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大作收到、拜读了。您认为“文化是一种变成习惯的精神价值和思维行为方式,它涵盖面最广且与人的思维、行为方式及价值观念密切相关。”并指出了它与经济建设的密切关系,甚是深刻。
以我极为有限的阅读,人们对“文化”下过诸多定义,并用于各种不同的场合(比如饮食文化、酒文化之类)。您心目中的“文化”,在我看来与“文明”---一个群体的集体生存方式(这只是我自己的“定义”而已)相关。它反映一个“文明”在思想、精神层面的特征。您详细分析了西方文明在思想、精神层面的特征,并与中国相比较,很有意义。
经济问题是社会生存的基础问题。回顾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无论中西,都是生产者受制于统治者,大众受制于精英,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是普遍而广泛的历史现象。因而经济问题与统治问题密不可分。从统治视角观察,经济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利用掌控的物质与劳力资源,有效地生产统治者所需的物质财富。进一步观察,可发现统治者的主导战略受到其生存环境的巨大影响。
如,中国的统治者们,生存于东亚大陆季风带,与西欧相比,自然资源丰厚,小农经济就足以产出维持朝廷生存的财富,而四周的高原、沙漠、大洋又断了向外扩张的可能性,于是主流文化需解决的,是如何从小生产者有限的产出中,一点一滴地获取其生产的剩余财富,如何让朝廷的消耗不超过可得的财富,以维持王朝千秋万岁。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主流文化从百家争鸣走到独尊儒术,从孔仲舒走到宋明理学。王朝周期性覆灭的史实告诉我们,直到清末,这个问题也未求得最终解,所以有了黄炎培、毛泽东的窑洞对。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这个最终解至今未找到。但从另一个视角看,两千年来,在这个地球上,中华帝国曾多次站在全球文明颠峰的位置上,可见中华文化至少是问题的“次优解”之一。
而西方的统治者们,生存于远比中国贫瘠的地带,劳动者养活自己都很艰难,唯一的出路是向外扩张(无论是行商还是抢劫)。由此,以航海为背景的经济(主要是债务)、军事活动成为王朝生存的基础。这样的生存方式需要面对日复一日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需要对外界有清晰、可靠的认识,需要清晰无误地传达这种认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其思想界走了从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到哥白尼、布鲁诺、笛卡尔……的道路。思想界的道路背后,是资本主义从热那亚到荷兰到英国到美国的道路。这条道路的两个支点一是战争、二而是金融,其核心在于从外部获取财富,以维系内部的认同。近500年来,这个进攻性的文明一直处于强势。1895年,严复观察到的是:“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论事变之亟»)。
然而它“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的前提是可以向外扩张,可用外部获取的财富缓解内部矛盾。在严复的时代,中国就是这种扩张的受害者,严复亲眼看到自己的祖国在这中扩张中被肢解,陷入军阀混战的深渊。却意识不到这正是西方列强“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的代价。这印证了苏东坡的感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而今“全球化”进程已经将资本主义体制的可扩张空间填满,今天的人类都生存在主流文明之下,当年林彪讲“世界的城市”、“世界的乡村”,实在有先见之明。由此可知“恐怖主义”不是什么外部威胁,而是当今主流文明的内部问题。“日曷竭丧,余与汝皆亡”、“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中国的统治精英集团早在三千多年前就体验过这样的场景,是这样的感受开启了从百家争鸣到宋明理学的道路。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思考中国的经济问题,我首先偏好于琢磨各种已有模式的动态特征,其持续生存的条件,而非隐含地假设系统可以无条件持续生存;进而琢磨新的系统最可能有何特征。对前者,有了些许认识,有些已经写在已发表的作文中,对后者,尚无成型的见解。至于经济操作层面的理性化,在我看来是第二层次的问题,应由相关专业人员解决,非我等游民之责。
一孔之见,仅供参考。
祝健康愉快
中宇
「 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