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汉成
市场经济与私有化的改革，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党内的腐败严重，人民在不断的丧失民主与自由，人民民主专政正在蜕变。由此，一些“左派”人士跑出来说，中国共产党已经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丧失了社会主义的政治伦理，理应推翻！右派们也跑出来说，两极分化，腐败，民主与人权的丧失，全是“一党制”惹的祸，中国应该学西方，走“多党制”的道路。
是的，中国的经济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是，我们是不是就要将这个党全盘否定呢？“多党制”能否消除两极分化，遏制腐败，让人民获得广泛的民主与自由呢？答案是否定的！因此，拥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拥护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以用一分为二的哲学眼光，回答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不能全盘否定共产党，为什么不能走“宪政”道路，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兴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
一、当代中国的社会属性
1985年，邓小平说：“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二十多年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到了市场经济。私有制由幕后走到了前台，从配角唱起了主角，从改革前的百分之零点五上升到了百分之七十以上。改变了邓小平设定的根本原则。今天的中国，已远远不同于毛主席提出来的“巩固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时代的形势，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已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制度何从巩固？
毛主席说：“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如今的中国，还能称之为社会主义吗？当然不能！是否等同于资本主义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因为政权还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还没有改变。由此，现在的中国既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又不等同于资本主义，到底处于怎样的一种社会属性呢？众所周知，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与发达的资本主义相比，技术经济上处于劣势地位，改革后开放的主要对象又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这就使得在对外贸易中丧失了独立与自主，处于美国等西方列强的附庸与从属地位，逐步演变成为了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以及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地。成为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殖民地。私有化的改革，造成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严重脱轨，不仅产生了资产阶级，造就了买办官僚资产阶级，还为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染上了浓厚的封建色彩。
二、三大思潮与两种前途
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流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决定着社会的根本属性，所谓民主社会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的翻版，当前的中国，归根结底，主要有三大思潮：
第一种是邓小平理论。主要是突破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推行市场经济，发展一部分私有制经济，虽然，邓小平摒弃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抛弃了路线斗争与阶级斗争，但南巡讲话中不仅提出了“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的著名论断，还提出了：“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 的命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380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理论的核心理念是既要以资本主义的模式发展经济，又不得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其亮点是必须坚持共同富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目前，虽然邓小平理论仍然占领着党的指导思想地位，但是，经过三十多年实践的检验，正在受到空前的挑战！
第二种是资本主义思潮。改革开放前称为右派，邓小平称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现在亦称之为新自由主义。主要特征是追求个人价值，崇尚自由竞争，经济制度上推崇完全市场经济与彻底私有化，政治上推崇“多党制”，走西方的“宪政”道路。在“反右”与“文革”中，资本主义思潮受到了严厉的批判。邓小平主政期间，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胡耀邦、赵紫阳开启了自由化的闸门，虽然，相继受到了组织处理，邓小平也提出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他们的思想路线并没有受到广泛深入的批判，残余势力并没有受到组织处理，邓小平去世后，新老右派们以《炎黄春秋》、“南方报系”为大本营，极力诋毁毛泽东思想，诋毁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疯狂篡改党史。为蒋介石树碑立传，为戈尔巴乔夫歌功颂德，为胡耀邦、赵紫阳招魂立幡，为在“反右”与“文革”遭受批判的右派与走资派鸣冤叫屈。
当前，党内死不改悔的右翼分子，正在与西方的反共、反华、反社会主义势力，与依附于国内外资产阶级及其利益集团的右派“精英”结成了同盟，构成了资本主义思潮的政治基础与社会基础。渐呈做大做强之势。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右派们熟谙这一规律，在完成了经济制度的转轨变型后，迫不急待的敦促政治体制改革，推崇西方的“多党制”与“宪政”道路，将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改造为执政党。党内的极右势力、资产阶级、汉奸、右派们正在上下呼应，通力协作，不遗余力地实现着这一种前途。
第三种是社会主义思潮，亦有人称之为社会主义派、人民派、左派、“毛派”共产党人。“毛派”共产党人认为，无序的自由市场经济是造成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罪魁，摧残了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私有制是一切的战争与祸乱的根源，是一切私欲与罪孽的祸首，所有的人类，在个体上应该享有平等的经济与政治权，不应存有剥削与压迫。社会主义派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经济制度上推崇可持续发展的有计划经济，推崇公有制，政治上拥护以信仰以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共产党的领导，信仰毛泽东的大众民主。邓小平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文选《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1985年3月7日，第3卷第111页）根据邓小平的论断，改革已经走上了邪路！日趋加剧的两极分化、先富带后富的破产、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严峻的腐败态势，烽烟四起的社会矛盾，险恶的国际环境。迫使共产党人不得不对于三十多年的改革进行反思，呼吁扭转改革的方向，日益觉醒的“毛派”共产党人，知识分子与广大的劳动人民构成了社会主义复兴的政治基础与社会基础。他们正在积极而努力工作，促进党的路线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变。
三、西式“民主”是通向资本主义的捷径
近些年来，我们时常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些吃着共产党的俸禄的西化派“精英”们，一方面，在疯狂诋毁、谩骂中国共产党，恨不得中国共产党从这个地球上消失。另一方面，却一个也不肯脱离共产党。在这个地球上，有人骂共产党并不奇怪，譬如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就长期骂共产党是“共匪”，但是，他们和共产党毕竟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而共产党的人骂共产党，又不肯脱离共产党，这就令人奇怪了！
这是为什么？右派们深知，中国共产党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党。当代的中国，毕竟还没有开放“党禁”，没有走上“宪政”道路，所以，共产党内的叛徒与内奸们既不具备与共产党平起平坐的合法身份,也不具备以武力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条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是通过共产党自身的力量，以和平演变的方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的，因此，他们尝到了和平演变的甜头，还是要背靠中国共产党这棵大树，利用共产党自身的力量，不费一枪一弹，一兵一卒，借“多党制”的政治体制改革跨进一个能与执政党竞雄的门槛，获得一个能与共产党平起平坐的身份，达到既要借共产党这把快刀杀掉共产党，又要确保其荣华富贵，使自身利益不受损失的目的。
右派们是打着消除两极分化，遏制腐败，以及民主与自由的旗号来推崇西式“民主”的，那么，西式“民主”能不能消除两极分化，能不能遏制腐败，能不能让人民获得民主与自由？答案是否定的，首先，私有制是产生两极分化的根源，而“多党制”的条件首先是生产资料的彻底私有化，只能加剧两极分化，拉大贫富悬殊。其次，在私有制的条件下，虽然，各阶级，各阶层人人可以组党，但是，要想成为执政党，没有国际资本利益集团的支持，没有国内强大的经济支撑，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不管有多少“党”，执政的其实就是一个党，这就是“金钱党”，因为只要是在私有制的条件下，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总是受着资本的操控，丧失民主与自由的总是劳动人民，就拿中国来说，由于私有化的改革，近年来，新生的资本家们不是纷纷被选进各级人大、政协参政议政了吗？所谓“竞选”，充其量不过是资本利益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内讧。在对于劳动人民的压迫与剥削上，在对弱国的资源掠夺上，资产阶级的利益与目标始终是一致的。所谓的西式“民主”不过是这些右派与汉奸们为人民设下的一坑陷阱。再次，如果中国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地位，首先是军队国家化，军队也就丧失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本质属性，蜕变为资本与势力集团的雇佣军。中国将会陷入到四分五裂的权力斗争的漩涡。
四、共产党应承担复兴社会主义的责任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总是需要一个领导核心，革命的战争，需要这个核心来运筹，社会主义道路，需要这个核心来领导，革命与建设的方针政策，需要这个核心来制定，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需要这个核心来纠正。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中国共产党曾屡屡迷失方向，但是，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中流砥柱，在多次的危急关头，将党从错误的路线上扭转到正确的方向上来。邓小平说：“在政治上，从遵义会议以后，党内虽然有过错误的路线，但是毛泽东同志总是用正确的路线去克服错误的路线，因此，从那以后党的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38页1965年6月）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封锁与制裁，面对苏联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挑衅，中国有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领袖把握正确的航向。对于党内的修正主义，毛主席则采取大众民主的办法，发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党内的最高领导人的身上发生了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显然，邓小平摒弃了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办法，而是运用了个人的权威，启动了国家机器，致使在短短的三年内倒台了两任总书记。
但是，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如果省、市、自治区的各级党委、政府发生了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中央和国务院完全有能力进行纠错，如果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中发生了修正主义，又由谁来克服与纠正呢？这不仅为中国共产党人带来了一个新课题，也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共同的遭遇。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失去了列宁、斯大林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将马克思主义的党蜕变为修正主义的党。当前的中国共产党，既已失去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失去了邓小平这样权威的老一代核心领导人，谁来领导与发动继续革命，谁来启动国家机器？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又是为着全人类求解放的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天赋的革命性，什么是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消灭阶级！就是解放被压迫受剥削的劳苦大众，让人民获得政治与经济上的平等！因此，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共产”两个字上，所谓“共产”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如果丢掉了公有制，共产党也就成为了“私产党”或“分产党”，与资产阶级政党还有什么区别？有人说，革命不利于发展生产力，落后就要挨打！我们说，落后有两种，一种是经济上的落后，一种是精神上的落后，只要精神不落后，革命就既能消灭阶级，又能发展生产力，同时还能够打倒国家、民族与人民的敌人！在抗日战争中，我们的武器与装备不是落后于日本帝国主义吗？日本帝国主义不是被中国人民打败了吗？解放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不是落后于国民党反动派吗？国民党反动派不是被我们打垮了吗？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不落后吗？号称强大的美帝国主义不是被我们打败了吗？如果精神落后了，即使经济发展了，同样可能挨打！因此，真正的共产党人必须全面、准确的把握革命与发展，精神与物质的辩证关系，以革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生产力的发展保障革命成果，如果仅仅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而忘记了革命性，共产党也就不该称之为共产党了，而只能称之为“经济党”或者“生产力党”了，因为封建的官僚们也在注重发展生产力，资本主义国家也要发展生产力。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由弱到强，由小到大，就是因为新民主主义的战争是革命的战争，如果没有打土豪，分田地等等的革命行动，人民也不会支持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就不可能夺取政权，如果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岂不是白流？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那一个人确定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集体做出的选择，是全体中国共产党人的选择，是全国人民的选择。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通过“三大改造”建立起来的，邓小平说：“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6页《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1979年6月15日）。关于我国在公有制条件下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1979年，邓小平说：“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邓小平文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2卷第163页）所谓“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这就不是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较，而是与发达的资本主义相比较，前三十年的工业发展的平均速度也是比较高的！
改革开放中，虽然，“精英”们屡屡打出了“创新”的旗号，但是，人民看到的结果并不是什么制度上的“创新”，而是资本主义的复辟，农村由集体化转向分田到户能不能称之为“创新”？发展私有制能不能称之为“创新”？正是因为产生了私有制，原始公社才得以解体，所以，私有制是老皇历，老古董，在中国已经延续了几千年，实在不能称之为“创新”！市场经济能不能称之为“创新”？中国是市场经济的发源地，早在商周时期，国家就强调发展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由于过度发展的商业影响了农业生产，公元三百多年前，魏国的李悝还提出了“重农抑商”的治国方略，到了宋代，中国的商贩、商铺、当铺、钱庄已遍布于市，市场经济已经很发达。因此，市场经济实在也不能称之为“创新”！医疗、教育、住房的产业化能不能称之为“创新”？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资本主义也在加大推行社会福利事业的力度，而中国却是反其道而行之，邓小平说：“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邓小平文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2卷第167页）邓小平的论述说明了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发展，超出了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的发展，可见，改革并没有找到一条既优越于社会主义，又超脱于资本主义的制度！
“精英”极其右派们又说，虽然，改革经历了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各种转型，虽然少数人占有了多数的社会财富，出现了买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贫困群体。但是，老百姓并没有造反，中国并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动乱，还能保持基本安定的政治局面。于是，他们又提出了“顶层设计”的新概念，说什么要继续深化改革，永不停顿，“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什么是“顶层设计”？奇怪，邓小平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吗？现在怎么又将这个“总设计师”抛弃了呢？你们不是倡导“民主”吗？倡导“自由”吗？难道这个“顶层设计”不是反民主的吗？不是反自由的吗？改革当然是需要的，但是向哪个方向改？走哪一条路线？思想路线上的方向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邓小平说“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能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邓小平文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1979年7月29日，第2卷第191页）中国的经济已经市场化了，私有制经济已经占取了主体地位了，住房、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事业已经产业化了，还要改什么？怎么改？你们的所谓“设计”是继续走资本主义的路，还是走社会主义的路？总要说出一个子丑寅卯来吧！至今为止，没有一个“精英”及其右派们拿出来一个令人信服的方案，不错，二十年前，邓小平不仅说过“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的话，还说过：“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邓小平文选《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1986年4月4日，第3卷第158页）不是说“公平与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吗”？试看当今中国，一边是“朱门酒肉臭”，一边是“路有冻尸骨”这些难道就是你们的“公平与正义”吗？不是说“要让人民活得更加有尊严”吗？因为“强拆”而屡屡发生的“自焚”，为了维权而被关进“黑监狱”，难道这就是你们所说的人民的“尊严”吗？因此，改革是必须的，关键看你怎么改？如果继续沿着资本主义的方向改，那就不仅是死路一条，而是走上了绝路了！说穿了，所谓“顶层设计”就是“精英设计”，无非是忽悠，我们要向这些“顶层设计”的倡导者们大喝一声：“顶层设计” 又是一个阴谋！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不争论”的时代已经结束，“大讨论”的时代应该到来！
任何一个政党，终究不是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政党，总是代表着一个阶级或某一个集团的利益，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既不代表阶级利益，又不代表某一个集团利益的政党，也没有同时代表两个阶级利益的政党，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一脚要踩两条船，既要为资产阶级谋利，又要安抚劳动人民，过着既要两头讨好，又要两头受气，承受两面夹攻的日子。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为了维护其阶级统治，不得不采取提高福利的办法安抚民众，而中国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拿不出多少钱来安抚贫困的阶级群体，由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严重脱轨，因此，骑墙只能是暂时的！
当前，可供中国共产党选择的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是勇敢地承担起党的宗旨和人民赋予的历史责任，反思改革，纠正路线错误，领导人民走复兴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引领中国人民走向光明之路，是中国共产党浴火重生的新生之路，同时也是引领全世界劳动人民走向彻底解放的道路！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村委会”不同意，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四处乞求西方世界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这些地球村的“村委会”就是不认可，其根源就在于中国还是共产党在执政，只要是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就有翻盘的可能，所以，这些“村委会”的成员们不放心。二是党内的右翼分子们不同意，他们说，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三是新生的资产阶级不同意，他们说，掠夺的也好，剥削的也罢，总之，我们的私有财富是你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带来的，是合法的，现在，你共产党要想走回头路，我们只有将财富转移到国外去。
第二条就是和资产阶级同流合污，与广大的人民、与社会主义分道扬镳，开放“党禁”，走西方“宪政”道路，然而，中国过去走资本主义走不通，现在是否就走得通呢？从国际环境来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不同意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就意味着赞同与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为了维护世界霸主的地位，从情理上与逻辑上来说！美国是不可能希望中国发展与强大起来的，在毛泽东时代，经过三番五次的较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自知难以从政治与军事上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不得不放下地球黑老大的架子，跑到中国来，与毛泽东套近乎，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中国加入了WTO，西方资本主义重新看到了颠覆中国的社会主义，推翻中国共产党的希望。改由以金融掠夺，意识形态渗透，经济压迫与绑架为主，政治军事上颠覆为辅的策略，中美不是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吗？美国为什么不是在中国的近海军演，就是向台湾出售军火，不是支持达赖，就是支持热比娅，再就是鼓动南海诸国抢夺中国的近海资源，老是和中国过不去？不是说“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吗？奥巴马的新军事战略怎么将中国列为打击对象呢？眼前的事实同样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列强是不会也不愿意让中国发展与强大起来的！然而，近些年来，由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者的密切配合，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金融掠夺，意识形态渗透，经济压迫与绑架是顺风顺水，得心应手。再从国内来说，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必然将人民分化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就必然要牺牲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这不仅是共产党的宗旨所不允许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大国，少则十年、二十年，多则三、五十年，必然要暴发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武装革命。引发动乱，而中国乱，中国肢解，这正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梦寐以求的，只要中国一乱，美国才能有理由制裁你，才能理由赖账不还，才有理由以武力支持反对派，时下的中国，虽然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造反？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动乱？并不意味着人民就赞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拥护资本主义的改革，一是因为人民看到了美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宁愿牺牲自身利益，也不希望国家动乱，二是人民已经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正在觉醒，在等待中国共产党能够重新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
如上所述，如果中国走上了西方“多党制”的道路，即使中国共产党还能成为执政党，也难逃台湾国民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命运，政治生命也就寿终正寝了，所以，这是一条不归路，不仅是共产党的宗旨所不容许的，执政者们也将承担历史的罪名。所以，日益觉醒的“毛派”共产党人不同意，拥护毛泽东思想，拥护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们不同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大众不同意，时下的中国共产党，似乎已经陷入两难的困境！
现实不仅将两条道路的抉择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也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一个新课题，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革命党蜕变为“经济党”，我们是否还要另外弄出一个“党”来复兴社会主义呢？是否要弄出一个其他的政治力量来与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呢？答案是否定的！邓小平说：“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群众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邓小平文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8年12月13日，第2卷第148页）邓小平是怀着对毛泽东无限崇敬的心态做出这一番表述的，在上述的表述中，充分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由于错误路线的领导，一九二七年前，虽然，中国革命遭受到了很大的挫折，但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们并没有选择与共产党分道扬镳，而是与党内的错误路线斗争，纠正错误路线，如果他们另起炉灶，不是壮大了党的力量，而只能是削弱了党的力量，延误了革命的进程。第二，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什么选择了毛泽东思想？而不是选择陈独秀、王明等人的思想，因为实践证明，有了毛泽东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才取得了胜利，所以，邓小平说：“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邓小平充分肯定了领袖对于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作用，同样的道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物对于历史前进的反作用也是巨大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今天的局面是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什么是修正主义呢？恩格斯有过精辟的描述：“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恩格斯：《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恩全集》第22卷第274页）毛泽东说“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１９５７年３月１２日）修正主义的表现是急功近利，为了生产力的发展而抹杀与放弃阶级斗争，其产生的根源在于不懂马克思主义，正如恩格斯所说，不管他们是出于何种真诚的动机，其结果必然是将革命党蜕变为经济党，使国家走向资本主义。
改革开放中，邓小平为什么说要“摸着石头过河”？就是因为不知道“河”的深浅，如果知道了河的深浅，直接淌过河去就行，干嘛要摸着石头过河？有人认为，“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要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其实不然，邓小平虽然主张市场经济，主张发展一部分私有制经济，但他同时又说了“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这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8页《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1980年12月25日）这就表明了邓小平想过的是社会主义的河，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河，只是在“过河”的方法上出了纰漏！
近些年来，西方资本主义一再强调要求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承诺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政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那么，既然中国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首先，中国共产党就必须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党，我们应该对谁“负责任”呢？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负责，还是对国内的资产阶级负责？毛主席说我们的责任，就是向人民负责，因此，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第一要务，就是对全国人民负责，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基业负责，对共产党的根本宗旨负责。所以，中国共产党理应承担复兴社会主义的责任。
五、复兴社会主义的三大基础
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党内严重的腐败，人民民主的丧失，于是就有人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哀叹说：共产党没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没救了，我们说，虽然中国共产党丢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丢掉了毛泽东思想，魂不附体了，脱了社会主义的胎气，但是，还没有“换骨”，这个“骨头”就是中国共产党这块牌子，只要这块牌子没有换，说明了共产党的血脉还在，什么是共产党的血脉呢？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复兴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社会基础！
（一）政治基础
有人认为，现在的党内高层只有“特色派”与“改旗易帜”派，没有社会主义派，显然，这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悲观态度，是一种孤立与静止的眼光，不仅是偏见的，而且是危险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失去了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伟大的领袖，但是，还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有信仰马列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人与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有八千万党员，有二百名中央委员，难道就没有人信仰马克思主义？没有人是信仰社会主义？如此，那么也就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确实没有生命力了，社会主义也就确实没有生命力了。邓小平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有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胡锦涛总书记说“决不改旗易帜”，在庆祝党的90周年的讲话中又特别强调，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在去年的“两会”上，吴邦国委员长向全国人民郑重的发出了“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的政治宣言。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与拥护。如火如荼的重庆“打黑”，不仅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同时也受到党的一部分高层领导人的肯定与支持。近年来，又实施了从“GDP旧政”到民生新政的转变，提出了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产力这一全新的政治理念，极力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在干部队伍中，开展了“大下访”与“三进三同”活动。因此，我们应该看到，虽然“资改派”篡夺了一部分党和国家领导权，一部分党员已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分子，但是，在党的领导者中，拥护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拥护社会主义还是大有人在的。这就充分说明了在我们党内主张全盘西化的只有极少数人。因此，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中国共产党混合一谈是错误的，认为中国共产党内绝对不存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是错误的。
（二）理论基础
毛主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要巩固自己的领导核心地位，就必须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邓小平文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2卷第172页）毋庸置疑，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虽然，邓小平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有悖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但他同时又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既提倡发展一部分私有制经济，又设置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根本原则，既提出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说不搞两极分化，既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又提出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2页《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1989年10月31日）长期以来，打着改革旗号进行复辟的资改派之所以打着灯笼向右拐，不敢明火执仗的复辟资本主义，更是不敢公开阐明其目标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因为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又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的上述论述，不仅为后人反思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为政治体制改革设置了底线，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人复兴社会主义留下了理论空间。
1984年10月22日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说：“按照现在的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1页）邓小平又说：“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4页《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 1986年9月2日 ）但是，时隔二十多年，不仅产生了资产阶级，两极分化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0.4％的人掌握了70％以上的财富，基尼系数已达到0.5％,于是，人民对邓小平理论开始了怀疑，对邓小平后的改革举措开始了质疑，不是说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与集体所有吗？怎么将公有制企业全部“改制”成私有制了？不是说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吗？两极分化怎么愈演愈烈呢？邓小平又说：“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邓小平文选《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78年6月2日 ，第2卷第117页）改革产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说明了邓小平的“我们不会产生资产阶级”的论断已经破产，先富带动共富的理论已彻底失败！邓小平说：“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7页《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 1984年10月6日 ）邓小平虽然说改革开放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他又说：“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4页《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 1986年9月2日 ）这里，邓小平所说的“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这个“大错误”指的是什么？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要求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可是，改革三十多年来，我们总结经验了吗？有了错误不但没有改，而是犯的错误越来越大！勇于纠正错误历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纠正“共产风”时，毛主席就说过：“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的判断和决定。”因此，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放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话，那么，应该以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对待邓小平理论，采取扬弃的态度，所谓“扬弃”就是通过总结经验，对于邓小平的经实践证明正确的理论，就予以坚持，对于实践证明错误的观点，就理应抛弃！
（三）社会与实践基础
市场经济与私有化的改革，说穿了，就是学西方，那么，西方是否就是“精英”们口中的人间天堂与极乐世界呢？如果中国学了西方，就能消除两极分化，就能遏制腐败，就能让人民获得广泛的民主与自由，如此，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美国人民发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彻底击破了普世价值的谎言，撕破了西方“民主”的假面具，美国的“次贷”危机，欧洲的债务危机，资本主义阵营日益加剧的经济大衰退，打碎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利于发展的神话，暗淡了资产阶级极其右派妄图以西方“民主”作为诱饵以达到颠覆中国政治体制的图谋。
有比较才有鉴别，改革开放之前，一部分人们对于毛主席提出来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并不理解，并没有从实践中领悟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在三十多年的改革中，修正主义的肆虐，资本主义的复活，封建残渣余孽的泛起，资产阶级群体的暴富，官僚资产阶级对于人民的抢劫与掠夺，这些活生生、血淋淋的现实为广大人民提供了生动的教材，越来越多的人民已经逐步的觉悟与清醒了起来，认识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是多么的伟大，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论断是多么的准确，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何等的必要与及时！
私有化的改革不仅创造了资产阶级，也造就了无产阶级，激化了两个阶级的对立与斗争。也正在为他们的梦想制造掘墓人。抢劫、掠夺、压迫与剥削是私有制经济所固有的本质特征，只要私有制的存在，资产阶级绝不会停息对于人民的压迫与剥削。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的私有制经济正处于萌芽与成长期，固有的本质矛盾还没有暴露出来，近些年来，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与烽烟四起的社会矛盾明白无误的告诉人民，哪里有压迫，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广大的劳动人民已经日益觉醒，越来越充分的认识到，在私有制的条件下，任何政党都不可能成为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代表，不可能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不可能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而要想创建和谐社会也是绝对不可能的！自“通钢”事件以来，反侵权的社会性群体事件层出不穷，反剥削、反压迫的罢工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最近发生在广东深圳的海量工人罢工事件、陆丰乌坎村民反征地事件表明，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复兴社会主义的阶级基础正在迅速扩大，复兴社会主义的条件正在日益成熟！让一切邪恶的资本主义势力及其汉奸右派们，在人民大联合的面前发抖吧！
六、团结与联合是革命的胜利之本！
虽然，人民在日益觉醒，毛泽东热一浪高过一浪，随着复兴社会主义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身居要职的走资派却依然不思悔改，对外，屈从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干着出卖国家与民族利益的勾当。对内，继续死心塌地的推行私有化，敦促旨在推翻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是否就只能听天由命呢？是否就意味着无所作为而放弃斗争呢？当然不是！“五不搞”不是一句空洞的标语口号，是具有实实在在的内容的，谁来落实？怎样落实？因此，复兴社会主义！将是一场任重道远的、十分复杂与艰巨的更为凶险的人民革命！如何进行这一场革命？则是每一个“毛派”共产党人需要思考与回答的问题。
有人提出了“左右合围”的主张，须知，这一种主张不仅是错误的，同时也是危险的，其危险之处在于出发点与根本目的不同，左派否定的不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所走的错误路线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为了复兴社会主义，从而提出了革命的口号，而右派们则否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他们的目的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扫清障碍。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号召， 1919年7月4日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古往今来，帝国主义、封建皇帝、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派都是貌似强大的，但是，当作受压迫的民族、被剥削的人民一旦联合与组织起来，他们就不再强大了。一切统治与压迫人民的邪恶势力在人民大联合的面前就会显得渺小，古今中外，弱国联合起来打败强国、人民联合起来推翻统治阶级的事例不胜枚举。因此，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汉奸与右派等一切反社会主义的邪恶势力，他们最害怕的就是人民群众的大联合！在中国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之所以由小到大，由弱变强。靠的就是与民众的联合，毛泽东的一生，就是与民众联合的一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与民众联合的历史！
早在抗日战争的国共合作之初，毛泽东就指出：“挽救危机的唯一道路，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即‘唤醒民众’四个字。孙先生临终时的这个遗嘱，说他是积四十年的经验，深知必须这样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究竟根据什么理由一定不肯实行这个遗嘱？究竟根据什么理由在如此危急存亡的关头还不下决心实行这个遗嘱？谁也明白，统制、镇压。是和‘唤醒民众’的原则相违背的。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是决然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1937年9月29日）然而，蒋介石代表的是官僚资产阶级，这就决定了他不可能听从毛泽东的建议，既不相信共产党，也不相信民众的力量，只相信上帝，只相信美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宁愿奉行“攘外必先安内”，宁愿统制与镇压人民，所以，不仅“国共合作”分裂，民众也就不愿意和蒋介石联合，不仅延误了抗战胜利的进程，最终自己也被人民赶到了台湾去了。
因为与民众的大联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开辟了社会主义的新天地，成为了执政党。改革开放后，修正主义者“过河拆桥”了，他们不是与人民联合了，而是一脚踢开了人民，对内，与新生的资产阶级联合，统制、压迫与剥削劳动人民，对外，与西方资产阶级联合，掠夺中国的资源，剥削中国人民的血汗。修正主义者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了，反动的知识“精英”们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了。人民怎么办？事实告诉人民，只有联合才有出路！然而，近些年来，人民联合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却是成效甚微。汉奸茅于轼、袁腾飞公开污辱毛泽东，谩骂共产党，此类背祖忘典之徒，理当全党共讨之，全民共诛之！去年六月，五万人联名公诉茅于轼，乃是无果而终，而法学界的反共头领陈有西被则冠上了“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茅于轼、袁腾飞污蔑毛主席，陈有西谩骂共产党，并不奇怪，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会有内奸，总会有败类。然而，毛泽东亲自缔造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对五万人签名公诉的茅于轼置若罔闻，不予理睬，谩骂共产党的人成为了“优秀共产党员”这就不能不奇怪了，不能不说是中国共产党的悲哀了！不能不说是中国人民的悲哀了，去年9月9日，山西太原李忠等人为了祭奠毛泽东逝世三十五周年而处以行政拘留，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人民自发祭祖难道也有罪吗？这一切说明，当前的中国，政治伦理已是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到了极限！
前年底，当局在天安门广场立起了孔子像，引起了全国人民的痛斥，可怜的孔子在天安门前只逗留了一百天，就灰溜溜的迁移走了，去年8月，方正县为日本开拓团立起了“鬼子碑”，几名网友泼了漆，一夜之间亦没有了踪影。是当局觉醒了吗？是当局情愿的吗？不是的！可以断言，如果孔子像再不迁移，将淹没在人民的唾液之中，岂不是让孔老夫子死要面子活受罪，让尊孔的当权者丢脸？如再不迁移，不日之内，一定有人去将其推翻在地。至于方正县的“鬼子碑”，如果不是几名网友在“鬼子碑”上泼了漆，也会有人将其拆除，这就印证了毛主席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 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为什么“孔子”迁移了，“鬼子碑”拆除了，而五万人民联合签名公诉茅于轼却是毫无结果呢？归根结底一句话，人民联合的力量还不足以打倒这一类的民族败类！其震慑力量还不足以引起当局的醒悟！这一切都在向国人昭示着一条真理：不联合起来，我们就失去了复兴社会主义的本钱！不联合起来，人民就没有出路，不联合起来，革命就不会有成效！因此，一切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人，知识分子与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团结与联合，结成复兴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这就是复兴社会主义的唯一出路！
有人认为，文化革命历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专利，是无产阶级的专利，殊不知一切的文化、文学艺术、一切的媒体从来就具有阶级属性，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右派及其“精英”们的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革命”一刻也没有停息，人民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右派汉奸们的目的则要颠覆社会主义，建立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他们的“文化革命”是与人民的文化革命是反其道而行之，是反人民的反革命。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到“姓公姓私”、“姓社姓资”的交锋，从《炎黄春秋》到“南方报系”，颠覆社会主义、颠覆共产党领导的“文化革命”停息过吗？如果停息了，马立诚何以作《交锋》？辛子陵何以作《千秋功罪毛泽东》？茅于轼何以作《把毛泽东还原成人》？孔庆东的“三妈的”，又何以在一夜之间，受到了空前绝后的八十多家媒体的大围剿？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人民之所以失去了社会主义经济阵地，就是因为“资改派”篡夺并控制了舆论的主导权，为了为自由化助威壮胆，他们置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政治立场于不顾，利用权力在党报上高调为胡耀邦歌功颂德，为了继续推行资本主义方向的改革，他们又唱响了邓小平“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的南巡讲话，这就不仅暴露了拉邓小平理论的大旗，作为资本主义改革的虎皮的狼子野心，更是暴露了他们企图利用邓小平的南巡绑架党的十八大政治路线的狰狞面目，人民切莫再要上了他们的当，受了他们的骗！
二0一二年二月十五日于江苏
此文是在革命后代、退休教师郑亚华同志的帮助与指导下完成的，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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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的两个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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