是靠军工企业支撑的国家也配谈人权高于主权？还有像许多茅老先生这样的所谓专家给摇旗呐喊搞什么普世价值的推销，想搞乱了世界多卖军火还差不多！
12、2009年6月4日《说谎的危险》：“一个有民主监督的权力就不大可能堕落，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影响来营造一个彼此勾结的私利集团。”
---就黄炎培有关如何避免政权兴亡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不过，毛泽东所说的民主是人民民主，也就是茅老先生从美国人那里引进来的“人民独裁”。不过，好像美国的私利集团也不少啊。
13、2009年6月17日《改革三十年的反思》：“解放后的三十年平均每天非正常死亡4500人。”“三年灾荒饿死的3700万人中绝大部分是贫苦的农民…底层百姓为这个政权做出的贡献太大了，得到的回报却是如此的冷酷无情。可惜做出牺牲的人们至今还不觉悟，还以为49年是翻身得解放的一年。谎话说得多了也会变真理的。”“拿天则所的历史来看，我们是一个完全民办的单位，没有任何政府背景，没有政府拨款，没有特殊关系，全靠自己的努力。至今也生存15年了。”
---这位统计学家有关解放后前三十年被共产党“害死”的人数统计经常变化，有越来越多的趋势。但我们越算越不明白，按其说法，30年每天4500人非正常死亡就有近5000万人，其中3年灾害饿死3700万（每天33800人），那其他27年非正常死亡1300万每天是1320人，我糊涂了！莫非是非正常死亡加上饿死的人就是“害死”的人的总数？8700万！这个死亡率快10%了吧！您当是中国人都和您一样不识数？有一点您好像也没说明白，那就是您的天则研究所是没有中国政府的背景，但却好像由美国政府的背景哦！
14、2009年7月4日《尊敬我们的祖先》：“改革以后非正常死亡的人很少。最大的一次死亡可能是对越“自卫反击战”，死了可能有一两万人，1989年的六四死了几百人，躲猫猫一类的人一年加起来也不过百把人。”
---在茅老看来，抗美援朝以及抗美援越还有自卫反击战都是共产党吃饱了撑的找事干。他对于死人是很忌讳的，这一点很像美国佬，只是美国人并不忌讳别国的死人哦。
15、2010年2月27日《道德能值多少钱？》：“从社会整体来看损人利己未必不可取，只要损人很少而利己极大，此种行为就有利于社会。”
---这分寸还真难把握，只是这种思想一旦占据道德高地可就没有什么分寸了，道德也就一文不值。
16、2010年5月11日《中国人的怨气从哪儿来？》：“现在，党的总书记必须兼任军委主席，要管军队，因为最后不是靠讲理，还是靠武力解决问题。”“中国政府讲理讲不过百姓，手里又有武力，所以倾向于用武力解决问题。这一倾向慢慢变成了习惯，也用到了对外关系中。凭着手里有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财大气粗，敢于说粗话。国际社会中讲理，用的标准是普世价值，是人权，平等，自由，民主，法治。”
---这就是“军队国家化”的由来？你有什么权利把中国政府和百姓对立起来？中国政府什么时间用武力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了？你不就是想说说89年暴乱么？是谁杀害的解放军呀？国际社会真的讲理么？还要军队和国防干什么？！
17、2010年6月3日《我们和拥毛派的区别》：“拥毛派的主张是起来造反。剥夺富人，共他们的产，富人都是剥削者，都有罪，要打倒他们，连他们的子女也一样要打倒，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让穷人当家做主。”
---这是哪里话？那个拥毛派说过要造反？现在谁还想造反？都想着致富呢。富人肯定有剥削者，但只要是合法致富，一样被人尊重。您怕啥呢？
18、2010年6月17日《独裁专制国家如何看待自己子民的性命》：“中国人的性命是不值钱的。毛泽东轻描淡写地说过，核战争无非是死几亿人口，没什么了不起。”
---作为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您就这样理解处在美苏核讹诈下的中国领导人鼓舞士气的话？毛泽东还说过“人多力量大”，还指出人口如不控制，“其结局必至于人满为患”，您又怎么理解？呵呵，水平！
19、2010年6月26日《政府的首要责任：保护生命》：“1950年7月开始到1953年结束的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共产党政府将投降了的国民党官兵和同情他们的人，杀了71万。共产党政府利用自己手中杀人的权利大开杀戒。杀人的理由并不是这些人犯了刑事罪，而是因为他们是反革命。”
“抗美援朝…中国死了…估计有二十万至五十万。这场战争……谈不上与中国人的生存有关……看来我们站在了错误的一方。”“战争不但死了许许多多中国人，而且死了无数的朝鲜人，还有由22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其中美国人死了33741人，英国死了1107人等。那些人为什么会死？是不是和金日成出兵有关？也和中国出兵有关？或者说是李承晚造成的？是美国人造成的？总得有对此负责的人吧。死了人，不能不明不白，糊里糊涂。”
“不管是独裁政府的政治家或民主政府的政治家都喜欢赖在台上永远不下来，因为执政的滋味实在太好了。执政的目的说的是为人民服务，但是更重要的是为了有生杀予夺之权。”
---越说越不像话，好像抗美援朝是中国政府挑起了事端似的。对解放后镇压反革命也心怀不满，您应该不会不知道新中国刚刚成立，各地都有反革命暗杀共产党干部吧？不镇压行吗？老蒋还在台湾遥相呼应呢。至于投降的俘虏，优待的条件比解放军还好！
20、2010年10月5日《中国慈善事业的障碍和前途》：“胡锦涛主席提倡和谐社会，很受欢迎。但是大家不知道和谐是真还是斗争是真。和美国（或别的发达国家）比起来，他们不讲剥削和斗争，显然那里比较安全。特别是共产党至今没有改名字，还说是要共产的。这当然叫人不放心。”
21、2011年4月8日《卡扎菲爱他的人民，但是……》：“一切独裁者对待民间的反政府力量都如此。他们认为杀掉的都是坏人，至少也是不知好歹的被坏人利用的人，所以毫不手软。”“百姓起来造反，在独裁者看来是破坏国家安定，绝对不利于国家和百姓，要把他们消灭于萌芽状态。但是消灭不了，形势越来越严重。于是维稳压倒一切，别的统统都被压倒了。法律的尊严，社会的正义，都得让位于稳定。社会的扭曲越来越严重，维稳越来越困难，倾全国之力还觉得不够。”“独裁者始终不明白，现在百姓要的主要不是生活福利，而是平等自由。”
---说谁呢？你想鼓噪谁造反呀？
茅老先生作为功成名就的经济学家，也许是因为对早年受到1959年反右扩大化和文革的冲击心有不甘，老了老了忽又良心发现，对于国家的政治制度开始由腹诽到公开反思了。在其博文中有很大的篇幅是利用59年反右扩大化和文革攻击毛泽东的人格，借以映射共产党独裁专制。他言必称美国，利用人权高于主权的观点分析政治问题，把建国后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人民公社、“反右”“三反五三”、“四清”社教运动、应对三年灾害、、珍宝岛战役、文革、抗美援越、对越自卫反击战等等批判的一无是处，好像共产党是战争贩子和杀人凶手。他用自由主义市场观点分析经济问题，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解决当今世界和中国一切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他用自由主义观点分析社会矛盾问题，并说是毛泽东利用“穷人治国”制造了“穷人之国”，把自己视为“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的救世主，有点人为制造贫富矛盾的意味，唯恐天下不乱。他一边控诉共产党政府独裁专制，一边又享受着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自由民主成果，体验着从未有过的人权。他一边欢呼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政策，一边痛斥共产党造成了大多数人的贫穷。他最痛恨《宪法》，所以他在所谓“08宪章”上签了名字。
茅于轼先生，终究有过一段在美国学习的经历，虽说是从事经济研究，但从美国回来后却愈来愈政治。1993年，从社科院美国所退休后，在包括福特、CATO Institute、企业基金会(AEI)、遗产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亚当斯密社 Adam Smith Institute、索罗斯的开放基金会、国家民主基金会等美国右翼社团或者特殊使命社团的资助下，与人合伙成立了所谓的天则经济研究所，走出了一条民间开展学术研究的道路。但是我们终于明白他不过就是美国人的政治买办！
海恋---2011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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