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十年前,从国外学成归来的人,大都志得意满,觉得有义务给国人指点迷津。邹恒甫80年代中从哈佛毕业的时候,他的导师杰弗里•萨克斯就豪迈地对他说,要是不给个部长干的话,就别回去了,于是他去了世界银行。到了今天,情况发生了大逆转,留学回来的人预期降低了很多,而且因为离开国内太久,完全跟不上形势的变化,得到处跟别人请教国内的问题。
从80年代开始,官方和思想界基本上接受了“以西方为师”这一前提,更具体地说,是“以美国为师”。于是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神话化了霸权话语,公共空间里随处可见“西方/美国如何如何,而中国如何如何”、“西方/美国如何如何,所以中国应该如何如何”这类句式,语气一般是不容质疑的。对西方和对美国的解读是否符合实际,完全可以不是问题。
具体而言,学美国老师的什么呢?学政治体制的话,无论实操还是论说都有困难,那就学经济体制吧,也就是学市场经济。逐渐地,市场不再是需要讨论的问题之一,而成了讨论问题的出发点;邓小平说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但这个论断被修改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成了改革开放的目的;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都可能成为批评的对象,一个“干预市场”的罪名就是批评的充分理由。
2008年以前,用不容质疑的口吻谈论市场经济虽然是不严谨的,但还算说得过去,但金融危机之后还这么说,就值得怀疑了。阐释世界需要理论的指引,而理论也需要随着现实的变化而不断更新。形势变了,如果理论的发展没跟上,就会出现错位,中国的知识界目前就处于这样一种混乱的状态,80年代以来形成的各种“话语神话”还在大行其道,仿佛世界从来没有发生过变化一样。
金融危机标志着“市场神话”的破产,也是纯粹自由竞争市场体制的危机的集中表现。80年代以来,西方就一直在去管制化,格林斯潘在退休前就说,金融衍生品市场连他都看不懂了,这样的市场还不足够自由吗?纵观历史,经济危机从来都是在政府管制最放松的条件下出现的,而且挽救危机的一向是政府干预,从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到最近的欧美大规模救市,市场还没有证明过它有能力修复自身的缺陷。在事实面前,仍然坚持“市场神话”是可疑的,这只能说明对市场的毫不质疑是一种政治话语,而不是思想话语。
“市场神话”是有害的,在市场机制的问题集中爆发之后不借机反思而是盲目坚持,正在给未来埋下隐患。最新的金融危机是金融衍生品过度泛滥导致的,但中国恰恰在危机之后推出了股指期货等衍生品;金融危机源于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但中国随后却进一步吹大了房地产泡沫,以至于不得不用强硬的手段对房地产市场进行限制,防止泡沫破裂后出现经济硬着陆。这些问题都需要时间消化,需要付出很多的代价。
我们需要坦诚地面对现实,更新我们的理论,反思“话语神话”,直面我们的未来。当市场告诉我们他会失灵的时候,不要再盲目地搞市场拜物教;当西方的民主体制呈现空洞化的危机,政府濒临破产的时候,不可以再把“西方如何如何”当作讨论的前提。市场经济本身自有其可取之处,但我们至少应该回到邓小平,发挥其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积极作用,对其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足够的警惕,把市场当作一种经济手段,而不是把市场当成什么绝对的真理。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没有理由不立足实际进行反思。君不见,连福山都在检讨他的“历史终结论”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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