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辛子陵的五大谎言与历史真相（下）——读辛氏的《“百年中国历史真相”丛书前言》

钱昌明：辛子陵的五大谎言与历史真相（下）　　

——读辛氏的《“百年中国历史真相”丛书前言》　　

三、“以秦始皇自居，以‘焚书坑儒’为乐”　　

辛子陵炮制的第三大谎言，也就是为毛泽东罗织的第三条罪状是：　　

“以秦始皇自居，以‘焚书坑儒’为乐，1957年策划阴谋，先是动员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帮党整风，向党提意见，言者无罪，后又以言定罪，将55万爱国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　　

这里，辛子陵故意把中共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说成是为其后搞反右运动的一个预谋，并由此断言毛泽东是“以‘焚书坑儒’为乐”的暴君秦始皇。这显然又是一个大谎言。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1957年的反右运动有这样一段评述：　　

“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研究历史真相，有以下两点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1957年的反右斗争，确实事出有因。　　

前面已有叙述，1956年下半年波匈事件发生后，引起中共上层的极大的重视。在波匈事件影响下，中国社会的动乱局面有扩大趋势。现实的问题促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和斗争作了深入的理性的思考，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系统的认识。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其中特别提到，各地出现乱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群关系问题，是各级领导的官僚主义造成的。　　

同年4月，为了实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念，克服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缓和党群关系和干群矛盾，克服干部队伍中“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风气，中共中央决定在党内开展整风运动，目的是让“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毛泽东：《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4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于发出关于整风的指示文件。在文件下发的当天，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就开展整风运动征询意见。参加谈话会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和各方面党外人士共44人。毛泽东发表谈话，重点在于鼓励非党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　　

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党整风运动开始了。　　

自1957年5月8日到6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先后召开了13次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中央统战部与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25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与此同时，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市和一些高等院校也相继召开了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他们的意见。　　

对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的情况，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当时都及时地向毛泽东和中央常委作了汇报。据李维汉回忆，当汇报到第３次或第４次时（大约５月中旬），什么“轮流坐庄”、“海德公园”等谬论都出来了。毛泽东的态度开始有了变化，说他们这样搞，将来会整到他们自己头上。　　

毛泽东原先以为，经过三大改造和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反革命虽然还有，但是不多了；旧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虽然大多还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是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已不会对政权构成威胁；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解决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党内，在执政党本身；只要通过整风，改变执政党的作风和形象，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政权就会巩固，就会发展。然而，开门整风的客观现实情况，却大大出乎他的所料。　　

那么，是哪些现实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疑虑，从而改变初衷了呢？　　

1、民主党派中有些头面人物，确实在鸣放中讲了不少“出格”的言论。　　

在鸣放的第一阶段，情况还属于正常。对于鸣放中的一些过激言论，毛泽东仍持比较肯定态度。如北大化学教授傅鹰，就是一个口无遮拦、情绪激昂，言辞激烈的典型。在4月27日的一次座谈会上：　　

他把党员向党组织的汇报与国民党特务行为混为一谈，说“我对于年轻党员的看法，就同在重庆时对国民党特务的看法一样。特别是对正在争取入党争取转正的人有戒心”；　　

又说，把“不好的思想行为，总说是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这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思想的老祖宗无非是孔夫子，孔夫子几曾教人贪污，损人利己，惟利是图？我从小就念孔夫子那一套，不觉得有什么错。张子善、刘青山、高岗也不代表无产阶级”；　　

“我最讨厌‘思想改造’，改造两字，和劳动改造联在一起。有了错才要改，我自信一生无大错，爱国不下于任何党员，有什么要改？”　　

在4月29日的座谈会上，他又对大学的现状表示强烈不满：　　

“学校里至今没有建立起学术风气，衙门习气比解放前还浓厚”；　　

“教授没有地位。留哪个毕业生做助手是由人事处决定的，全凭政治水平，入选的机会，党员比团员大，团员比群众大。什么叫政治水平？我以为，爱国，百分之百拥护政府，政治就够条件”；　　

“中国知识分子有气节传统，不会阿谀谄媚。现在‘气节’两字不时兴了，说是封建的。三反时，凡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全都要不得。自己半辈子努力培养了多少学生，也全给批判掉了，说是为蒋介石服务”。（以上引文均参见龚育之：《中宣部里看傅鹰》“新浪读书”网，2008年1月22日）　　

对傅鹰这样的言论，毛泽东看后的评价是：“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　　

但到了5月中旬，情况发生了变化。　　

据毛泽东秘书林克5月12日的日记记载：　　

“毛主席在同我谈话时说，目前全国已经争鸣和齐放起来，知识界争得最响。民主党派不那么响，工商界最先神气，章乃器、罗隆基、章伯钧、陈铭枢等人发言有取消党的领导的味道。”“民主党派某些人及资产阶级某些人的鸣放，并不增加他们长期存在、共同监督的资本，相反某些言论会使它[他]们在群众中丧失威信，这样就不是长期共存而是短期共存了。张奚若谈得好，己不正焉[而]能正人者，未之有也。”　　

毛泽东感到鸣放中有两个“危险”倾向：“有取消党的领导的味道”；敌视社会主义的情绪“有所表露”。从核查被点名的这几个人当时的言论，主要的有：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和“轮流坐庄”论；罗隆基的建立“平反委员会”，要求给予民主党派以“平等、独立、自由”；储安平要求改变“党天下”等言论；陈铭枢要求改变学校党委制的言论；等等。　　

为此，毛泽东对鸣放提出了三个“限度”，限度就是不能火烧房子。批评应该：一有利于人民民主专政；二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党的领导，三个限度的核心是党的领导。　　

2、国内确实存在不稳定的因素。　　

在波匈事件影响下，早在1957年3月就有官方文件指出:“在最近半年内，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群众性的游行请愿和其他类似事件，比以前有了显著的增加。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共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北京钢铁学院的食堂等几个地方，甚至出现了公开的标语：“反对目前社会制度！”“我们要民主自由！”“中国人民处于悲惨的情况中，青年们行动起来吧！”“支持匈波人民的斗争！”等。　　

进入5月以后，随着整风运动的发展，整风鸣放中的一些过激言论进一步得到传播，并在知识界以及大学生中产生了“共鸣”，这尤其突出地反映在学运风潮上。据5月的《内部参考》（新华社发行）刊载：　　

内蒙丰镇中学应届初中毕业生闹事，700多学生集体罢课，还有一部分人“整队到大街游行，演说、呼口号，企图取得群众的同情和支持”；　　

湖北医学院因要求改善校舍、设备等条件，发生全校性的停课风潮，矛头直指中共湖北省委；　　

天津第四十七中学部分应届初中毕业生成立了“秘密组织并串连其他学校”，“印制传单，散布错误论调，积极拉拢同学，准备游行”；　　

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学生连续给国务院总理和交通部发电报，闹事的情况有继续发展的趋势；　　

陕西地区高等学校在鸣放过程中不断发生各种风波和闹事事件，学校领导“处于紧张被动状态，‘四面作战’，招架不住”，情况严重的有西安航空学院、西安建筑学院、西安动力学院、交通大学、陕西师范学院等。　　

青年学生具有思维敏捷而又容易感情冲动的特点，因此，在鸣放和学潮中经过他们嘴里出来的意见，已远非教授们的“意见”可比。　　

共青团中央大学工作部曾把当时大学生鸣放中的言论进行了收集、整理和分类，从中可以发现确实不乏非常激烈之词：　　

“建国8年至今，民主空有其名……宪法上赋予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概无保障。党独揽一切，专断一切，党即全体人民，党即国家，党即法律”；　　

“天下是人民打的，不是共产党打的，不能由共产党一党独断和垄断，必须各政党竞选”；　　

“党对‘人大’与‘政协’说来，成了超政府，超宪法的太上皇。……要改变这种独裁误国的现象，必须把党从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府之上拿下来，把政府置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下，使人民代表大会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马克思主义好比圣经，各地党委书记好比教区主教”；　　

“文王杀四人而定天下，毛主席杀了七十万！简直胜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共产党和过去封建王朝一样，整个党就是封建王朝的味道”；　　

“整风主要应整老和尚：整风的根本问题在于党中央，关键要整党中央”。（以上材料均转引、参见“凤凰网”历史专稿：《毛泽东否定八大路线、重提阶级斗争的思想历程》2009年03月30日）　　

学运风潮的发展趋向确实令人担忧，特别是学生们停课、请愿、自发组织小团体等行为影响到社会，且有与社会骚动融为一体的趋势，从而构成了对共产党统治和社会安定的威胁。　　

毛泽东和中共高层更担心：民主党派和知识界的煽动性言论，与当时这些已波及全国的学运风潮汇合起来，再影响到社会，届时就将是“天下大乱”，会真正危及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就会“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了。这就是从“整风”向“反右”发展的不可忽视的历史背景。　　

第二，“反右”斗争扩大化是怎样造成的？　　

反右斗争，事出有因。但并不等于发动这场运动是正确的，是不可避免的。反右运动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历史悲剧，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它对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都是一个极大的伤害，对中国历史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说实在，当时民主党派中真正具有政治野心的资产阶级政客，或者说真正的具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动机的右派分子，毕竟只是一小撮，他们根本不可能动摇当时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因此，对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可以进行必要的政治批判，把他们批臭批倒，最后予以适当处理（撤职罢官）；至于对知识界和学生中的一些极端言论，总体上说都是受当时国内外反共逆流思潮的影响，可以自上而下地开展一场思想教育运动，但没有必要给具体的人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如果当时能牢牢把握住这样一个原则，就不会造成“反右”扩大化的悲剧。　　

然而，历史并没有像我们今天判断的那样发展，却发生了“反右”扩大化的悲剧。这里边除了有毛泽东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把握有误外，恰恰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时这一悲剧的发生又具有历史发展内在必然性的一面。　　

人们如果能严肃地正视历史，那就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　　

毛泽东自1945年在延安同黄炎培窑洞恳谈（史称“窑洞对”）以来，就其个人来讲，他确实已有想打破中国几千年历史形成的“兴勃亡忽”王朝周期律的自觉；并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全体党员提出了警告。但1949年建国以后的现实表明，对中共整个执政党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他们是没有这一自觉的。相反，他们正“享受”着“打江山，坐江山”这一古老政治传统的特权，更有人还热衷于对这一特权的狂热追求。　　

毛泽东正视革命胜利后由共产党人“坐江山”这一客观现实，除了对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腐败典型进行无情的严惩外，更多的只能对自己的同志们进行苦口婆心的正面教育和谆谆的劝诫：　　

“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靠正确，不靠资格”；一定要“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毛泽东：《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又说：　　

“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然而，教育不是万能的。毛泽东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终究不可能从根本上遏制各级领导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歪风。波匈事件，特别是在匈牙利事件证明：已经取得的人民政权仍有丧失的危险。这种危险的主要根源就在于人民大众对执政党的不满和对立情绪。一旦这种情绪蔓延和膨胀起来，并被国际阶级敌人所利用，就会进而推翻共产党的统治。　　

由此，毛泽东认为，主要问题出在共产党内，并提出今后的中心任务就是调整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就需要采用民主的方式开展整风运动，以克服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作风。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毛泽东的整风主张，虽然在中央高层得到认同，但却遭到了党内多数干部的反感和抵制。　　

就在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传达后，很多干部就表现出忧虑和怀疑。他们“怕天下大乱；怕以后工作不好做，不好领导；怕放了毒草，群众会中毒”。干部中大多数人“是原则上通了，也认为中央的方针、政策完全正确，表示拥护。但遇到具体问题，特别是与本单位和自己有直接关系的具体问题时，就不通了”。还有极少数人“抱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认为“革命几十年都没叫人监督，现在革命胜利了反倒要叫人监督了，真想不通”。甚至有人说，“党外人士、知识分子现在更嚣张了，不把他们整下去总不甘心”。　　

据湖北省委报告，讲话传达后，“有些党的干部（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大吃一惊，他们怀疑人民内部是否存在着矛盾，他们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认为人民群众闹事要“由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负主要责任，是不公平”。　　

另据山西省委报告，讲话在各级干部传达后，“争辩之多，是空前的”。他们提出，如此强调扩大民主“是否会助长极端民主化？”“现在已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再要扩大民主，事情就更不好了”。又认为“闹事没好人，好人不闹事”，“不承认闹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个别人提出，“这次毛主席报告的精神是否右倾了”，认为“毛主席的报告替民主人士、知识分子、资本家和过去的地主、富农说的话太多了，而替劳动人民说的话太少了”。“大学生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出身于剥削家庭，他们毕业后都将当干部，难道毛主席就不怕重复匈牙利事件的教训吗？究竟还要不要专政？谁专谁的政呢？这真是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上述情况，在黑龙江、广西、四川、广东、浙江等省委的报告中，都有普遍的反映。　　

在农村，基层干部的怀疑、抵触和反对的情绪更加激烈。很多人都质问:“这个报告是否是毛主席起草的，是否传达错了”。有人说:“过去听了传达毛主席关于合作化的指示，日日印在心里，今天听这个报告实在听不进去”，甚至认为“毛主席这个报告太右倾了”。有的支部书记说:合理提意见的是内部矛盾，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就是敌我矛盾。还有人认为，成份好的人闹事是内部矛盾，富农和政治上有问题的人闹事就是敌我矛盾。由于感到“党给群众撑腰，不给干部留脸”，不少基层党员干部工作消极，想躺倒不干，甚至有的提出退党。　　

（以上引文及材料均转引自凤凰网历史专稿：《毛泽东否定八大路线、重提阶级斗争的思想历程》）　　

对广大的共产党干部来说，可以说是自上而下，他们原本就存在着严重的“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他们喜欢讲阶级斗争，讲专政，喜欢做官当老爷；当然不喜欢反对官僚主义，不喜欢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毛泽东尽管由于其在党内的崇高威望，他可以取得中央高层的支持，发动一场整风运动；但一旦形势有变，如在“鸣放”中出现动摇共产党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过激言论的政治倾向时，为了维护共产党的天下，就必然会形成全党一致对外“反击”的形势（这时即使毛泽东想不搞反右运动也是不可能的！）。这样，整风运动向“反右”运动的转变就成为历史的一种必然，“反右”运动的扩大化也就成为一种很自然的事。事实上，所有在基层各单位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基本上都是仅仅因为“得罪”了基层领导的缘故，说白了，是“得罪”了大大小小的一些官老爷。据说，毛泽东原先曾打算“划”5千个左右的右派分子（参见朱长超：《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爷爷》），可是“反右领导小组”负责人邓小平与各级领导却“划”了55万多人！　　

“反右”运动，本质上就是对整风运动的一种“反动”，是中共党内整个官僚体制对新生人民民主监督制度尝试的一种“反动”，它决不是毛泽东个人所能完全左右的。　　

四、“提倡个人崇拜，巩固终身制的执政地位”　　

辛子陵炮制的第四大谎言，也就是为毛泽东罗织的第四条罪状是：　　

“提倡个人崇拜，巩固终身制的执政地位，以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名义，通过‘文化大革命’，消灭和打击党内民主派，改变民主共和国的性质，重用自己的亲属，建立家天下。”　　

在辛氏罗织的这条“罪状”里，其实包含着三个内容：“提倡个人崇拜”；“改变民主共和国性质”（消灭“民主派”不过是改变共和国性质的条件）；“建立家天下”。如此说来，毛泽东就成了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和溥仪了！　　

可惜，历史真相不是凭辛子陵一个人可以任意编造的。　　

第一，毛泽东“提倡”过个人崇拜吗？　　

没有！要不然，辛子陵必然会举出许多实例来大肆宣扬、攻击，可是他一条也没举出来。然而，我们恰恰可以举出毛泽东反对搞个人崇拜的史实来：　　

1、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当时中国革命面临胜利，毛泽东在党内威望如日中天，也正是在他的提议下，全会作出了关于不给领导者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名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的六项决定。　　

毛泽东的这一提议成了党的决定，从此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好传统。君不见全国有多少条中山路？唯独没有一条毛泽东路（在国外才有）。中国共产党的这一规定，也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乃至世界政治史上的一个首创，它对反对个人崇拜，创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如果毛泽东是一个“提倡”个人崇拜的人，那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提倡”吗？　　

2、“文革”革期间，就在林彪“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别有用心地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批了林彪。说：“‘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1970年12月《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　　

3、在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针对会上出现由陈伯达选编散发的称天才的小冊子，毛泽东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它从理论上批了“天才”论，这也就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源头上否定了搞个人崇拜的合法性：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个人崇拜，归根到底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它是人们对杰出人物的一种肯定与褒奖，是任何时代都会出现的。可以这样说，在“文革”时期，毛泽东曾经容忍过这一现象的存在，甚或还利用过这一社会现象，但那仅仅是一种政治斗争的需要。这与辛子陵所讲的所谓“提倡”个人崇拜，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　　

第二，关于“改变共和国性质”问题。　　

“改变共和国性质”是什么意思？　　

辛子陵没有明说，但他的“言下之意”是清楚的。那就是：毛泽东以“文革”为“借口”，打倒了刘少奇等“民主派”，目的就是为了要建立“封建专制王国”（共和国的对立面）。　　

面对辛子陵红口白牙的谎言，人们只要正视一下历史真相就可清楚。　　

首先，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国家？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总纲的第一条写得很明白：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本质实际上有两条：政治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经济上，公有制为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宪法中所讲的“工人阶级领导”，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而实现的。我国这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毛泽东时代建立与完善的；而“社会主义制度”，又是在毛泽东时代通过三大改造而实现的。　　

其次，请问：在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以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改变过吗？工农劳动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动摇过吗？没有！　　

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变了没有？没有！　　

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没有？没有！　　

在辛子陵以前，好像从来没有什么人在这个国家性质问题上提出过疑问。可以这样说，终毛泽东一生，他的所有的活动，几乎都是在为创建和巩固这一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制度而奋斗！他从来没有去推翻、动摇过这一社会制度，只有在不断强化。显然，辛子陵罗织的这一“改变共和国性质”的“罪状”，纯属子虚乌有。　　

辛子陵攻击毛泽东在“改变共和国性质”，实在是昏了头，攻错了方向。凡是思维正常的人都是不会相信的。因为，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可以说，他的每一项重大斗争，有哪一项不是在为维护和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努力？即使某些做法有些过头。　　

第三，所谓“建立家天下”。　　

辛子陵污蔑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搞反修防修是假，真正的目的是为了“重用自己的亲属，建立家天下。”　　

其实，辛氏的“家天下”之说，本是其《红太阳的陨落》中的滥调，这次在《前言》里再提，不过是老调重弹，想搞“谣言千遍，便成真理”的“反毛”战术。　　

可惜历史不是靠臆断、杜撰的，而是要以客观的史实为依据的。历史研究只能依据已经发生了事实说话，而不是凭假设和主观推断。对此，本人在《且看叛徒辛子陵的丑恶嘴脸》一文中早有驳斥：　　

在中国革命史上，事实明明白白地摆着，毛泽东先后培养过三个接班人，他们是：刘少奇、林彪、华国锋，这三个接班人中没有一个是毛泽东的亲属。可是为了攻击毛泽东，辛氏偏说这些都是表象，真相是毛泽东搞“家天下”，要安排了自己的老婆江青和侄儿毛远新。

辛子陵的大胆枉断是这样的：为搞“家天下”，“毛泽东要废刘少奇，立江青或毛远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打接班人这副牌，将刘少奇迫害致死，提拔林彪又逼走林彪，起用邓小平又打倒邓小平，选一个‘最没有能力’的华国锋，给华的密诏是‘你办事，我放心；有问题找江青。’其最终目的是要把班交给江青。”（《红太阳的陨落》第4页）

辛氏咬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用一篇一篇的革命理论，一次一次的‘伟大战略部署’，一场一场的政治运动，一套一套的阴谋诡计，把自己的真实意图隐藏起来，把全党全军和十亿人民‘运动’起来，晕头转向地跟着他走”，“就是为了一棒一棒地把‘大王’传到江青手里，在毛晏驾的时候不失时机的接班。”（《红太阳的陨落》第4页）

然而，主观臆断终究替代不了历史真实。按照辛氏的这种逻辑，毛泽东不成了一个“能事先安排”历史发展过程每个细节的人，这不真的成了神？（而且这样做有必要吗？既然毛是“独裁暴君”，他为何不能一歩到位把江青扶上台，自己“监国”帮她稳住大局；相反，他为何要屡批“四人邦”？甚至连个政治局常委也没让江青当）既然毛泽东也是一个凡人，那么人们就有理由怀疑：辛子陵是不是得了“狂想症”？还是因为他想借着反毛“成名”而想疯了？以致竟会编造出这类胡言乱语的“昏话”！　　

五、“公然违背宪法，发动‘文化大革命’”　　

辛子陵炮制的第五大谎言，也就是为毛泽东罗织的第五条罪状：　　

“公然违背宪法，发动‘文化大革命’，停止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国务活动达十年之久，操纵红卫兵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以私刑将其关押迫害致死；将共和国元帅彭德怀、贺龙，政治局常委陶铸关押迫害致死。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　　

从学术观点看问题，文化大革命该不该发动？怎样看待和评价文化大革命？这在世界范围研究文革史的人们中，都客观地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肯定的，否定的。这种分歧将会长期存在并一直论争下去，可能会延续一万年。就像对秦始皇的评价一样，人们会各执一端：拥护的人会认为他是“千古一帝”；反对的人会认为是“暴君”一个。然而不管持什么观点，立论总得有史实依据，决不能凭空胡诌。可是辛子陵却喜欢胡诌，炮制谎言。　　

仔细解读辛氏的第五大谎言，具体的又可分为三条：毛泽东违背宪法，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害死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元帅彭德怀、贺龙和政治局常委陶铸；毛泽东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　　

第一，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一个人发动的吗？发动“文革”就是“违宪”？　　

不错，发动文化大革命确实是毛泽东的主张，但把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完全说成是毛泽东一个人的事，这是不符合史实的。　　

客观史实是：文化大革命是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发动的。　　

“文革”是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发布为起始的。而史实表明，这个通知是1966年5月16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并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发至全国各级党组织而开始的。　　

如果文革的进一步开展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为标志，那么，这个文件是1966年8月8日由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文件同样通过正当程序，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至全国各级党组织而进行的。　　

尽管《五·一六通知》和“文革”纲领性文件《十六条》，都是在毛泽东主席的主持下起草与通过的，但它改变不了“文革”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动由各级党组织领导进行的客观事实。　　

另外，“文革”又是由亿万群众积极参与的政治运动。　　

历史唯物主义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但并不认为个人可以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意愿而随心所欲。正如恩格斯说得好：　　

“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只有当杰出人物的动机同千百万群众的意愿相一致时，群众才可能真正行动起来，领袖人物才可能在历史上真正发挥作用。　　

在笔者看来，“文革”所以能够成为具有亿万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政治运动，除了有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发动和领导（特别是有毛泽东个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崇高威望和影响力）外，本质上是解放十七年来累积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与各级领导（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再加上运动初期的第二次“反右”运动（俗称的“资反路线”）所造成的矛盾的总爆发。缺了上述的任何一个因素，文化大革命就发动不起来。　　

至于文化大革命“违宪”问题，那也有个“怎么看”的问题，也即站在什么样的立场看问题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不管它是成功还是失败，就其性质来讲，说到底是一场大规模的剧烈的政治斗争。既然是一场政治斗争，你说它是“一场革命”也好，或说它是“一场内乱”也好，那就都属于“非常事件”，而不属于“常态事件”。“文革”十年既然是处在“非常时期”，那么这段时期的社会秩序就不是用常规《宪法》所能规范的。　　

更何况，《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一条是这样写的：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当毛泽东和党中央意识到：那些“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我们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被颠覆的危险时，根据《宪法》所赋与的“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发动文化大革命难道不正是为了捍卫《宪法》的一种非常措施吗？　　

第二，关于“打倒、害死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元帅彭德怀、贺龙和政治局常委陶铸”的问题。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要求，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　　

目的是要“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斗争的方式，是“用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了进攻。”“要用文斗，不用武斗”。　　

然而，“文革”作为一场史无前例“反修、防修”的大演习，作为有亿万群众参与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其矛盾与斗争的复杂性是不言而喻的。比如，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交织，走资派的挑动，自上而下两大派的形成，直至全面内战、武斗，个人和集团私心私利的膨胀，对毛泽东思想搞实用主义，等等。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整个运动的发展并不都是毛泽东主观上所能全部预料与掌控的。　　

文化大革命开展后，刘少奇作为中国头号“走资派”被打倒，一大批领导干部和文化人跟着挨整，遭到批斗，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刘、彭、贺、陶等人的死，是不是毛泽东所“操纵”？且是“以私刑将其关押迫害致死”？这些都得用证据说话。因为毛泽东历来在党内政治斗争中主张转变立场，反对从肉体上剥夺人的生命。　　

“文革”结束至今已有整整35年了！特别是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文革”内幕基本清楚了。可是，至少对这几个人的“迫害”，确实没有发现有毛泽东有意“操纵”、有意把这几个人“迫害致死”的证据。　　

刘少奇被打倒，确实与毛泽东有直接关系。因为是1966年8月8日毛的一张《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在全国公开了他同刘的矛盾；随后，在中共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作出决定，（全会闭幕会上，刘少奇在常委中排名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升到了第二位。选举后，刘自己表态，愿承担所有责任，并请求辞去常委、国家主席等所有职务）实际上让刘少奇靠了边。但凭此断言：是毛泽东“以私刑将其关押迫害致死”，则是没有根据的。对此，只要看一下作家孙兴盛对王光美采访中的谈话就清楚了。孙曾经单刀直入地问过：　　

“毛主席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是为了打倒少奇同志？”　　

“王光美明确表示‘不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同‘四清’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个人恩怨问题。”“凭心而论，毛主席虽然对少奇同志很不满，写了大字报，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立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同志整死。”　　

“在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还说：‘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他还有针对地说：‘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　　

“毛主席对少奇同志也是很关心照顾的，少奇同志提出要到群众中去锻炼，毛主席劝他：‘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建工学院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去‘检查’，毛主席立即批示周总理‘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从而保护了少奇同志。”　　

“1967年1月13日夜里，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少奇同志，询问王光美和孩子们的近况，很客气，也没有批评少奇同志。当少奇同志当面请求辞去全部职务、回老家种地，恳请解放广大干部，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时候，毛主席没有生气，也没有表态，一直沉吟不语，只是不停地吸烟。过了好一会儿，毛主席才建议少奇同志读几本书，却把书名说错了。毕竟是几十年的亲密战友，毛主席最后把少奇同志一直送到门口，亲切地嘱咐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毛主席藏在内心深处的苦衷，就连少奇同志都看出来了，回家以后他对王光美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　　

那么，刘少的命运究竟是谁造成的呢？王光美认为，“是林彪、康生、江青和谢富治他们一伙”的陷害，整死刘少奇是林彪夺权的一个步骤。（引文及详情见孙兴盛：《王光美及其子女回忆：毛泽东与刘少奇分歧始末》）　　

至于彭德怀、贺龙和陶铸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并最后病死，这中间确实有诸多种复杂的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林彪一伙的陷害，这是很明白的；再怎么讲，也不能把帐全算在毛泽东一个人头上。事实上，“文革”中毛泽东还确实保过贺龙、陶铸。　　

1966年9月5日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里，毛泽东曾把林彪送来的吴法宪诬告信交给了贺龙。贺龙看后问道：“我要不要找吴法宪他们谈谈？”毛泽东说：“有什么好谈的？”“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　　

但后来林彪抓住武汉市第二十中学教员晏章炎写的一封诬陷信，批转给江青煞有介事地派人外出“调查”，最后落个“叛变投敌未遂”罪名上报中共中央。1967年9月7日，叶群在军委工作会议上提出对贺龙的“历史问题”立案审查。1968年，专案组以贺龙“投敌叛变”结论并上报中共中央，最后迫使毛泽东“弃保”。　　

陶铸问题也是如此。由于陶铸对刘邓的态度不够鲜明，引起江青、林彪的不满。1966年12月4日下午，林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文革小组”借机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王力、康生、江青等攻击陶铸用生产压革命。面对文革小组的压力，毛泽东还是要保陶铸。12月29日，毛泽东找陶铸谈话，说道：“江青这个人啊，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并要他去找林彪当面谈谈。但以后又接着发生了“换头术”事件：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新华社将要发一组国家领导人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审稿时，陶铸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就指示一定要有小平的照片，并询问新华社有什么办法？新华社同志后来搞了一个技术性处理。将一帧照片上某个同志的头像隐去，将邓小平头像移补过来。事后林彪、江青乘机大做文章，这“换头术”事件很快见诸于传单、大字报、红卫兵小报，一下子群情哗然，“打倒陶铸”的呼声一片。事态发展到这般田地，使得毛泽东亦就无话可说。　　

第三，关于“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　　

辛子陵为了妖魔化毛泽东，竭力散布政治谣言，胡说“文革”“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根据是什么？只是道听途说，却拿不出一个可靠的史实依据。　　

其实稍作理性思考，就可知道，此话纯属虚妄。上世纪60年代“文革”时期，全国是8亿人口。“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意味着8个人当中有1个人挨过“整”；每40个人就有1个人被“整”死！　　

文化大革命虽在全国范围展开，但应该说主要是发生在城市里（特别是在大中学校、文化单位和机关等上层建筑领域），农村里“文革”的规模远非城市可比，主要是斗斗死老虎——四类分子。当时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很低，至少75%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　　

如此说来，在城市里，这被“整”与被“整”死的人的比例自然要远高于全国平均值。保守点估计，如果由于农村人口在全国人口中占有75%以上的这个现实，那么，文革中城市中挨“整”的人比全国平均值高一倍甚至更多，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以城市挨“整”的人比全国平均值高一倍计算，那么，文革时期城市里就会有1/4的人挨过“整”，就会有1/20的人被“整”死！　　

那么，再请你调查一下，“文革”时期，在你的周围亲朋好友当中，是不是每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挨了“整”？是不是每2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被“整”死了？　　

“文革时期”笔者在上海N区一所中学（“文革”重灾区，区委书记抓运动的“点”）当教师，运动开始本人即被打成“反党”分子，被批斗隔离，属于挨“整”人之列。据本人所知，当时全校共有教职员工约140人，“文革”十年中先后挨过批斗，被隔离审查、进过“牛棚”的共有13人，占学校总人数的1/10（十分之一），其中有一人在“审查”中自杀，即被“整”死的，占学校总人数的1/140（一百四十分之一）。（须知当时这所学校是全区运动的“重点”，是区委书记亲自蹲点的，除区委书记外，另有5个“文化工作队”成员，有区公安局副局长、区教委部长、区教育局长、区共青团学生部部长和和街道党委书记组成，其典型性和重要性可想而知）　　

结论是：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文革“重灾区”——区领导蹲点的中学里，挨“整”的人也没有超过1/10，死的人也没有超过1/140！（事实上多数学校并没有死人！）　　

当时中国所有的人都是分属于每个基层单位的，运动重点单位如此，非运动重点单位挨“整”的人当然不可能超过它，只可能比它少很多很多，有的单位甚至基本上没有——这也就是说，不可能有这么多人挨“整”与自杀。既然如此，那么，不管按怎样的比例推算，又怎么可能会产生出“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人的结果呢？这不是大谎言又是什么？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文革”中挨“整”的人，极大部分是运动初期“资反路线”受害者，自杀死人也大多在这运动初期。他们都是当权派为转移运动大方向，通过“抛材料”，有组织地整人的结果，他们并不是毛泽东所要“整”的对象，这笔帐根本不能算在他的头上。直到1967年“一月革命”以后，运动才真正冲击到各级当权派——“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形势才发生了改变。　　

可见，辛子陵诬陷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之说完全是别有用心的大谎言！　　

历史是不可篡改的。辛子陵和一切轻慢历史的小丑，终将被历史砸得粉身碎骨！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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