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人口城镇化中工农业失衡与阶级分化
中国城镇化建设从来没有象今天一样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所谓城镇化至少有城市化、城镇化、都市化三种叫法，城镇化在我国就其实质应该为农业人口非农业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城市化已经是关乎社会稳定、经济增长、社会公平、社会主义道路乃至政府执政能力的综合考验。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国家工业化的一种必要形态。这样做的目的似乎为改善农业现状，降低农业人口，增加农业效益扩大内需消费。但从长远看应该说是一种短视；大量产生的城镇居民、工商产业人员，因为经济“周期因素”也许会给未来增加沉重的社会变革力量和数量众多的“城镇无产者”。从而把各层阶中最安定的、最保守的阶级变成革命的温床，而这一切的结果，更具体的就是从事家庭作业的农民被市镇和工商业剥夺了生产资料。尔后因为经济周期的波动----也许是一个历经进城务工、经商、工作后的二代或三代的迁徙人口，在不能肯定的历史某个时点上被强制地推上动荡的道路。提出者似乎基于解决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寄希望于城镇化来扩大内需。反对者认为人口流动将加重城镇之承载能力和社会管理成本上升、认为它是社会秩序紊乱的根源之一。一如18世纪后期进入工业化的英国、欧洲一样产生数量巨大的城市市民。因此在该问题的认识上难以回避地产生诸多冲突。
“天赋人权”是不容置疑的。不妨碍他人应该是任何文明都要遵循的底线。人类进入高级社会后，每个人为了生存的目的都应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但它的界址应为不妨碍他人的领域为限。所谓：“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古今中外 “良心、公平、正义” 永远是人类指路的明灯，是古往今来人们衡量理想社会的标准之一，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价值取向。可如今中国人传统的‘仁爱、友善’早让步贪得无厌、得寸进尺的市场经济规则的吞噬中。
贫富差距、一夜暴富、富而不仁者满眼皆是，富人们面对血淋淋的资本原罪如何救赎？他们自己也不知所措。为了获得安全感，富人热衷移民，甚至境外移民。在中国社会表现是农村富裕人口完成弱势人口的搜刮后面向城镇迁徙。这种城镇面向城市；官僚豪富面向国外的移民迁徙也逐步加剧。主要针对中国的美国投资移民计划04年就登陆，移民申请人按美政府的要求投资50万美元到宾州，期限五年，即可获得永久绿卡。近10年，中国一直是加拿大该项移民措施的最大来源地。在市场经济下以结局论，本质是少数人对更多人的财富抽空，汇聚起来的先富阶层让“财富更大”的“资本本能”蒙蔽双眼，何来什么国家和民族观念。因此，城镇化措施只会导致更大程度上的贫富悬殊---财富外流，以至于制造出庞大的困难群体。几个世纪前马克思天才地描述了我们现在正处于的这种社会状态和关系；“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它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79年以后的政治方向改变通过时间的传导，到1984年前后即已开始的省、市县、乡相互间由农业向非农业人口之间进行的大规模无序迁徙流动。已使我们经济上获得了相当成就感，但绝不能忽视城镇化与阶级分化间的某些联系。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联系很为牵强。因为目前没有一个专门的评价，没有形成一种讨论氛围。才让它身处后台。这种联系对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影响是深远的。
影响到底有多深？记得有位朋友谈论自己故乡，那是一个小县城；望着变得日益拥挤，污秽，无序的城镇。他似乎认可城市管理者“野蛮执法”，觉得城镇管理者对外来人口的制度限制仍然不够力度。更有人甚至认为“原住民们”不应沉睡不醒，麻木不仁，应该采用极端形式团结起来解决问题。就如一些国家的光头党采取爆裂措施一样，而光头党的口号是“你侵占了我们美丽的故土，抢走了本应属于我们的住房，喝着我们的水，呼吸着我们的空气，就像贪婪的硕鼠。。。。。。。。。。。。”可见混乱的城镇化运动带来冲突的深度。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虽身处方寸之域，日日接触实际，谈论一下城镇化中各类问题，以期抛砖引玉。（待续）
农村社会中因地权出现的分层
当前，农民主张权利的呼声最大。究其根本农业人口占多数。用上百年甚至更久的目光来看待中国农民手中权力渊源。首先应该感念中 山 先生！这个伟大的人物在中国首次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带领人们为“耕者有其田”而奋斗，竭尽终生突破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封建土地观念。后来以觉悟者李大钊、陈独秀为核心的工人知识分子；领导的民主革命，他们冒砍头危险，继续着反封建压迫和剥削，在工人运动及后来的武装起义中，队伍里最中坚的分子仍然是工人和知识分子。后来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作为革命中最坚决的力量开始了土地革命。无数市镇和乡村的人们为了免受缙绅地主，官僚资本，殖民买办的压迫盘剥，雇农和贫农为了获得最根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前赴后继起来革命。这里要指出的是党在一切领域反对“机会主义”就是指富农、小资产者，投身革命的动机不纯。无论是红军长征中的“扩红”,还是三大战役中的起义动员，还是一直在军内进行的”新式整军运动””俘虏转化”均以土地许诺和保卫既得地权为主轴线，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土地革命。有段话简要说明了当时的工农关系，“农民是小私有者，由于农业生产自然性的特点和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农民要求稳定的土地占有和基本生产资料私有。‘耕者有其田’是千百年来农民最高的经济追求和梦想，也是鼓舞农民投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动力。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理所当然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
回顾历史可以看出，现代农民之所以成为“有产者”,其手中的土地包含着作为劳动者联盟的无数先烈、仁人志士、工农无产阶级的生命鲜血的价值。
52年土改结束，3亿贫农、佃农和雇农全国人口约50%的人分得了土地。和封建主倒台后的民国时期一样，79年以来家庭联产承包形成的农民和土地关系到现在为止，在我地农村社会事实上已形成了以下阶层的农业经营者；
地主村霸；属于农村的上流社会，占有土地，在市区、县城均有产业，和地方上层建筑在经济或政治上有着各类联系。自己不行劳动能够依靠再承包土地或强势占有生产资料获得资本的农业经营者。（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占有发展区位优势（如城乡结合部）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村民，购买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房地产业主实际上也是地主）。他们占有农村户口和大量土地，享受和拦截国家惠农补贴，一切福利利益均沾。更为甚者，收纳黑恶、两劳释放人员或宗族势力欺压善良、称霸一方、鱼肉百姓把持基层政权、渗透政治领域。
富农;其拥有的土地数量大，自己不能完全耕种，富余土地经雇工耕种。他们在城镇和农村两头均占资源，要他们丢掉农村的土地或基础不愿意，从城镇放弃已获得的机会和既得利益回农村进行农业生产却又心有不甘。他们包括数量庞大的84年户口政策松动后通过各种渠道已进城定居人员。
自耕农、中农；占有少量土地，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者。收入规模和积累不能承担其子女后代在现代社会的消费水平。由于收入规模和积累不能完全承担其子女后代在现代社会的消费水平。多数家庭子女外出读书、务工。但这个层阶正因为村霸和富农的剥削逐步走向贫穷。
贫农、佃农；又称农民工。自己土地量少，因种姓文化和族群势力单薄等多重因素或为生存计，以多余劳动力季节性地或全年地外出到市镇出卖劳动的流动人口。也有的干完本身的活后以剩余出劳动时间继续向其他的地主富农出卖劳动力，这在农村现有人口中占二分之一强。以这样的形式进行生产的劳动者，年龄大了一般是回农村养老。
雇农：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征地开发、迁徙、劳动力下降等原因导致失去土地或被兼并.有的转化为准城镇人口，完全或主要以出卖劳动力为生。
非农小私有者；本身不愿意从事农业生产，土改时没有分得土地，79年后的承包运动也没能让其进入农业生产的集镇小自有经济者，这类人口主要是传统上以集镇为核心的与工农业均发生经营关系的非农小私有经济，手工业者、商人，以行政事业工作调动作为管道、读书招工和退职不回乡的“员外、缙绅”。也有投靠、扶养、复员留城、总之因历史上各种原因的积淀形成的非农业人口。这类城镇化人口已占84年前城镇人口至少三分之二。他们目前多数仍以工资或社会保障为生活来源，也有被雇佣或自主地从事着体力和脑力劳动；因为他们的农业联系被而称“非农”，又因为生产基础薄弱所以称谓“无产者的同盟军”。
84年前纯粹的无产者，是指一直以来工业发展过程中良性形成的产业工人和城镇各行业部门靠雇佣劳动领取工薪生存的人口。他们目前可以说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对那时候工厂的工人、城镇职工、公务员等，按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的精神，对生、老、病、死、伤残、医疗和集体保险等作了具体规定，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保障政策当时还是很受拥护的，大家普遍反映：“社会主义好，生老病死有劳保。”后来的“54年宪法”，还是以人民利益作最高原则，对社会保障这一块逐步扩大“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从其中的描绘可以看出，工人无产阶级及各条战线人们，劳动积极性无比高涨，在“低工资，高积累”下，三个产业中工业占比由1952年的17.6%提高到78年的44.1%， 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79亿元，到1978年增加到3645亿元，国内工业生产总值以年均15.1%的速度增长，连续十二年通胀率0—0.02之间，基尼系数0，世界少有。建国初期，我国工业基础一穷二白，根本没有。在如此的积极性鼓舞下前30年的建设，工业结构门类齐全，钢铁、有色、电力、机械、轻纺、食品等工业部门逐步发展壮大，一些新兴的工业部门如航空航天工业、国防工业、汽车工业、电子工业等也从无到有，迅速发展。
如果我们的改革开放面对“前30年”成绩视而不见，置“54宪法”为充饥画饼？那么建国“30年来，为改革开放垫底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薪阶层如何定位？由此产生根本性的问题；带着先烈血泪的平均地权的胜利果实，被什么样人窃取了？那些在高强度低工资的工人劳动中积累起来的国资，由什么样的人代表了?我们建立社会公义和良知的基础何在？
（待续）
为什么将1984年作为无序城镇化开始的时间
建国后工农业在土地政策和人口迁徙方面一直因政权的温和约束中没有出现大的动作。1984年以后县域社会中陡增大量非农小私有经济。根据1986年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74城镇人口迁移调查的结果，首先匡算出1949至1986年由农村迁入城镇的净迁入量累计达7300万人，占全部增量的39.5%。按06年统计全国乡镇共41636个，如果按每个乡镇平均4000非农业人口，那么这部分人群就要达到1.6亿以上人口，还不带因为户口阻隔，滞迟在大中城市脱离农业生产，专习市麎习俗的农业人口。
在这里不得不说到户口制度，户籍就是一项国家对社会有效管制的制度，在我国已实施了几千年,并非新中国的独创，本来职业间社会地位的差别和户籍没有必然联系。关于户籍管制，太史公有记：“禹平水土，定九州，计民数”。春秋时管仲的“禁迁徙，止流民”政策，战国时商鞅在秦国变法，公元前356年提出“什伍连坐”法。萧何入州府库不理财宝，而唯秦之户口册籍。论政府主导下的移民如秦统一全国，一次就“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西汉继续奉行“实关中”的政策，唐朝行乡保制，“五家一保，四家一邻，百户一里”。里长“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伪，催驱赋役。” 《唐律疏议·讼律》载：“同伍保内在家有犯，知而不纠者，死罪，徒一年；流罪，杖一百；徒罪，杖七十”。民国时期。1931年和1935年，国民党政府又颁布和修订《户籍法》及实施细则。1937年，颁布 《保甲条例》 ，在全国统一建立保甲组织，实行"联保连坐"制。历史给出的轨迹说明；以人口管理为核心的社会管制任何朝代都是一样的，不是以阶级分化为条件的，而恰恰说明了它就是解决分化一类工具。
解放后，在工商业和农业生产人口往返无序流动的状态下，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决策人出于恢复国民经济的考虑；及尽快实行工业化初衷，建立一套严格的户籍制度。 1953年4月17日 ，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盲流”一词由此出现；1954年3月，内务部和劳动部发文《关于继续贯彻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 1956年12月30日 ，国务院公布《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 1957年3月2日 ，国务院公布《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 1957年12月18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文《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由此可见当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问题的严重。1958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第91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之前，公安部长罗瑞卿就这一条例草案进行说明中讲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无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都必须按照国家统一的规划和计划进行。因此，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都应当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进行统一的有计划的安排，既不能让城市劳动力盲目增加，也不能让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
改革开放后，在“先富”的口号下决策人摸着石头过河打破各种框框，允许人口基本属于自由流动地外出寻找生活门路。出现以低成本出售劳动力的部分人挤占另外一部分人已有工作机会的现象，也锻造出少部分人用市场经济规则合法汇集获得多数人劳动成果的“特色”。
84年户籍管制松动表现形式为 1984年10月13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积极支持有经营能力和有技术专长的农民及其家属可凭《自理口粮户口簿》进入集镇经营工商业，公安部门应准予其落常住户口，统计为非农业人口。这个时间点应被视为无序人口流动的开始。
几年中的逐步松动，并无大碍后，2001年公安部提请国务院批转《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的文件，其中明确提议：“全国县级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及其他建制镇，所有在当地有固定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的人员及与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亲属，均可根据本人意愿办理城镇常驻户口”。目前，这个规定现在一直有效。由此可见，对户政开头的试撬到后来的开闸，政策力度的把握是非常有节奏的，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户籍在经济制度改革中所处于的地位，也让我们发现了急速城镇化---城镇与工业作出的牺牲---改革成果之间的必然逻辑关系。
急速城镇化带来了房价、社会管理成本高涨，以及衰退、失业等消极后果，似乎一段时间内得到人们注意。从09年开始落户政策上似乎开始追加一些条件。权利和义务应该对等，履行城市建设的义务、纳税经历、稳定的社会保障关系等规定出现在一些户籍政策中。在房地产领域称谓“限购令”目前还处于探讨阶段，真正实施是什么效果，这是不可预料的。另外发展生产方面；金融机构的农户贷款享受国家优惠政策和资金补贴的范围中对“非农户”的排除性界定中讲到；“非农户是指长期（一年以上）居住在乡镇（不包括城关镇）行政管理区域内的住户，还包括长期居住在城关镇所辖行政村范围内的住户和户口不在本地而在本地居住一年以上的住户，国有农场的职工和农村个体工商户。位于乡镇（不包括城关镇）行政管理区域内和在城关镇所辖行政村范围内的国有经济的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的集体户；有本地户口，但举家外出谋生一年以上的住户，无论是否保留承包耕地均不属于农户”。要求能得到贷款的农户以户为统计单位，既可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也可以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农户贷款的判定应以贷款发放时的承贷主体是否属于从事种植、养殖、饲养农户为准。
从公开的政策得到信息:一方面城镇化承载力不能承受之重让决策人引起的重视。一方面可以说明，84年以后进入现住地的人口给现有城市化建设带来沉重的压力。
（待续）
现代城镇居民
在世界各国社会、民族、地域间矛盾很多是由人口迁徙和土地配置关系引起的。比如中东问题，旧约中“应许之地”亦称“以色列之地”，即巴勒斯坦早就是上帝应允赐给犹太民族永远居住的土地。应许之地更早前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开垦和混居，后来因为信仰分割为各自民族。经过几千年的流徙，二战后在复国主义的号召下，在大批犹太人进入“流着蜜和奶的地方”，中东战争也由此开始。再比如四百年前的美国，由一艘“五月花号”带来的流动人口，从新教不能立足的英国工业化资本主义征地运动中失去土地的人们来到了北美，用枪炮和犁征服灭绝印第安人后，开垦出美利坚几百年的江山，此类先例在世界历史中比比皆是。中国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化现代化的时间非常短，前面提到的有一个群体，他们即不是城市或城镇的产业工人，也不能等同于纯粹的本分农业生产者，而是大量的在传统上以集镇为核心的与工农业均发生关系的各类行政企事业单位工作调动、招工招干和退职不回乡、投靠、扶养、读书、复员留城人员和家属。他们从家庭历史上或许是农业生产者和手工业者。因财产积累或技术工作的场合形态发生变化。遗弃故土，更愿意朝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地域流动。获得的成功信息激励更多在原始和不太发达的生产条件下担负农业劳作艰辛苦累的人们，渴望流动迁徙改变处境的思想动机膨胀，从而使一个鸟瞰角度看来----占有他人机会和资源的举动，成为了个人的理所当然。
城镇化中人口移动和经济发展的密切联系，再次论证了社会分层的渊源。强力的城市化中确实有人先富了；但带来的后遗症是大量农村人口在高税费压力下脱离故土，对职业所带来经济收入低下的自卑让他们急于脱离自身熟知的行业，另一方面却在知识技能无法与城镇需求融合下带来在“证明自我”方面的急躁病。同时，农村被抽空的生产力让留下的部分人身上加剧了固有负担。累计为税费改革最初的起因。到税费改革后，千百年来的皇粮免了；农业生产力和积极性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试问？今天农村80后90后还有谁能下水田三指并拢插秧，“待到山花烂漫时”谁愿意丢掉城市的发展机会和花花世界去重建国家最基础的产业？现实是农村根本看不到这个年龄阶层下地务农；种田两句话“人无余力、地无余利”。记得有次在田边与一位本分老农闲聊，他就谈到“现在田亩产出都是不足的，本来气候土壤非常适合种双季稻，根本原因是劳动力缺乏，现在仅搞点中谷，维持了事”。
人口集中到城镇是诸多乱象之源
我们可以看到霓虹灯后下岗女工阵阵悲歌，乱尾楼里农民工思乡的叹息。新闻中主持人急促的命案报道，正直劳动年龄的无业少年挥刀狂奔，街边广场一阵阵乐声中带着腹臀赘肉翩翩起舞，虎狼之年的生产力挎袋满街悠然南山，还有端坐巷口“绿光淫来送往”的壮汉，而农村中成片成片的空心村，积重难返的三农问题。这些真切写照不得不令人深思。84年以前通过上山下乡、入伍、招工、提干等用实践考验选择出的优良作风的优秀人才到各类工农业领域服务的良好秩序终于彻底粉碎。起自70年代末的那场变革；使读书、行伍、务工成为一次“跑步进城”的机会主义大放送。贪婪、好事、嫉妒、搬弄、暴掠等人类的劣根被“混乱迁徙”赤裸裸地发掘出来。资本作主、金钱至上之风甚嚣尘上。
有很多人小有成功后即竭底呼喊着“我是农民的儿子”；似乎要翻身了！。这何尝不是一种“另类划层”？我们农民真如你所说不如他人，寻求翻身吗？从来没有过！那么请问你是农民的儿子，别人的儿子该怎么办？中国人有“子承父业”之习，你不会故土不去服务家乡，为何专事贪恋城镇的豪华呢？古人说: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恰当也！当明白这样的呼喊是妄图不劳获的进城机会主义的原本动因后。我们对其批判更能理直气壮了，但我们必须得将这种进城机会主义和传统最保守和稳定的小农思想分割开。因为这种进城机会主义，比任何思潮都要贪婪和卑劣。
传统农业社会的中国人认为“耕桑为治世首务”，一直视 “西塾课儿孙，东皋艺黍稷”立家之本。有很多皆奉“耕读”为累世之业！何也？是为“念祖考创家基，不知风霜沭雨，受多少苦辛，才能足食足衣，以贻後世。为子孙计长久，除却渔樵耕田，恐别无生活，总期克勤克俭，毋负先人。”是啊,克勤克俭！万物土中生，全靠双手勤，那时代里的朴素认识，总为“勤俭”两字，现代又何尝不是如此？所谓“勤能补拙，俭可助廉”。历史上所有的食利阶层和劳动阶层均强调了“自食其力，劳动所得”，连高利贷者也吹嘘自己是“将本吃息”，而带着不劳而获思潮的进城机会主义在下的确不敢认同。即使“面朝土背朝天，插秧割谷”“摆地摊，做货郎”只要是劳动付出，勤俭所得，一般是会赢得人们尊敬的。这样的人们比功名利禄至上，贪占剥削他人的官僚、地主、资本家要强上好多倍。那么结论是；无论工农仕学商，无论何种职业阶层；“所劳即有所得”才可以称作现代文明的最高圣典。
我们现在有种具体的机会主义现象，是这种思潮中最为卑劣也最易成功的，所以提取出来专门赏析，是怎样的一个路子咧？那就是认为读书—文凭---进城---显才耀能---升官---发财是成为个人价值体现理所当然的路子。知识改变命运提法何尝不是一个悖论？改变谁的命运？在丛林规则中改变自己的命运势必带来对他人的妨害。一般文明社会而言，科技与知识只有用于改造自然，为大多数人创造幸福才具有普世正义性！如果以知识仅改变自己的命运去鼓励不劳而获的凸显个人价值，只会导致文明倒退，这或许已说明当今社会的价值取向被扭曲的程度。试看，如今那个不是在身份转变及至金钱和地位丰收，望见城市的靓丽忘乎所以，眼放绿光？那个不是鹭鸶腿上劈精肉、蚊虫肚里刮膏脂忘掉了根本？城镇化后时代“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带给我们何种启示不言而喻。妄图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者与渴望金榜题名者是一回事，为一类最现实的机会主义。所以具备良知和正义的人们不能放弃“劳动改变命运”思想准则。
城市化运动在世界各国都出现过。一直以来，理论研究认为“工业发展导致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规律”。中国城市化给国民带来了什么好处呢？我们现在谈论改革开放时，经常会提到开放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的低效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时下论调渲染的，本质上是以市场配置人口资源，大规模私有化大生产，归集人口自由流动带来的低廉价格的劳动力所产生的剩余价值。以不履行政权初期承诺的生养死葬的劳保政策为代价，以道德沦丧换取的经济进步，的以由亿万产业工人下岗来埋单，通过了一次将“效率低下”需要提高国力的宏伟指标作为主题的“慕尼黑会议”，使贫穷者更贫，让富者更富，尽管这不是经济体制改革最初预计，但这一结果一直是改革年代的最大忧虑。
我们来看看那时效率是如何低下；据强国上某种说法，当时价格体系、产值口径都和现在不同的统计下，49-79年前三十年GDP仍达到年均增长率7.2%%。在没有国际货币比对状态下黄金可谓“货币太阳”。49年-79年黄金标价是没有变化的,每克3.04元人民币。2009年黄金国内最高交易市价为每克272.06元人民币。增长比率达到8949.33%。78年刚毕业大专生实习期51元月工资,51/3.04= 16.776克 ,转正后58.50元,58.50/3.04= 19.2434克。本人在一县内职能部门职工，工龄25年的公务员，1200月工资x12个月+4个季度1000绩效+年终3000各项津补贴=21400元÷12=1783.33元月收入÷黄金单价272.06=仅能购买 6.55克 。84年本地市场猪肉每斤0.5元。2008年9.5一市斤，上涨18倍。两阶段结局稍稍对比，再加上报刊消息动耶出手购买黄金就是几十公斤，即可掂量出我们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给底层城镇化后的老百姓到底增加多少幸福感。
计划经济时代的理论认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任何职业首先都是在为社会主义贡献。只会有分工不同或发展孰先的制度安排。农业自给自足，工人吃定购统销粮食，由社会管理者组织进行生产、交换，全部积累都公有化。国民经济分工各部门，没有贫富贵贱的区别。这是因为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由于对资本主义的“周期因素”有着深刻认识；景气时对劳动力、技术、和市场的需求增大；经济衰退时产能过剩、紧缩、失业，动荡、社会保障能力下降的经济规律一直萦绕心头。为实现国家富强，稳定农业，发展工业这个总目标，才制定了建国以来一直行之有效的户籍、土地、粮食供应政策。因此，农民和市民并无位差，农村和城市的并无矛盾。至少理论上应该如此，所追求的现实状态也应如此。这种政治理论是具有良心的。那么现实状况又是怎样的呢？
1956年大力推进高级社后，劳动并没有给自身带来充分的回报，原本可以在农村从事生产的大量农民、非农小私有经济活动的人口，拼命挤向城市，获得成功的信息迅速返回到农村后引发大量人员向市镇流动。1962年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去加强农业战线，市镇大规模公有制经济的推行，特别是服务业的萎缩，又恰恰缩减了广泛的就业机会，同时造成了市镇人口在政策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下向农业流动的过程，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精兵简政、干部下放为特征的逆城市化运动。回复到57年人口统计意义上的理想状态。在政权力量的约束中人口和土地的矛盾一度缓和有序，而且流动的人口质量尚属优良。这种流动、调整、变迁的整个过程中产生了数量巨大的非农人口，主要分布为市镇工商业者，粮棉供、商业、加工企业，教科文卫事业，行政事业乡镇机构的人员。在计划经济时代就业主渠道为退伍、城镇待业青年招工、顶班、农代干、各类专业大中专毕业生。进入非农领域后都会带来户籍身份和粮食关系的转变是这段时间人口流动的主要个人动机。正是这种动机驱使才逐步形成了前述的“进城机会主义”，或者说是工业化、城镇化中的已占主流的机会主义。
(待续)
学历和文凭是否能成为人口城镇化的标准
计划经济时代，学校教育毕业生工作安排是国家为加快事业发展在教育质量普遍不高，且因60年代政治环境；正规教育断断续续的情况下，存在对工农业人口进行低质量的学历教育，快速充实为社会发展出力的人才培养，包括招工、招干，以工代干，学校分配等形式。并没如现在一样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公务员招录这样严格地筛选。这实际是在务农人员和务工人员间建立了一个通道。后来，被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口号中撕开大口进行轰轰烈烈地大迁徙，逐渐成为极端。人口流动中凸现良莠不齐，不少并无真才实干的人员通过该渠道冒进各个领域。为站稳脚跟，证明自我，提出了“唯文凭主义”，一直以来的假文凭风似乎淹没了“德能勤绩”为考核口径的人才观；我们通过一些现象可以看出，文凭带来的身份转换，是那么的令人激动鼓舞；金丝镜跃然眼眶，似乎满腹锦绣。进城即弃旧觅新，新时代陈世美与秦香莲热烈上演。试看满地摊的厚黑学、办公室文化等书籍，甚至堂而皇之挂在一些戴近视镜人们的口上，以证明读书学习了。以搬弄是非为能事，弄权使诈、钻营投机之风竟成为“学问”一门。渐演出当官做老爷的“寄生虫”社会风气，自古书生最无德、仗义多为屠狗辈。因教育制度创设的就业机制，而导致上个世纪出现“高中”“中专”为主要学历技能培养计划，无论智识广度和深度上怎么算也只能说是学仍无成，即学业还未“到埠”者。在正规学历缺失的早期就业安排中实为一种迫不得已。而此后倡导的唯文凭主义下；硕士生热衷教授“化简为繁”的论文而“奋献其身”。博士生给自己的孩子喂安眠药‘息吵就寝’的闹剧。面对这样一个造就中国无一大师级人物，伪劣“产品”如此之多的的中国教育体制，本人深感无奈。我和同乡李昌平不同，他来自农村，他认为；学而优则仕。说实在的改变命运仅靠读书就能吃口“轻松饭”吗？。元代杂家陶宗义在其《缀耕录》中对元代各阶层作了个排行榜；官、吏、僧、道、医、工、匠、娼、儒、丐。其中主张“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次于娼妓高于乞丐者，学而优则仕在不少领域仍继续发掘着人们的统领欲和官瘾，排拆着服务大众理念。我们不能赞成文凭至上，文凭不能代表能力，学历不能代表实力，一纸之书岂能给出人格的高低？读书做官获得取功名利禄，图取富贵助涨自私贪婪的学习观，岂能成为主流？。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封建王朝都不可以，我们现在应给予持此类思想的民族败类最严厉的抨击。“做官”“轻松饭”者毕竟不能指望他们推动社会前进。全球化的今天，面对一些先进文化，此类观念已变得象侏儒般丑陋矮小，如此落后读书观应该根除了。我们赞成人的能力是在社会实践中培养的，人只有在劳动中才能积累工作经验，从不断劳动中的增长才干。抛弃 “德才是举”， 绝对的“唯文凭是举”“干部xx化”等将会在工农业人口中制造出更多“学术垃圾、叫兽、血者、赚家、贪腐分子、官迷、真证书伪人才”，进而带坏我们整代社会先风。
中国教育传统的提倡“有教无类”，对读书之根本的界定 “耕所以养生，读所以明道”，就是说“人不学不知义”才是本质所在，从春秋时代“修齐平治、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到明代才提出的达到“知行合一”的成熟观点是可以接受吸取的。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一等人家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倡导 “务实、少言、动手”方免受“坑儒之苦”。也许持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让学而致仕的观念在中国人脑海中根深蒂固。“能考即为能力”在不少政策规范中成为主调，相应去刺激着更多的农村学子为改变命运的学习观应该走到尽头了。民族的复兴靠的是“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现在国家那么多制造产业毫无无核心研发能力，干文科的比理科的多，白领员工多于蓝领工人，坐办公室的比被办公的多，主战争的比拿枪的多等现象，说明我们的人才观不得不需要进行一些修正和改良了。
（待续）
谁是人口高速城镇化即得利益者？
在大规模城镇人口产生的背景下，回顾一下解放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国家在一穷二白基础上的经济建设是卓有成效的。不容忽视的是；第一代实干的革命者们为后30年发展储备了强大的“势能”。十几亿人口吃、穿、住、行问题，交通能源基础、重工业、水利基础设施，国防、教科文卫从无到有，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抗美援朝”气概，展现着前三十年艰辛创业的画面，这些无疑得益于户籍管制、人口产业分布基础性政策的正确运用。所谓“从善如蹬、从恶如崩”，制度建设时面对阻力该是多么的吃力，要让它垮掉很容易。进入改革年代以制度牺牲、人口红利换得的经济成就固然可观。贫富悬殊却拔地而起。从下面可以窥看在县域中人口城镇化现象，可以初步得知谁是既得利益者。
从2009年对中部湖北省一县城开发的商品房小区住户了解的情况看；小区共有商铺五十二间，其中属农业人口转移劳动力来城镇经商的有47家，另外五家为一间空门面，四户本地人。08年门面售价=42平方*3700元=15.54万。9栋216套房有187户.每平方均价为1100元*115=12.65万，到09年底其中二手成交价格最低也比08年同期上涨30%.购买人员86%来自乡镇的各类非农私有经济、部门延伸机构人员，老城区居民子女因婚购房仅发现两户。该县城商业步行街门面113间，多以二至3层为主，建筑面积110平方左右，每平方价格07年下半年已达到3000元以上，总价格35万左右。在步行街不可能对该县城商业市场份额都统揽情况下，门面仍抢购一空。购买人无一例外不属于老城区人口全部为乡镇非农户口，其中原国企买断人员进入者仅见3人左右。这种情况与县领导报告中谈到的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03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354元，形成极大的比照。在这里不得不说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建筑业或房地产业一直是改革开放以来火爆和高利润的行业。我们从房地产建筑业工资的计算里看得到摸得着“劳工的血汗”，在本地一份建筑决算里表明工资基本市场价格为130/㎡建筑面积。而一个熟练工每日八小时甚至12小时工作量可以用标准红砖砌墙为4—5㎡，建筑工头却只付瓦工工资为100---130/日。原来得到利润如此简单，一个按工作量向发包方计算收入，然后按工时给工人发工资。在劳动力市场饱和时，在农业土壤仍然供养的廉价劳动力“奋勇向市”的人流中，晚上浇筑混凝土，工时工资有可能是16小时为一个工段仍然有人“抢着干”，还不包括不准确计发和不按时发放，甚至拖欠赖账。小工、运输、材料改制、各项取费乃至土地、拆迁等能获取利润的地方实在太多。难怪建筑行业、房地产开发的上下游行业一直都是滋生黑恶分子的良好土壤。难怪改革开放以来二奶多半被工头老板抱着。在政府主导几乎无补偿或低补偿拿地，拥有开发资质才能进入房地产开发制度的“独家专营”下，且有预售许可证去“空手套白狼”的法定融资资格优势，房地产开发商想不赚钱都难。作为衍生在这个行业之上的土地、房产、建设、税务、金融部门“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私有化”推动着搜刮活动。是否能接触到这些香饽饽，在房价高涨的盛宴中也能分到一杯羹，在这些权力部门中上演着“肥缺瘦差”之纷争的现形记。
谈到这些我们似乎越来越接近房价高涨的真相。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人口无序流动带给城镇秩序、管理压力、生活成本的变量，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人口无序流动背后的“推手”。继而不难得出官员们的天然权利欲求，早已植根于垄断寡头们制造出经济规则和GDP的美丽谎言中。
再例，该县长途客运汽车行业只不过是运输服务业类，基本面的价值仅包含车辆购置成本、经营权初始化费用及日常支出，有稳定的现金流入和分红回报，在稳定经营约5年后，剩余经营期间仅剩3年。论其折旧和摊销后残值不足30万元，最后在股权和社会闲散资金的推动下整车股权购买价格达到220万。出租车任何时间进入购买经营的股权价值都是30万元。一块城区120平方土地使用权购置价为25万。大规模人口和闲散资金涌入城镇，城镇的各项承载力和管理水平受到严峻的考验。我们必须得正视矛盾，基尼系数已超标如此之大的今天，社会贫富悬殊问题已不容忽视。这不能不让我们想到，90年代以前沉重的农民负担到底被抽取到什么地方了，大量改革开放以来对农村弱势人员的剩余价值努力剥削的所得，最后被什么力量抽空。有个代表性的故事基本可以描述这样的所得归属；一个退职基层干部晚上将救护车警报听成警车鸣笛声，翻滚下床，跳窗外逃，引发婴儿啼哭全楼慌乱被传为笑柄。我们更应该注视其带来的深远意义；经济滑坡，生产萎缩的经济危机来临，这些城镇化的弱势人口是否会变成一只新的失业大军。强势既得利益人口的资本原罪如何救赎？
（待续）
转移劳动力之策无法长久，“实西固疆”方才是治本(一)
多少年以来，农业生产一直是小农经济，一家一户生产经营规模小，生产分散，不能合理利用资源，也无力采取新技术，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弱，劳动生产效率明显不高，从建国初农业的互助社----初级社----高级社的制度，目的是为了改变农业落后面貌。同样一穷二白的以色列与我们同时起步,在公社方面人家却成功，我们却失败。原因多方面,主要过分重视行政命令，忽视了在一大二公按劳分配的状况下懒惰天性,以及不落好处给他人的落后思想，生产消极就很正常了。建国后国家在基础设施，农田水利建设，如防洪涝、引水、灌溉等设施建设，垦荒开河，作出大量的国家投入。为了加快工业化速度，稳定农业，尤其将为农业服务的生资工业产业发展，放在头等地位。那时候城镇勒紧裤带办工业，工人吃统销粮，低工资高强度，也有吃不饱养不活家人的时候，几代人住鸽子楼、茅棚子在我们城关到处可见。
我们为什么选择计划经济?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由国家行政手段调节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运行机制上排斥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这一模式在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战中曾显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在1940年初步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用10年左右时间，跑完了欧美先进工业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路程，并在50年代初经济总量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这就是列宁论述”新经济政策”的的国家资本主义路线,它是所有权国有为主导的资本社会化,并且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然桥梁。我国从1953年开始的“一化三改”的总路线，主要任务是实现国家工业化，而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就必须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１９５６年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全面地建立起来了.因此建国后包括工农业关系的各种关系一直呈良性发展。
(待续)
转移劳动力之策无法长久，“实西固疆”方才是治本(二)
一九五六全面总结经验的《论十大关系》第一项即说明国家从来都将农业视为根本，以发展重工业为目标实现工业化发达国家，这是经济社会发展顺序问题。
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产并没有联起来，包承了出去。土地使用私有化成了改革开放的原动力，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自主经营，多劳多得。一度取得效益。在农户节省无效劳动投入，剩余的劳动力产生了，增产增收产生的剩余资金。资本、地租、人工等市场要素全面向城镇进军。冲击着公有体制为主的城镇工业，在原料、市场的争夺、低廉人工的混战中。伴随以偏概全的“效率低下”论调中的国企转轨改制，让没充分社保的上亿产业工人为体制改革“买单背书”，以至于城镇待业人口就业机会彻底灭失，工厂关停破产，在建项目下马，由此造成的产业工人及其家庭成员隐形失业生活水平受影响人员要达到4亿人口。
90年代提出要求，城镇化在人的流动方面“离土不离乡”。由于农村多年来形成的税费、政权、基础建设、水利水电设施、教育、文化、卫生、保障等社会支出需求刚性膨胀。种田日益不能维持生存，90年代继而出现建国以来最大波人口流动潮流。
面对这样的潮流，我们政策似乎失控。值得注意的是早在84年有关转移人口文件中一段话“各级人民政府应积极支持有经营能力和有技术专长的农民进入集镇经营工商业”。转化劳动力、改变职业，人口有序流动，是人的基本自由之一。我们除了需要建立一定秩序外，职业转换必须要以生产能力的转换为首要条件。再者，“土地法大纲”“土地管理法一直都存在着“城镇人口不得到农村购买宅基地”的制度规定；城镇人口是不能到农村落户的。既然制度保证了地权不容侵犯，城镇人口不得进入农村。那么，农转非条件也应当为具备稳定的职业技术和住房居住，其中关键为土地承包权的应当交回农村。不论纳税、放弃二胎权、诚信经营、无犯罪记录等落户城镇的基本条件多么难以执行；也理应在现有的社会规范中的保持这一切的持续性。
转移劳动力之策无法长久，“实西固疆”方才是治本(三)
城镇化的结果给社会文明进程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2010年7月30日 听闻一本地民营后老国企的再上岗工人的惨剧，这位女工，以47岁年龄仍在瓷器制胚车间工作，在一日早班时顿感头晕，在苦求给假后，倒毙在回棚户区家中的路上，后来确认属于高温中暑而亡，被离弃的她仅留下一个仍在上大学的女儿高额的学费支出窟窿。再如本县一个从农村务农人员84年户口政策松动后，被招工到本地工厂工人，那时县域职能部门就业仍然可以由工厂调入，在经历户籍转变，调入本地行政单位乡镇做延伸机构工作人员，95年停止福利分房前单位分了住房，尔后，其在农村务农的双亲及其子媳孙，乃至在家务农的妹夫一家三人，共计10人，都城镇化来到县城挤住在不到90平方住房，后来出现了“单位宿舍院内搭伙棚、架空层内造住屋、水泥地上养鸡鸭、人行过道中摆饭桌、迎宾大道上凉衣服”。这些事例岂不正好说明了“帕累托准则”论证的事实；“要使一个人境况变好除非让另一个人境况变坏”。
党的十七大提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在急剧城镇化过程中，如果公民如此生活不仅妨害他人，自己也毫无尊严可言。如此看来，中国制度下的生活方式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岂不出现倒退？难怪农村中本分人不禁叹道：“宁做农村人、不做城市狗”。“在自家捂几亩薄田，劳动所得过的舒心、没贪占那个的便宜，自己也活得自在啊！”这就是我们大多数老百姓朴素的思想。
为解决三农问题，国家进行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免掉几千年来一直以农业地亩为课征对象的农业税，全国减少财政收入600亿。那时曾经存在一种论调，如果完全免掉农村纳税义务，在理论基础和法理上不好解释，国家义务不能全免啦，对农业可以轻税。事实是即使轻税也不要了就彻底免了，到底还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国家为加强农业发展和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大规模缩减农村上层建筑，健全农业投入财政保障制度，利用工商业增加的税收收入为农业投入，工业继续哺育农业，从本县财政预算支出目录中看到；新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粮食保护价补贴、收储补贴、农民种水田粮食、血防、改厕补贴，种苗补贴、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产品价格保护基金，最低收购价准备金，目前为止在本县财政的众多预算支付项目中有60多项涉农转移支付和补助补贴。可以说，在农村种不种田都有钱发。无疑，保护价逐年提高，土地转租、流转、种植均可形成良好收益，有神圣不能侵犯的耕地保护制度保证，农村现在是一片乐土，也逐渐出现如浙江义乌农民底子的“公务员”为了农村各项补贴+房租6万+农村四层半别墅型房增值+可以享受各项优于其他阶层的政府福利=100万价值的农业户口而去职，与农争利纷纷重新办理“非转农”户口的人口回流现象。农村情况好转导致农民工回流现象，势必引发新一轮的企业“招工难”，进而影响 “低工资”“高剥削”这个我国长期赖以支撑“出口”这架的马车拉动经济。急功近利地人口自由进出城乡政策似乎在这个长期目标面前显得及不合理。
以色列能在沙漠上以平等和公有原则建立起来“基布兹”改变了坚实了一个国家的农业基础。以及建国初边疆实行的军垦，让政权显得如此生机勃勃，以至于进入21世纪后，尼罗河边的中国垦荒者。莫斯科郊外中国菜篮子工程，无一不启示我们；改变发展方式，增加劳动力输出，树立以迁徙农业人口务农的农业发展策略为切入的西部大开发，去开发广袤的大西北“宜农据点”，施行“实西固疆”，实现“国内人口稀释，对外人口输出”是我们唯一可以选择的国策。如果大量的国家投入、资本、机械在黄土高原、草原、天山北麓、东北亚乃至于五大洲，开垦和灌溉出适合中国的犁的土地，这将会决定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千年不朽的命运。
改变和创新发展方式 抵消新的不公
现行政策上对农村的国家倾斜，有二胎防老，生病有新农医合，失地有失地养老保险、新农保等不一枚举。面对政策上出现工农业人口之间新的优待方向，我们应该如何改变发展方式和人口劳动政策；将是现当局认真思考的问题。提高普通城镇居民的就业率、收入分配水平早就应当作为政策关注的重点。在此试图这几个方面作出探讨；
将公安的户籍管理职能和社保机关的农民工管理职能，整合到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流管职能结合，以此成立户政局。以户籍和人口身份管理为其核心业务，进行城乡人口基本信息的采集、归纳、统计和跟踪，建立相对有序户籍迁徙的政策体系。这是关系国防服役、经济发展规划、产业布局等国计民生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适当调整当前全国性惠农待遇，加大对西部贫困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改善生产条件。只有农作物和食品上涨后的CPI涨幅才是真正的通胀。稳定粮食战略安全为头等大事。因此，兴起中西部农业的水利和灌溉系统的市场化运作，全盘机械化和农民住宅国有投入，开拓西部适宜进行农业生产的疆土，建立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屯垦和农村生产合作制度，结合国内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向西转移国内人口密集区的人口作为新型农业生产者，施行政策引导和移民充实西部，这是国家对农业发展战略最基础性的投入。
强化税收对所得、利润的调节强度。丢掉 “以间接税为主，才能避免民众深感税负加重”的幻想，提高工薪所得税扣除费用，工薪阶层不应该成为纳税主流，我们目前都还一直生活在“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号令下；政治上让我们突然感觉到这部分人实在已经“富不得了”，现在贫富差距尾大不掉的局势，在政策安排中更应该注重社会的公平而不是效率。我们认为现行的税制应该从收入来源的清查和控管方面开始改革，怎么缴不应是改革的重点，谁应该交多少，这才是本源问题。因此，建立以户口为基础的家庭所得课算单位，在确定相对较高的起点后，城镇高收入家庭和农业户口中上流富豪应该纳入所得税“累进课税”。改革现有分类所得税制为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强制推行公民财产透明化，开征遗产税。深度调节贫富不均的社会痼疾。
平抑垄断企业职工薪酬水平.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同步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单位工资强制指导价格，加强执法力度对劳动合同、随意辞退、延长工时、克扣工资、不参社保等剥削行为施行法律调节。让愿意回乡务农者尽快得到接收落实。
以有效的户政管理为基础，简化农村补贴补助，将各类补助结合农用地使用权属分解固着到户头人头，以明晰地权、明确资格、清理乱占。使两头占有资源者得到解决，不符合城镇化条件的居民因地权地利的召唤，自会返乡。
同步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乡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对满十八岁以上城镇失业人员进行实行失业救助制度。
市场资源配置是西方经济学基本的核心问题；发明市场经济中贫富失衡准则的帕累托提出的帕累托准则明确了；所谓市场有效的资源配置都不会使一部分人境况变好，除非使一部分人境况变坏。
总的来讲，我们更该关注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急速城镇化后带来的社会冲突。被市场经济规则资源配置，进行了“财富洗牌”后的阶级分化问题已不容回避。当前经济政策看来明显带着转移矛盾特征，让一部分人先富，而另外一部就难以富裕，如同站在食物链底层草食动物不存在了，那里还有虎豹狼群生存的土壤？如果没有了剥削和压榨的对象，试问还有什么能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现在是中国1%家庭掌握着全社会41.4%财富，基尼系数达到0.47已经超过发生动荡的0.4。决策层认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因为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不也没有发生动荡，不如我们也来建立一个中产阶级。可是事与愿违，在中国现有的制度文化因素下，没有实现，也是难以实现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实际就是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的三十年，这三十年里造就的一部分先富队伍，这些人有故土，有需要建设的家园，所谓“家纵贫寒，也须留田地的种子。人虽富贵，不可忘力穑艰辛”.这些人其实已经可以满载而归了。利用工业反哺农业的时机，到农村去建设自己的老家园。也许是政策安排上的盲目，造成如此社会矛盾。如果继续离乡不离土，两头占用社会公共资源，势必引发新的政治失衡和不公。
一直觉得这样的言论，可能遭到世俗的非难和抵制，也许遭同侪所嫉。但秉承前人独立之思想；为生民请命，为天地立心；面对现实世界，本文必将承受这种孤独。可以预计的是；被称为劳动无产者的人们，面对新的政治失衡和不公，在祖辈为之奋斗的地域上，正在觉醒、团结、前进。
参考文件：
户籍制度--都甲制-历史发展 于长江
经济发展的几个疑点—78年GDP折算成黄金
中国人口迁移与城市化问题研究 :杨云彦
三十年前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改革开放 周天勇
《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国发〔1984〕141
试论社会阶层关系失衡与和谐社会构建问题 集美大学党委统战部课题组
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思路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
中国农民问题研究资料汇编 于建嵘
中共中央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 一九五九年二月四日 ）
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国发【1981】108号
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有关农村落户问题的请示的通知（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
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3年)
QQ；5882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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