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化与主人地位的衰弱

言论自由化与主人地位的衰弱　　

探险勇者原创　　

2011.9.30　　

主人理所当然拥有话语权，主人的地位与话语权的地位理应一致。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的“人权”理论，指出人民是社会的主人与人民的言论自由相一致。但是，新中国的人民的地位的升降与言论自由权的变化呈现复杂的状态。　　

当今的言论自由度的确要比过去有进步，特别是互联网，虽然有选择性地自由，还是向言论自由的宪法法理靠近了一大步。这是我国政府加人了国际互联网协议的结果。国际互联网协议贯彻了联合国1948年的《人权宣言》的精神，言论自由是人民的基本人权。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就有言论自由的条款，走到今天这个地步，走了55年。　　

第一部宪法诞生不久，就遭到挑战。1957年，中国共产党号召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向党进言，帮助共产党整风，克服官僚主义。如果按照初衷一以贯之，无疑是一石三鸟，体现宪法法理；帮助了共产党克服官僚主义，执政受到有效监督；激发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对治理国家和整顿党风的积极性。最终的结果是南辕北辙，宪法输了，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输了，共产党也输了——失掉部分公信力。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反右运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具体主持反右运动。层层加码，不断扩大“右派分子”的规模，最后以55万“右派”名额，强行摊派，流放、判刑、戴帽使用等方式结束反右运动。　　

1949年至1966年，中国人民的言论处于管制阶段。依言获罪是经常发生的。有关国家体制、政策、方针、路线、法令、文件、有关党和政府的行政、领导人讲话和行为、形象等所谓的敏感话题是不能涉及的，动则“上纲上线”、扣上“现行反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罪名，轻则处分，重则丢命。　　

这一时期，人民的主人地位却是上升的。1957年，三大改造完成，工人阶级管理工商企业、成为公有制企业的主人；农民管理人民公社，成为农村的主人；劳动知识分子成为事业单位的主人。通过民主化管理措施，推升工农学的主人地位。工农学通过单位这个社会细胞，间接管理社会。通过各级党代会、人代会参政议政，直接管理社会。　　

以上可称为第一阶段。特点是言论管制与工农学管理企业、管理社会的话语权提高趋势同时存在。人民的主人地位不断提高。　　

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期间为第二阶段。文革开展以后，两个互相矛盾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有“中央公安六条”的言论管制，另一方面，有“四大自由”的言论自由的具体形式发展，形成法理上的悖论。四大自由有正负两方面作用。负面作用是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甚至人为制造矛盾，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残忍化。四大自由被不恰当运用。正面作用是中国五千年官本位社会的统治原则被打破，人民群众运用四大自由监督干部、制约干部、清算干部达到史无前例的地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被第二部宪法肯定。文革中后期，干部自律和群众制约是促成清廉高洁的党风政风处于世界前列。　　

这一时期的人民主人地位承接第一阶段的上升趋势。“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引导工人宣传队走进“上层建筑”，工农代表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各级党代会、人代会大幅度增加工农兵名额，提供工农兵参政议政的途径更加宽广。上述是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虽然存在言论管制（管制范围缩小）与四大自由不当运用的问题，知识分子的地位有所下降。比起第一阶段，工农大众的话语权与主人地位进一步提高。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法理，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得到良性发展。　　

第三阶段：1976年只2004年。文革后。虽然“中央公安六条”被废除，言论管制原则继续执行。四大自由被取消。　1976年9月9日　毛泽东同志逝世，发生“10.6”事变，一部分干部和群众表示反对、谴责，遭到迫害。在文革派遭到反攻倒算。邓小平上台以后，有人写了大字报，表达了对政治现代化的期待，结果被判了12年徒刑，后又加了5年，刑满后，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四大自由的宪法条款被取消。中国人民完全丧失了对干部和党政机关的监督权力。有的中央领导明确表达，“中国共产党有自我监督的能力，不需要别人监督”。1989年的学生运动，因为提出反腐败的口号，北京戒严，遭到民主国家联合经济制裁。人民群众失去监督的权力，干部集团如同脱缰的野马，疯狂起来。　　

实行了40年的职工终生制被改革为合同制。公有制企事业单位的职工丧失主人地位。劳动法不承认职工是企事业的主人。表明职工不再拥有发言权、监督权。众所周知，职工成为企事业单位的主人地位的必要条件，是拥有发言权和监督权，决策权。并且受到终生制的保护。企事业是社会细胞，中国工人阶级通过主宰企事业单位达到管理整个社会，成为社会的主人。终生制与四大自由的丧失，中国工人阶级与社会主人地位脱离关系。随着政策扶持私有制以及打压公有制，促成私有化的结果，是私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的比例大幅上升达到86%，整个工人阶级被雇佣化，在单位的发言权、监督权被剥夺。富士康事件的发生，标志着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时代相交差的过渡期结束，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被雇佣时代的开始。　　

中国农民早在1982年以后成为个体农民，一盘散沙，只能默默无闻地、盲目地耕作。或者进城打工，充当打工仔。做城市居民不愿干的累活苦活赃活，他们无权批评、监督乡县两级政府和党委，跟无权对城市的一切进行批评建议。　　

工农两大阶级社会地位的跌落，意味着改革有了质变结果，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大众终于彻底失去话语权。唯一能做的，出卖劳动力，养家糊口。　　

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绝不是铁板一块。中共十五大以后，发生新的变化趋势。言论管制逐步放松，依言治罪逐步取消。这使得地头田间，街头巷尾，茶余饭后，工农群众骂娘发泄。互联网开展四大自由，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靠近言论自由的宪法法理。但是，工农大众在主流媒体和工作场所完全丧失话语权，与宪法法理相悖。罢工、请愿、示威等人民民主权力的丧失，企业管理权和参政权的丧失，使工农大众的人权状况无论国际横向比较还是建国以来的纵向比较，都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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