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尔文：否定路线斗争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国庆前几天，“新华网”上转载了“北京日报”以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三十周年名义，用几个主流专家、学者谈话形式发出的《<历史决议>：把毛泽东思想同晚年错误分开》一文。
http://news.china.com/history/all/11025807/20110930/16795137.html
发这篇文章用意在于宣扬“《历史决议》怎样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历史观”，并提出“坚决防止从决议的结论后退”的政治要求。但本人认为，当年“把毛泽东思想同晚年错误分开”这一提法本身，恰好就是最大地不实事求是，完全违背了科学历史观——即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以此为先决条件，提出的所有政治要求都难免荒谬。
三十年来中国的历史和事实已经证明了毛主席晚年思想的核心——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关于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在党内的警示，正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以“晚年”这种时间词来划线，所进行的“分开”，其手法是形而上学的；其政治用心，显然还是妄想继续借用毛主席之名，行修正主义之实。只是本文不打算就此展开讨论。
由于那篇文章中涉及到有关“路线斗争”的诸多说法，披露了“以后‘原则上不再用’这种提法”的历史片段。谁都知道，这个“原则上不再用”并不仅仅针对《决议》。其影响持续了三十多年，一直影响至今；且影响面极大，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本文重点是就此作出分析。
文中接着“原则上不再用”之后，有一段似乎是从历史角度用以论证的话：“把‘路线斗争’、‘路线问题’提到比较严重地步的始于斯大林。在我们党内是从上世纪30年代王明开始的。”这么说——不管是谁说的，都包含着这样两个前提——一个，无非是因为人们大都知道，斯大林搞的肃反有扩大化缺陷；王明在党内犯过严重的“左”、“右”倾错误。把“路线斗争”、“路线问题”与此二人联系在一起，便很容易形成一种印象：这二人强调过的，未必是正确的，有可能与错误挂上钩。另一个，马恩列用的不多，由此就可推出“路线斗争”、“路线问题”并非是什么严重的大事，是可以“不用”的。
这种说法绝非是一种科学的说明，而是企图用暗设的前提封堵住人们的嘴巴。
紧接着的是这样一段话：“在我们党内的生活中间，在搞所谓路线斗争、在批判所谓路线错误的时候，形成了一套形式主义的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的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讲路线，历史上用惯了，用到谁的头上谁就不得翻身，还要上挂下联。”
当事人也罢，后人也罢，对路线斗争的提法用得是否准确，是否属于“形式主义的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的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只能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历史上当事人的主张和方针是否偏离了共产党的政治目标，他们的主张和方针实际产生的后果、造成的影响，以及是否给共产党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来作出判断，这当然需要对客观历史事实作出具体分析，并用历史实践进行检验，不能因为一句话就改变了历史，更不能成为“不用”的理由。
此外，他还述说了“不用”的另外两条理由：“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上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过去评价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这是我们不主张提路线斗争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对待这个问题。”
归纳一下这段话，其否定的理由一是“不准确，用的多和乱”，二是“要郑重”。既然“不准确，用的多和乱”，那就应当下大功夫一丝不苟地搞清楚、搞准确，这才是应有的“郑重”，又如何推导出“不主张提”？从文字的逻辑上看比较混乱，有牵强附会、强词夺理之嫌。
这里的重点是，我们有必要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搞清楚什么是“路线斗争”？“路线斗争”究竟是什么性质？在中国共产党内是否是客观存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又有什么意义？否定路线斗争会产生什么严重后果？
搞清这些问题意义重大：对于当前在党内外取得广泛共识、推动中国共产党逐步恢复毛主席曾经主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路线，有积极作用。
什么是路线斗争？这是一个专用词汇，笼统地说，是指共产党内部特别是共产党的领导层、领袖提出并推动全党贯彻执行的，围绕达到共产党的政治目标必须遵循的途径所进行的思想、政治、组织上的争论和斗争。
这里，首先涉及的是共产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目标，路线则直指此目标。
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目标就是夺取政权，建立一个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面对外部强大的敌人，需要根据当前社会矛盾的基本状态，根据错综复杂的形势以及事态的发展，根据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与变化，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策略，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并逐步地达到并完成自己的政治目标。
阐述这一系列方针、政策、策略的总纲领，就是一条为完成当前政治目标而必须遵循的基本路线。
抓住了路线这个总纲领，才可能目标清楚、层次清楚、脉络清除，提纲挈领、掌控全局。这就好比一张渔网，有一条总绳，只有抓住这条总绳，渔网才提得起来、撒得出去，“目”，即网眼才打得开。——纲字的本意就是渔网的总绳。不抓这条总绳，渔网就是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以致毫无用处。同理，不抓纲，政治目标就会模糊不清，思想就会出现混乱，就会出现各行其是的局面，导致在各项具体方针政策上出现失误，最终引起战略上的失败。所以毛主席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用渔网的纲与目比喻路线与具体方针、策略的关系，非常贴切。
说到基本路线，具体化一个层面，还可以分为思想路线（包括宣传路线）和政治路线，以及组织路线，等等。换句话说，这些具体的路线，又紧紧围绕、或可综合为基本路线。层次、脉络是十分分明的。
由于所面对的外部环境、社会阶级状态、各种矛盾，极其复杂、并且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只有掌握了科学的、正确的认识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这才能掌握社会运动的基本规律，才有可能透过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对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并提出一条正确的、符合当前实际的、也可以经受未来实践检验的政治路线。因此，这条正确的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即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目前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科学的思想路线。
不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采用唯心主义或者形而上学的方法，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外部社会的发展变化规律，也就根本不可能提出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
共产党的领袖也是由理论素质、思想和认识方法存在着差异的活生生的人所组成。他们的世界观——立场、观点、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掌握与运用，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存在各种差异是必然的。因此每个领袖对外部客观形势的判断总是存在不同，提出的方针、方法、政策、策略，必然存在不一致的地方——有时是间接地反映在具体方法、策略上，有时会直接出现在总的路线、方针上，这时在领导层就会出现完全对立的情况。
例如，对中国革命的目标，在党内就有过“只相信国民党而放弃对无产阶级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和“建立共产党的革命武装进行武装割据”两种路线的对立；有过“以城市为中心搞武装暴动”和“在农村建立红色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两种路线的对立。
实际上，正因为各个领袖对外部形势的认识与判断存在差异，所提出的路线、方针存在差异就是不可避免的、绝对的。这种领袖之间路线上出现的差异甚至对立自从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持续地存在，只不过在形式和内容上、对全党影响的大小上，是有利于实现根本政治目标还是不利于实现根本政治目标，是“促进”还是“促退”，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正反映了矛盾的普遍性——对立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这就需要在党内首先是高层不断地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使认识得到统一。只有这样，正确的路线才能被共产党的领导集团所接受，并推动全党贯彻执行。由于随着形势的发展与变化，又会出现新的差异、新的矛盾，就又需要在新的基础上再开展思想斗争，达到新的统一。若非如此，一旦错误路线占了上风，推至全党，会给全党造成极其重大的损失。对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过血的教训，有多次根据地丧失、党员人数骤减，几乎走到亡党的边缘。
因此，发扬党内民主，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使共产党高层的认识统一到正确的路线上，然后逐步向全党推广，对全体党员进行教育，使正确路线深入到每个党员、干部的心里；使每个党员、干部以及他们周围的群众也通过同样的方法，明确方向、认清目标、统一策略、步调一致；克服错误的认识，克服错误路线的消极影响，将正确的路线、方针贯彻下去，以此来统一认识、统一意志，就能团结全党、全军和全体劳动人民，形成一种巨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就是共产党内路线斗争的目的和作用。这种斗争关乎共产党的生死存亡，是共产党在过去九十年中的前六十年能够一直保持党性、保持朝气蓬勃、保持旺盛战斗力的根本原因和动力。
正因为坚持开展积极的路线斗争，使所有党员随时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掌握正确的对敌斗争策略，中国共产党才能够从弱到强，从最初只有几十个党员，直到夺取全国的政权，建立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社会主义国家，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业绩。
在这方面，毛主席为全党做出了表率。最经典的案例，是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的路线错误。毛主席当着张国焘的面，从张国焘的思想路线入手，深刻分析张国焘的认识方法是一种“经验论”和“机械论”：“只相信眼睛看得到的东西”，“只承认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革命运动中的原则概念在他脑中实在不看见的,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脑中没有贯串一切的观念”，“只看到局部,不看到全体,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他的两个高潮之间的理论,其基础是把敌人看作有无穷力量的黑暗的魔鬼，把日本和蒋介石看作是这样的魔鬼”，“以为十倍于现在的力量都不能战胜日本的力量。他的烧杀主义就是望风而逃，断绝来路，对中国革命完全绝望”。“凡是右倾机会主义,都会把敌人的力量看作是魔鬼,把其中的矛盾看不出来。历史上常例也正是如此的。其实敌人的内部充满着矛盾,这是我们看到的”。“关于内部的问题。他也不承认内部的矛盾和本质的变化。他不知道在红军中、共产党中、农民中、阶级中都有矛盾。各种落后意识反映到党内来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些东西造成落后意识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国焘如何看?以为没有矛盾。我们正因为看到这种矛盾,这才来加紧党内斗争、思想教育、党内民主来消灭这些矛盾。阶级存在一天,这样的斗争还是继续的。”
而对于张国焘本人，毛主席说，“他的石头今天应落地了,从今后,他应该从头干起。今后的开会,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国焘的转变,其次应该要求他特别是放弃他的错误。”并指出，张国焘以及受张国焘影响的干部“已经提高了一些了,现在再要求他们转变,并且欢迎他们的转变。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欢迎的精神,那就不好了,因为否则不能使这些同志了解自己的错误。今天我们为的是团结党,我们不想干部继续错误。”（文件摘录）
尽管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给红军造成重大损失，但对张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路线上；对张本人，仍然给以出路，保留了边区政府中的高级职务。
应当说，这种将着重点放在路线上，将路线与人区别开的方法，是避免将斗争对象一棍子打死、避免斗争扩大化、避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极其注重政策和策略的方法，有利于团结大多数受错误路线影响的党员和干部，这正是毛主席所说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至于张国焘后来叛逃边区，投靠蒋介石，连一个警卫员都带不走，正说明了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取得了重大成果，所采用的方法已经深入人心，被广大干部战士接受，是行之有效的。
对党内高层犯有严重路线错误给共产党造成重大损失的王明、李立三，包括文化大革命时的刘少奇和邓小平，也同样是采取了的“给出路”的政策。着重点仍然是对路线不对人。要说“用到谁的头上谁就不得翻身”，王明、李立三后来都安排了适当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病死了，但邓小平受到严密保护，并且给了他“翻身”的机会——只要他放弃错误路线，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就可以重新启用，而不是“不得翻身”。否则他根本不可能做到“三起三落”。
由于共产党内确实出过一些把党当成自己的私产、当成是为个人夺取江山、获取私利的工具的高层领袖，——张国焘、林彪身上都有类似的特征。——在私有制广泛存在的社会背景下，随着地位的升迁，权力的积累与膨胀，过去出过，现在和将来也都不可避免地还会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他们往往会利用路线斗争排除异己、拉帮组派，借以推行自己的错误路线，将党引导到可能覆灭的死路。
只有通过积极开展路线斗争，才能克制这一倾向；只有将党员、群众全都发动起来了，才能取得斗争的成功。
毫无疑问，积极地开展路线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前六十年从弱变强取得伟大成功的根本动力和基本保证。否定这种斗争，共产党就失去了最重要的武器，失去了自我更新、自强不息的法宝。后三十年，尽管队伍变得极其庞大，成为有8000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但在错误路线主导下，党员思想极度混乱，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属性——即党性一天天沦丧，一些抱着个人目的混入党员队伍者已经开始公开反党，公开反对共产党的党章，公开反对共产党的宗旨，原因就在于缺失了路线斗争这一武器和法宝，也因此缺失了自我更新的动力。
不认识这一点，就不能，也无法与错误路线进行斗争，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很有必要重提路线斗争，逐步恢复这一传统，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发动广大群众讨论共产党目前的路线是否存在偏差，积极纠正其中错误，逐步将路线斗争大范围地开展起来；每个党员每个群众，也都应当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和理论素质，改善自己的认识能力，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勇于识别和抵制错误路线，与错误路线做坚决的斗争。这是维护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必然要求。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目前中国问题错综复杂，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各种力量相互掣肘，民族问题阶级问题相互缠绕，国际国内问题相互关联，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教育问题、文化意识形态问题积重难返，就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表面繁荣昌盛的中国各种危机正在快速积累，国家已经出现了崩溃的征兆。纠缠于局部，就事论事，希望采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方法解决问题，对全局已成杯水车薪，完全无济于事。
要想根本解决中国问题，做到提纲挈领、牵一发而动全局，只有发动全体党员干部和群众，从路线入手，从路线斗争入手，才有可能使问题得到解决。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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