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颜色革命”与“华尔街革命”
——兼谈毛主席为啥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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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有一段名言：“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
毛主席说的是不是事实呢？应该说，一点不假！让我们看看“民国”有多“伟大”：
——民初短短几年中，外蒙自治、麦克马洪线、《二十一条》……超过了晚清几十年卖国的“成就”。
——1912年至1949年中国人口不足世界四分之一，因灾荒死亡的人口占世界一半以上，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①
——1920年上海法租界官方统计，共有成年女性39210人，其中下等妓女就达到了12315人，占上海法租界成年女性的三分之一，如果加上中等和上等妓女则更多。注意，这只是官方统计，实际情况还要更严重一些。②
——民国时吸毒的中国人至少超过7000万，云南60%以上的人吸毒，东北30%以上的人吸毒。③
——民国时中国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率居世界第一；无官不贪，贪污腐败程度世界第一。
……
从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到老舍笔下的茶馆，无不突出了这个时期的“伟大特色”：“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试问，如果一场革命后“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这场革命能算成功了吗？
为何“武昌一声炮响，清帝顷刻退位”的一场看似“胜利”的革命却换来了这样一个结果？我们要从当时的历史大背景看：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同光新政（洋务运动）逐步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已经完全沦为半殖民地。但是，买办资产阶级和其主子并不满足，因为中国至少还存在一个名义上相对稳定的中央政府，买办资产阶级勾结外国侵略者掠夺中国或多或少要受一些阻碍，清末的南海维权即使一例。这样，通过“颜色革命”推翻清政府、制造中国动荡和地方割据的局面、实现“分而治之”便成为买办资产阶级及其背后的外国侵略者的下一个目标。
此时，同光新政事实上已经彻底破产，袁世凯等人却胡扯这一切都是新政不彻底造成的，只有靠深化新政才能解决，并积极支持清末新政。清末新政一个方面是搞“国退私进”，进一步壮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另一个方面是使国家更适合外国侵略者的需要，包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成外务部，派遣军官和留学生去外国，大量吸收外国资本等等。这种和“外需和戎，内需变法”的同光新政一脉相承并“深化”了的清末新政当然不可能给人民群众带来任何好处，只会把局面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正如陈天华所说得“不但没有放了一线光明，那黑暗反倒加了几倍”。但是，清末新政形成了一个以袁世凯为首的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成为买办资产阶级的核心，为发动“颜色革命”打下了基础。
辛亥革命之所以迅速“胜利”，不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力量有多么强大，而是推翻清政府是袁世凯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既定目标。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就在袁世凯操纵下开始了南北议和，这其实是革命派内部隐藏的买办资产阶级和掌握了清政府大部分实权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合作。最终，清政府被推翻，总理大臣袁世凯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完成了“换装”，事实上开始了动荡和地方割据的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被利用完了后则被一脚踢开，其中张振武、方维、宋教仁等人还被袁世凯杀害，稍有一些爱国之心的人都被彻底赶出了政治舞台。
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中存在民族资产阶级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和买办资产阶级进一步殖民地化的“颜色革命”双重倾向。在实践中则成了“发于孙，终于袁”：开始于孙中山等民族资产阶级救国救民的愿望，结束于袁世凯等买办资产阶级及其背后的外国侵略者改旗易帜的阴谋，买办资产阶级 “颜色革命”的倾向战胜了民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倾向，“黄四郎”战胜了“张麻子”。这种使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的“颜色革命”当然不可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任何好处。
1976年《红旗》杂志《中国人民为什么必须反对洋奴哲学》指出：“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从来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历来奉行洋奴哲学。民族资产阶级先天就有软弱性，既怕民众，也怕帝国主义。它同帝国主义有矛盾的一面，在一个时期里有可能与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帝国主义，但它又有依附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一面，常常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崇洋迷外。” 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软弱性在辛亥革命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只反皇帝，不反贪官”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固然不行， “只反皇帝，不反贪官”更不行。在辛亥革命中，只要剪剪辫子表示“革命”，什么贪官污吏、流氓恶霸都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追捧，南京临时政府甚至还想通过承认外国特权获得帝国主义支持，对真正的英雄——工农大众——民族资产阶级却采取了极端蔑视的态度。这种敌友不分的无原则妥协结果只能是“黄四郎”战胜“张麻子”，赶走了一个皇帝换来了一群大大小小的土皇帝，让“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
有人认为，如果不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就不会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更有人进一步推出，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有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必然失败的早产儿。其实，正如资本主义不可能在封建制度高度发达的亚洲成长而只能在封建制度不发达的欧洲兴起一样，任何新的社会制度都只能在旧制度的薄弱环节突破。同时，历史的发展是有跳跃性的，近现代很多民族都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跨入了资本主义。以季米特洛夫同志为代表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就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才推翻了君主制，随即直接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其说是辛亥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不如说是辛亥革命宣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破产。甚至连孙中山先生自己都承认：“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④那些无限拔高辛亥革命的先生们，你们难道认为自己比孙中山先生更有资格评价辛亥革命？
然而，恰恰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告诉了人们一个真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辛亥革命失败后，随着“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先是“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接下来“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辛亥革命客观上的确又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这就是历史辩证法。《中国人民为什么必须反对洋奴哲学》指出：“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新中国60余年来正反两方面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在这辛亥革命的百年之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高举孙中山而回避毛主席，央视更是拼命歌颂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他们这种以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手段无限拔高辛亥革命的行径并不是真的想继承孙中山先生的事业。正如党内某些人先是抬起邓小平来压低毛主席，接着又赞颂胡耀邦贬斥邓小平一样，《人民日报》和央视高举孙中山而回避毛主席最终还是为抬出袁世凯，为新的袁世凯发动“颜色革命”带领他们回归民国式的“盛世”——买办资产阶级及其背后的外国侵略者完全控制中国的半殖民地年代——开辟道路。
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人民日报》和央视借辛亥革命大赞资本主义时，他们奉若神明的美国却爆发了伟大的“华尔街革命”。这场以“占领华尔街”为口号的街头革命，目前已经蔓延到美国847个城市以及北美、欧洲等许多国家，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光鲜外表下工农大众的贫困与痛苦暴露无遗。美国人民在“华尔街革命”中公开打出了社会主义的旗帜。这个耳光实在抽得太响了：如果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即使发展到美国的水平，不还是不可能解决占人口99%的人民大众的贫困问题？美国已经失败的路，难道中国还要走？
100年过去了，从证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的辛亥革命到证明“美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的“华尔街革命”，尽管中间经历了许多曲折，历史毕竟还是前进了。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终结。正如季米特洛夫同志在纳粹法庭上的慷慨陈词：“历史的车轮在转动，在向前转动，在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转动，无论是恐怖手段、判处苦役或者死刑都不能把它挡住。它在现在和将来都在转动，直到共产主义的彻底胜利！”
（谨以此文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并祝美国人民的“华尔街革命”早日胜利。）
注：
①可参考司徒雷登的回忆。
②可参考郭绪印《旧上海黑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③可参考苏智良《中国毒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④孙中山《建国方略·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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