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纪念“九一八”国耻八十周年
习近平同志近日在中央党校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学习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这堪称对毛主席延安时期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讲话中提倡读近现代史的很必要而且较及时的继承。因为在某个时期以来，某些被国民党意识形态控制的共产党媒体，已经把许多历史真相以及是非搞了个稀里糊涂，让人觉得特别古怪的就是共产党的媒体怎么会帮着国民党自己诬蔑自己。假如让共产党的媒体继续被国民党的历史观掌控下去，恐怕很多不了解历史真相的共产党员都恨不得自己找根绳子吊死，因为把自己先人板板的脸都丢尽了。
近日读法治和演讲史料，发现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国民党政权曾经有三起重要的审判活动，都与抗日者有关，同时又都扯上了共产党。不需要笔者作所谓解读和引伸，当时的法庭实录就足以说明被“理论创新模范”誉为比毛主席还伟大的“民族英雄”蒋总裁，究竟是个什么货色。在“九一八事变”八十周年来临之际，当我们重温或者初读这些历史记载，肯定会有特别年代的特别收获。
第一场：审判抗日将领吉鸿昌
审判长问：“吉鸿昌，你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快快招出你的秘密来！”
吉鸿昌答：“抗日是为了救国，这是四万万人民的事情，是最光明磊落的事情，有什么秘密？抗日救国是人人应知、人人能知的事情，哪会有什么秘密？只有蒋介石和你们这班奴才，祸国殃民，残内媚外，和日本人暗中勾结，干些不明不白的勾当，这才有秘密，才见不得人。”
审判官哑然。吉鸿昌侃侃而谈，他畅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的抗日决心及抗日经过，最后他解开上衣，指着胸脯上的伤疤说：“看！这就是我仅有的一点‘秘密’，是你们的军队勾结日本鬼子留给我的‘纪念’。”
审判官突然厉声问道：“不要想用抗日来掩饰你的罪过。
你抗日就抗日好了，为什么要反蒋？作为一个军人，难道你不知道‘服从是军人的天职’吗？”
吉鸿昌带着讽刺的口吻答道：“我吉鸿昌要抗日，蒋介石要卖国，我吉鸿昌不得不为救国而讨蒋；我吉鸿昌要抗日，蒋介石迫害抗日，我不得不为抗日而讨蒋。所以我的军队就叫抗日讨蒋军，这不是名正言顺吗？难道说，你能指出来蒋介石有一点抗日的行动，或者有一点允许他人抗日的意思吗？就拿你来说吧，如果你还有点儿中国人的味道，扪心自问，也不能不反蒋吧？”
审判官改换话题：“那么，你是不是加入了共产党呢？
你抗日好了，为什么加入这个‘危害民国’的共产党呢？看，我们这里有张慕陶证明你早已加入共产党的字据，你可不要想抵赖！”
吉鸿昌反问道：“你说，我干嘛要抵赖？你说，你说..
吉鸿昌微微一笑：“谅你也回答不出来。对，我是中国共产党党。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转到工农劳动大众的阵营里来。我能员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这正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这正是我不同于中国一般流俗军人的所在。我能够毁家抒难，舍身报国，拒绝利诱，见危受命，这样来抗日救国，这也是党给我的感召，这正是党的意志。你们说我们共产党是‘危害民国’，到底是谁‘危害民国’？试问，你们蒋介石国民党干了些什么？你们当政七年来，掀起了无数次的内战，酿成了空前的水旱浩劫，断送了东北三省，断送了热河、察哈尔，又快要断送华北各地，你们的贪赃枉法的政治，你们的残暴专横的措施，哪一样不曾‘危害民国’？那一样不是‘危害民国’？我们共产党真心爱国家，为人民，在你们蒋介石国民党背叛革命的时候，举起革命的大旗，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中不怕牺牲，不辞艰苦，正是要保护民国！”
（结果是吉鸿昌将军依然被判处死刑）
第二场 审判爱国七君子
审判长：“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
沈钧儒：“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审判长的话，被告不能明白。”
审判长：“那么你同意共产党抗日统一的口号了？”
沈钧儒：“我想，抗日求统一，当然是人人同意的。如果说因为共产党抗日，我们就需要说不抗日；共产党说要统一，我们就需要说不统一，这种说法，是被告我所不懂的。”
审判长：“共产党真能抗日吗？他们一面主张抗日，一面主张土地革命，你晓得吗？”
沈钧儒：“这要问共产党，我不知道。”
审判长：“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了吗？”
沈钧儒：“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并且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为抗日而利用。”
审判长：“组织救国会是共产党指使的吗？”
沈钩儒：“救国会会员很多，是否有共产党，无从知道。对于入会之人，不能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只问他抗日不抗日。并且共产党哪里会自己说明是共产党呢？所以要问也问不出来。”
审判长：“你们大会的宣言有句话说：各党各派派代表进行谈判，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是不是不要现政府呢？”
王造时：“抗日救国是救国会的目的。救国会认为必须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国力量集中起来，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几年来的困难与国内分裂情形实在有极大关系，如果国内有真正统一的局面，一切力量已经真正集中了，那末我中华民国决不至于被日本帝国主义抢去东北四省和察哈尔、河北的一部分，到今日这种河山破碎的地步！因此，救国会认为，必须全国真正统一起来，把全国的人力、财力、物力真正集中起来，才能谈到抗日救国。救国会成立的当时，表面上虽然好像统一，事实上仍有各党各派间的纠纷、实力派间的摩擦以及思想上的斗争，我们很痛心。救国会有鉴于此，所以认定要抗日救国，必须全国同胞不分阶级，不分党派，团结一致，放弃一切成见，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发动全民族的神圣的抗日解放战争！这就是统一的抗日政权的意思。不料起诉书把政权和政府混为一谈，真是不知政治为何物！据我所知，政府是一个国家机构，政权为政府行使它的职能的力量；政府是个体的，政权是抽象的，政府目前最迫切、最重要、最神圣的任务是抗日。我们要抗日，就不能不使这个作为国家机构的政府具有极强大的力量，这极强大的力量，必须全国统一才能发生。我们所说的统一的抗日政权的意义便是如此。..救国会成立的当时，表面上虽然好像统一，事实上仍有各党各派间的纠纷、实力派间的摩擦以及思想上的斗争，我们很痛心。救国会有鉴于此，所以认定要抗日救国，必须全国同胞不分阶级，不分党派，团结一致，放弃一切成见，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发动全民族的神圣的抗日解放战争！这就是统一的抗日政权的意思。不料起诉书把政权和政府混为一谈，真是不知政治为何物！据我所知，政府是一个国家机构，政权为政府行使它的职能的力量；政府是个体的，政权是抽象的，政府目前最迫切、最重要、最神圣的任务是抗日。我们要抗日，就不能不使这个作为国家机构的政府具有极强大的力量，这极强大的力量，必须全国统一才能发生。我们所说的统一的抗日政权的意义便是如此。..”
答：“国内的党派都在内。”
问：“共产党在内么？”
答：“应该在内。”
问：“国民党呢？”
答：“当然在内，并且救国会认为国民党应居于领导地位。”
问：“为什么要援助罢工呢？”
答：“不是援助罢工风潮，而是援助罢工工人。我们因为工人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才援助他们的。我们不但自己援助，并且希望当局对在日本压迫下的工人也应该加以援助。他们虽是日本工厂的工人，但到底是中国的国民，是我们的同胞。”
（第二次审理。）
审判长：“你是否煽动罢课？”
沈钧儒：“罢课太多，究竟问的是哪年哪月哪日哪次？是全上海，还是哪个学校？是哪个煽动的？证据何在？与救国会有什么关系？”
审判长：“你们主张容共吗？”
李公朴：“民国 13年孙中山先生主张容共，实行容共，中山先生错了吗？连我们集会纪念中山先生，援助日本纱厂罢工工人，也被列为罪状，试问你们要不要做中国人！”
审判长：“你们主张联合共产党，是不是危害民国？”
史良：“好比一家人，强盗打进门来，我们叫家里兄弟姐妹不要自己打自己了，首先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强盗，这有什么错？能说是危害民国吗？只能说是危害帝国——日本帝国主义，除非检察官是日本人，才会判我们救国有罪！”
审判长：“《生活日报》说人民阵线和人民救国阵线是一样的，是不是？”
邹韬奋：“去年 7月，一位读者来信曾用‘人民阵线’四字，我答复说团结抗日很好，但用人民阵线四字有毛病，不可再用，以免误会。起诉书反说我提倡人民阵线，岂非断章取义，故入人罪？”
检察官：“被告刚才说本检察官断章取义，故入人罪是不对的。你们给张学良的电报，叫他出兵抗日，他没有中央的命令，怎能抗日？并且他离绥远很远，事实上也不能抗日，本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被告不能随意指责。”
邹韬奋：“我刚才说断章取义，故入人罪，是指人民阵线而言，检察官却牵涉到张学良问题上去了，真是牛头不对马嘴！”
辩护律师李文杰：“绥远和陕西是毗邻省份，检察官说距离甚远，实在太无地理知识。”
检察官：“因为你们给张学良的电报引起西安事变，给国民政府的电报并没有引起兵变。”
史良：“比如一爿刀店，买了刀的人也许去切菜，也许去杀人，检察官的意见，是不是买了刀的杀了人要刀店负责？”
沙千里：“给张学良通电，因为张是东北人，应该去打日本、收复失地。至于西安事变是否因通电而引起，应该去问张学良。”
章乃器：“检察官代表国家行使职权，是应当的，但我们更希望能代表中华民族的人格，否则给他做一个中国人，也丢尽我们老百姓的脸。”
检察官：“这是恶意侮辱检察官，你叫什么？你叫什么？记入笔录，我要检举，我要起诉！” 
（七君子最终是在宋庆龄等数百位爱国名人集体到监狱门前高喊“抗日有罪、爱国入狱”，要求与七君子一起服刑等行动的强大压力之下，才在没有明确宣布无罪的情况下获释）
第三场 审判张学良
审判长李烈钧：你就是张学良吗？
（没有回答）
李烈钧：是不是弓长张的张？
（没有回答）
李烈钧：是不是学而时习之的学？
（没有回答）
李烈钧：是不是良知之良？
（没有回答）
李烈钧：今年几岁了？
（没有回答）
李烈钧：是什么地方人？
（没有回答）
李烈钧：父母在否？
（没有回答）
李烈钧：配偶叫什么名字？
（没有回答）
李烈钧：有几个孩子？
（仍然没有回答）
张学良（愤激难忍，冷笑一声）：随便，随便好了。
李烈钧：张学良，你身为军人，为何劫持长官，进行叛变呢？
张学良：这个问题实在重大，一切经过详细情形，蒋委员长知道得很清楚，请审判长问蒋委员长便可明白，在此地我不能随便说。但我绝对不是劫持委员长，而是爱护蒋委员长；我也绝不是叛变，相反的而是爱护我们国家民族。我在蒋委员长面前陈述我们的意见，表示我们的主张，怎么说是叛变？如果说是叛变的话，请问审判长，蒋委员长今天不是安全回到南京，我张某人不是跟随他到南京了吗？
李烈钧：你胁迫统帅，有人指使吗？还是自己策划的？
张学良：一切主张都是我自己提出的，我所作的事情，我自己承担责任，没有任何人能指使我。有一言，请问审判长可以吗？
李烈钧：可以。
张学良：民国二年（1913年）审判长在江西湖口起义讨伐袁世凯，有此事吗？
李烈钧：有此事。
张学良：是为讨伐袁世凯施行专制吗？
李烈钧：是。
张学良：在湖口起义反对袁世凯实行专制，如果这是正义的行为，那么，西安事变用兵谏的方式制止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何罪之有？
张学良：审判长，您不提这班大员倒也罢了，你定要提他们，我只好直说。这班大员平时穷奢极欲，把国家大事丢在脑后，我国槽到今天这种地步，他们是要负责任的。这次西安事件，我只对蒋百里先生表示敬佩。因为他现在不是大官，为人相当正派。其他诸人当然也有使人敬佩的，但太少了。这班大员，勇于私斗，怯于抗战，一点为国家民族牺牲的思想都没有，难道这班人也值得受人敬佩吗？比如陈调元，身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在西安扣留期间还有心情调戏万耀粕的姨娘，这种老而好色之徒，您还认为值得敬佩吗？再说陈诚，平时口出大言，装模作样，貌似忠诚，一旦领袖蒙难，他既不设法营救，也不拔枪自戕，却一头钻进垃圾箱里，难道这种大员也值得人家敬佩吗？
李烈钧（急忙制止）：不要说了，与本案无关。
张学良：这怎么能说与本案无关？！凡事都有一个根，这个根如果没有毛病，它的枝叶一定鲜艳茂盛；如果这个根有了毛病，它的枝叶便要枯萎坠落。
李烈钧：你不必说了。我们判吧。
（张学良确实“不必说了”，因为历史已经说明蒋委员长领导下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是怎样地枯萎坠落了）
读了以上的法庭实录，我们难道不会觉得特色时代之前的历史教材，才是真正符合历史真相；而特色时代尤其是近些年的所谓理论创新，恰恰是对党史良知的无耻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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