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个共同点
一年多来，《炎黄春秋》与南方报系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一部分社会“精英”们也不甘示弱，纷纷以演讲、座谈等形式，敦促中国共产党尽快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纵观这一系列的文章、演讲、座谈等，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共同点：
（一）肯定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炎黄春秋》在2011年第一期发表的题为《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编辑部文章中说：“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10月8日，在胡德平召集的《庆祝粉碎“四人帮”三十五周年座谈会》上，曾在中组部工作过的退休干部崔武年发表的《我对政治改革的十三点看法》的演讲中说：“中国取得了辉煌的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这一点的确是事实，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二）否定现行的政治体制。《炎黄春秋》在《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一文中说“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权力缺乏制衡，今日中国的公权腐败已经让社会难以忍受，成为全民感到剧痛的社会癌症。”崔武年在《我对政治改革的十三点看法》一文中说：“很遗憾，人们同时还看到了普遍存在的社会不公、党以代政、机构庞大、官僚特权、腐败遍地、贫富悬殊等等。”“总之毛病都归到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上。”
（三）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炎黄春秋》、南方报系以及这一类的右派“精英”们几乎是众口一词的推崇西方资本主义的“宪政”道路，似乎不搞多党制，中国就再无第二条路，只有多党制，只有西式的“宪政”道路，才能拯救中国，为中国人民带来福祉，崔武年在《我对政治改革的十三点看法》中直言不讳：“一党制”不行，并且是肯定不行。今年六月份，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政论家、凤凰卫视评论员马立诚在第113期“腾讯”燕山大讲堂所作的《当代中国八种主要社会思潮》的演讲中说，“自由主义者在今天的中国主张政治体制改革，要求推动民主发展，扩大公民政治参与，保障人权，发挥人大政协作用，推动问责制、预算公开、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同时提出了“新老左派只有破坏性，自由主义才是出路”的论点。
二、私有制是万恶之源！
时下的中国，分配不公与严重的腐败已成为尖锐的社会矛盾。因此，如何能够行之有效的治理这两大顽疾，是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炎黄春秋》、南方报系与右翼分子们正是打着消除两极分化，遏制腐败，推进“民主”，保障“人权”等各种旗号来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如李锐、辛之陵之流于2010年10月1日署名题为《执行宪法第35条，废除预审制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公开信中就以“揭发官员贪污腐败，是为民请命的神圣事业，应受到保护和支持。”但是，西式民主真的能够消除两极分化吗？真的能够遏制腐败吗？如果西式民主能够消除两极分化，能够遏制腐败，谢天谢地，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义无反顾的支持西式民主，支持崔武年等人提出来的“多党制”！对此，我们应该用阶级分析的眼光，从转型接轨的制度变迁中观察与分析两极分化的产生以及腐败严重的社会根源！
（一）、私有制是两极分化的罪魁！
虽然，新中国是在饱经战乱后的积贫积弱、物质极度匮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由于“三大改造”建立了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在分配关系中，尽管也存在八级工资制，存在着城乡、工农、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但绝不存有严重的两极分化。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大力发展个体经济”，从此，私营经济在我国重新有了合法地位。随着市场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在短短的二十多年内，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基尼系数迅速攀升。目前已达0.57，超过了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2011年10月7日，“胡润百富榜”发布的报告称，“今年中国财富在10亿美元以上的富豪有271名，而2009年为129名。中国目前亿万富豪人数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的400多名。”胡润的报告同时指出，今年有7500名大陆居民资产超过10亿人民币，远高于去年的4000人。2011年对中国富人来说是创纪录的一年。然而，尽管富豪人数大增，但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的GDP已跃居世界第二，但人均值仍在百位以外。有统计显示，中国13亿人口中近一半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处于世界公认的贫困线以下。（《参考消息》2011年9月9日）可见，中国超富人群暴富与两极分化的速度，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尽管昧着良心的“精英”们否认资产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剥削，否认马克思剩余价值的理论，否认资产阶级对于国家与社会贪婪的掠夺，否认资产阶级们在市场经济中种种不齿与罪恶的投机，然而，始终没有高明的经济学家或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对这种快速暴富的缘由做出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没有人能够证明这一类的富豪们除了剥削、掠夺与投机之外，还有其他的什么堂而皇之的财源，因此，我们且不谈这一类的亿万富豪、千万富豪们的资产是怎么得来的？只要有一条就足够了，这就是私有制经济没有合法性，剥削、掠夺、投机就没有载体，只要私有制经济有了合法性，这就为资本家们的剥削、掠夺与投机攫取财富创造了条件，提供了载体。
2010年的“两会”后，温总理对数百名中外记者向全世界说：“经济工作和社会发展都要更多地关注穷人，关注弱势群体，因为他们是多数。”毋庸置疑，温总理已向全世界人民昭示：我国现在创造出了“多数是穷人”的社会！ 但是，邓小平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怎么改出了“一个多数是穷人”的社会呢？怎么会改出了“一个是多数的弱势群体”的社会呢？社会主义怎么会产生两极分化呢？怎么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呢？这一切足以说明，私有制经济愈是发展，两极分化将会愈演愈烈！
两极分化是私有制的产物，这既是一个基本规律，也是一个基本常识，在中国，私有制的封建社会存在了两千多年，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就存在了两千多年。如果走西方的政治道路就可能消除两极分化，那么，西方的资本主义搞了三百多年，就不会存在两极分化，就不会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事实恰恰相反，只要有私有制的存在，就无法消除两极分化！最近，美国人民发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市场经济是两极分化的幕后推手，私有制的经济制度才是产生两极分化的罪魁！
（二）、私有制是腐败的祸首！
早在1982年，邓小平就指出：“现在是什么形势呢？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的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2页《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1982年4月10日）
从邓小平的上述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九八二年距离毛主席逝世仅六年，距十一届三中全会仅仅两年多时间，市场经济还没有全面铺开，私有制经济还没有放开，经济犯罪与腐败的程度已远远超出了“三反”“五反”时期。
腐败不仅引起了民众的广泛关注，也成了党和政府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温总理在回答美国有限电视新闻网记者的问题时说：“当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要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但是，我们的党和政府并没有从制度上揭示与剖析腐败产生的根源。虽然，腐败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是，主要还是以贪污与受贿为主。如果我们随机剖析一下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的案由，就可以揭示出一个规律，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落马的贪官，95﹪以上的案例、案值都是收受贿赂，贪污的案值不到5﹪，原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其4109万余元的案值全部来自于受贿。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前后共受贿87次, 在任副省长期间，平均每天受贿5000元，受贿款物折合544万。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案值500多万元，全部来自于受贿。近日被一审判决的甘肃省宕昌县委书记王先民在1212天内共收受贿赂1556.8万元，平均每天受贿超过1万元，真所谓日进斗金。
在毛泽东时代，虽然也存有贪污、挪用等腐败现象，但有谁听说过党政官员中有过收受贿赂的现象发生吗？没有，根本就没有！有人说，这是因为一系列运动的原因，这种说法显然是片面的！众所周知，“反右”与“文革”运动，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其目的是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不是经济领域内的运动，在毛泽东时代的三十年中，能够称之为经济运动的，就是一九五一在党政机关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与一九五二年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为什么在一九五二年前后发动“五反”运动？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建立了各级政府的新政权，但在生产资料上，还是处于私营经济占主体的混合经济状态，公权力仍然在为私营经济服务，很容易寻租到腐败的载体。不法资本家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虽然也存在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制假贩假等现象，也存有行贿、受贿之风，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拿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相比，还是没有可比性的。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完成后，资源性资产与经营性资产全部成为了公有制，各级党政机关的公权力也完成了为私营经济服务转向为公有制经济服务的转型，即所谓“公权公用”，权力失去了卖方市场，找不到寻租的载体，为什么改革开放后腐败进入高发期？为什么在腐败的案例中收受贿赂的案件居多？有人认为，其根源是摒弃了毛泽东从严治党的方略，放弃了整党整风运动，抛弃了阶级斗争，这只是问题的外因。其最重要的内因就是私有制的复兴，改革开放后，经营性资产逐步转化为私有，但土地、矿产、河流，交通等各种资源性资产的市场配置仍然掌握在各级党委、政府等在公权力部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就为公权力的寻租铺设了温床，提供了载体，公权力就变成了“公权私用”，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
长期以来，我们将反腐的目光都聚焦在官员身上，殊不知行贿与受贿就是权力与利益的交易，犹如嫖客与妓女的性交易，必须同时具备两个主体，出卖权力的受贿者为妓女，获利的行贿者为嫖客，但光有妓女，没有嫖客，这种交易根本就无法实施，受贿的主体是党政官员，行贿的主体是谁呢？普通的劳动人民群众当然不需用向官员行贿，行贿的都是私营经济体的业主，资本家们为什么要向官员行贿？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以有限的贿赂而收到数以十倍、百倍乃至千万倍的利益回报。因此，行贿的过程，就是资本家抢劫与掠夺财富的过程，就是加速两极分化的过程。因此，从法理的角度讲，行贿与受贿理当同罪同罚，然而，我们的法律却是只抓妓女，不抓嫖客，受贿的官员们一旦东窗事发，就有坐牢与杀头的危险，而行贿的资本家们不仅逍遥法外，还能因发家致富，经济上做大做强而参政议政，因此，这实际上就是滋长了私营经济体向官员们行贿，时下的中国，虽然说是市场经济，实际上根本毫无市场经济的规则可言，而是行贿与受贿的潜规则在发生作用，招商引资中有腐败，企业改制中有腐败，工程招标、发包中有腐败、土地出让中有腐败，银行贷款中有腐败，制假、售假中有腐败，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中有腐败，执法、司法中有腐败，“楼歪歪”的“豆腐渣”工程中有腐败，就连体育赛事中都有腐败……！公权力与私有制经济体的买卖就如嫖客与妓女一样，行贿受贿就象卖淫嫖娼一样遍及官场，随时随地在市场经济中演绎着，人民群众亦是司空见惯，这绝不是夸大其词，也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
（三）、私有制是丧失民主侵犯人权的幕后黑手！
转型接轨三十多年来，我国的人权状况日益恶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行政与政策性侵权
政府及其行政机关是行政侵权的主体。屡禁不止的非法“圈地”不仅侵犯了农民的财产权，还侵犯了他们的生存权。而“强拆”引发的悲剧更是触目惊心，因“维权”而自焚的事件时有发生，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丧身于热火之中，演绎了一幕又一幕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上海的“钓鱼式执法”事件则是具有代表性的行政侵权的案例。
直接的行政侵权比较容易界定，隐晦的政策性行政侵权则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往往使人民上当受骗。企业“改制”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惨烈的侵权事件，不仅侵犯了工人阶级的财产权，而且还剥夺了他们的就业权。使数千万原本作为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沦落为资本家的奴隶，医疗的产业化不再将治病救人作为一项社会福利事业，而是作为了一项以盈利为目标的产业，导致了富人与穷人在医疗与救助上的不平等！使很多生了重症的穷人丧失了救治的机会，剥夺了他们的生命健康权！教育的产业就是国家不再将教育作为培养人才的义务，而是将教育当成一种谋求生财之道的产业，金钱化的教育，使很多穷人的子女丧失了接受平等教育的机会，导致了受教育权的不平等，侵犯了他们的受教育权！交纳社会扶养费就可以超计划生育，导致了生育权的不平等！住房制度的市场化改革，颠覆了社会主义福利事业的本质属性，导致了居住权的不平等！
二、资本侵权
行政侵权与私有制经济不仅是一对孪生兄弟，而且是腐败赖以寄生的怪胎，在企业“改制”中，在招商引资与建立经济开发区中，在房地产市场开发中，资本家及其利益集团们深知自身不具备与人民抗衡的法律条件，还不便于明目张胆的抢劫与掠夺，只有借助公权力向人民大施淫威，于是，在一切为了经济，一切向钱看的氛围下，地方政府便理直气壮的打起了发展地方经济的旗号，行贿与受贿就犹如嫖客与妓女一拍即合，名正言顺的成为了资本家的御用帮凶，公、检、法也沦为资本利益集团的御用打手。据公安部统计，1993年到2003年10年间，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上升，年平均增长17﹪。2005年我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数量达到8.76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平均每天达到246起，不仅数量逐年上升，而且在规模上也日益扩大，大量的事实与一系列的数据表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群体性事件与私人资本有直接关系，因此，私有制就是丧失民主与人权的幕后黑手！
除了官商勾结侵犯劳动人民的生命财产权之外，资本家直接侵犯劳动者人权的更是屡见不鲜，比比皆是，山西黑煤窑事件，2005年发生在银川的民工王斌余因讨薪杀死四人的事件，台资企业“富士康”14起员工“连跳”事件。郑州青年农民张海超的“开胸验肺”，这些血淋淋的案例无一不在昭示着人权的阶级性，无一不在揭示着资产阶级人权的虚伪！间接的侵权更是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层出不穷的伪劣产品、食品既侵犯了消费者的财产权，也侵害了人民的生命健康权，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剥夺了大自然赋予人民的生存环境与健康权。
另外，刑事犯罪率呈逐年攀升态势也是人权恶化的缩影，改革开放后，以暴力手段侵占与攫取人民的财产权的黑社会迅速漫延，黄赌毒泛滥成灾，引起全国轰动的邓玉娇事件，在2010年3至5月的两个月内发生了六起举国震惊的幼儿园“弑童”与校园凶杀案。致使18人死亡，66人受伤。“我爸是李钢”，药家鑫交通肇事杀人案更是折射出中国的治安形势的恶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2011年3月向全国人大会议报告：2010年，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779641件，判处刑事罪犯1006420人，同比上升1.68%和0.98%，即一年新增犯罪分子100多万。据相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的刑事犯罪率是改革前的五十倍之多！因刑事案件侵权导致死亡的人数也是改革前的五十倍之多！年平均自杀人数达三十万之多。
三、西式“民主”乱中华！
严重的阶级分化，严峻的腐败态势，民主的缺失与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使得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社会矛盾烽烟四起，乱象环生，国家与社会充斥着暴戾，锦绣的幕后铺满了干柴，平静的水下暗流汹涌，升平的反面孕育着暴风骤雨，官员的携款外逃与富豪们纷纷的“出藉”，昭示着“先富与共富”论的彻底破产，险恶的国际环境，更是宣告了韬光养晦对外政策的失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国所有不同的政治派别都在呼唤着另一次变革，中国向何处去？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治派别开出来了不同的处方，资产阶级及其右派们开出来的药方是：
一、经济制度上彻底私有化。
尽管铁的事实表明，私有制是两极分化的罪魁、是腐败与人权恶化的祸首，然而，资产阶级极其右派“精英”们却百般抵赖，恰恰相反，他们狡辩说这各种丑恶现象就是因为改革不彻底造成的，是由于国有企业的垄断造成的，是由于市场的不公平竞争造成的，因此，他们便不遗余力的鼓噪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国有企业与资源性资产彻底私有化，让市场成为私权之间进行公平交易的平台，他们还欺骗人民说，只有彻底私有化，公权私用就会大幅度减少，潜规则也就失去了市场，腐败也就必然相对减少。诚然，如果将一切的资源性资产全部私有化，公权力有可能相对减少，但是，即使所有的国企全部私有化了，土地、矿产、河流、交通等资源性资产私有化了，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也私有化了，但是，各级党委、政府总不能私有化吧！工商、财政、审计、税务等各级行政管理部门总不能私有化吧！人大总不能私有化吧！公安、检察、法院总不能私有化吧！因此，即使彻底私有化，公权力产生的腐败也并不会减少。
私有制的存在就必然会有剥削，有压迫，就必然要加剧阶级分化，千百年来的人类发展历史证明：那里有压迫有剥削，那里就有反抗有斗争，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铁律，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普遍真理，或者也可以称之普遍适用的规律，今年英国伦敦的骚乱，特别是美国人民发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证明了这样一条真理。因此，如果彻底私有化，不仅要付出断送社会主义作为代价，少则三年、五年，多则十年、二十年，中国人民必将迎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革命。
2011年10月25日，温总理在南开大学说：“政府是穷人最后的希望”但值得商榷的是，清朝也有政府，八国联军还不是照样打到中国来？民国也有政府，日本侵略者还不是照样在南京大屠杀？历朝历代，哪一个时期没有政府？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政府？清朝政府统治了中国几百年，中国的穷人看到了希望了吗？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府也统治了美国几百年，美国的穷人看到了希望了吗？也没有！如果美国的穷人看到了希望，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也就不可能发生了！因此，仅仅有了政府并不意味着穷人就有了希望，这个政府必须是为了广大人民谋利益的政府，穷人才会有希望。
二、政治体制上走西式的“宪政”道路。
资产阶级及其右派们不仅欺骗人民说两极分化、腐败与人权的缺失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不彻夜造成的，还蛊惑人民说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造成的。祭起了所谓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的大旗，敦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求取消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对公权力予以制约与分权，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权力机制中引入竞争机制，将由中国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改革”成为西方多党竞选制，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改革”成为西方的“宪政”体制，使中国成为多党竞争，三权分立的政治局面，实际上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只要是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又有谁能说党委掌权改为政府掌权就不会公权私用呢？共产党改为其它的党执政就就不会腐败了呢？有谁能保证公权力由张三掌握换成李四就不会“前腐后继”呢？
中国实行多党制，将是一种什么局面呢？“炎黄春秋”可以成立“炎黄党”或“春秋党”党，南方报系可以组建“南方党”，贺卫方、李庄可以组建“法律党”，达赖、热比娅可以组织“民族党”……。对于资产阶级及其右翼“精英”们的鼓噪，一部分不明就里的“愤青”也跟着起哄，认为只有实行西式“民主”，人民才能获得自由与平等。对于这一类上当受骗的人，毛主席早就指出：“是因为不懂得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7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多党制”根本就是骗人的东西，虽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可能有众多的党派，但是，在私有制的条件下，一个党也好，两个、三个党也好，不管你有多少“党”，其实就是一个党，这就是“金钱党”，至于多党之间的所谓“竞选”，充其量不过是资本利益集团兄弟之间的内讧而已。他们虽然在权力竞争中吵闹得不可开交，但是，在对于国内劳动人民的压迫与剥削的方针政策始终是一致的，在对于打压与削弱他国的措施与手段上，其目标与方向也终究是同步的。是的，如果开放了“党禁”，农民可以组建“农民党”，工人可以组建“工人党”，学生们也可以组建“青年党”……。如此一来，偌大的中华大地将党派林立，陷入一个无休无止的政治与权力斗争的漩涡。但是，如果要想把一个“党”做大做强，没有国际资本利益集团的支持，没有国内强大的经济支撑，就是那么容易的吗？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并不像他们宣扬的那么美妙，从来就存在许多弊端。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民主党、共和党两大政党和一些大型利益集团可以呼风唤雨，而一般民众并没有什么影响。在西方国家，政治丑闻不绝于耳，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假公济私、勾心斗角等现象也屡见不鲜。”（摘自江泽民2001年4月2日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讲话）
没有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首先是军队国家化，军队也就丧失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本质属性，蜕变为资本与势力集团的雇佣军，各级党委自然就会不复存在，往远处说，中国将回到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称雄的政治局面，往近处说，中国就必然又回到二十世纪初期，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并存的政治局面，城市的政权在国民党手中，而农村则建立了共产党的党支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可以迁都重庆，汪精卫又可能到南京重建国民政府，而延安则有可能再一次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正如邓小平所说：“在我们的国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统一不起来了。”（邓小平文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5年5月6月，第3卷第124页1985年5月6月）如此一来，腥风血雨的战乱将又一次降临到中国人民的头上了。
中国要不要政治体制改革呢？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页《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导致了两极分化，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根据邓小平的论断，“改革”已经走上了邪路。邓小平又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14页《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三十多年中，摒弃了阶级斗争，抛弃了毛泽东从严治党的方略，中断了整党整风运动，“革”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革”掉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革”掉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改掉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转型接轨中，取消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自由”，取消了人民的罢工与集会的自由，“革”掉了人民享有的民主，理应通过再一次的政治体制改革来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崔武年在《我对政治改革的十三点看法》一文中说：“对于这个‘一党制’，我们这个‘地球村’的‘村委会’肯定是认为不好。那个‘村委会’所倡导的普适价值观与人的天性相符，具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魅力”崔武年口中的“村委会”是谁呢？毫无疑问是美国，他认为“村委会”不喜欢中国的“一党制”，所倡导的普适价值观与人的天性相符，具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魅力，因此，中国应该听从“村委会”的，紧跟在“村委会”的屁股后面。可是就是这个老眼昏花的崔武年，在同一篇的文章中他又说：“作为大国，中国的国际环境是最恶劣的！这么多“研究室”、“研究院”、“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又是“部级”、“副部级”、“司局级”，可是谁又能跨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骏马纵横捭阖一番呢？可怜啊！悲哀啊！”好一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真是让人啼笑皆非，难道你们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跟在“村委会”的屁股后面转吗？
因此，对于《炎黄春秋》对于南方报系，对于鼓噪普世价值的右派“精英”们，我们不妨借用崔武年先生的话“可怜啊！悲哀啊！”
二0一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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