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中国出现了全面的社会溃败，社会溃败而不是社会动荡才是中国最大的挑战，表现在权力不受约束，潜规则盛行，社会底线失守，强势集团肆无忌惮等。日本青年加藤嘉一有个俏皮的观察，今天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媒体不像媒体、人民不像人民、学校不像学校。其实，延伸下去还可以说，官不像官，知识分子不像知识分子，等等。
同样奇妙的是，中国社会在预言家们一次又一次就要崩溃的宣告中挺了过来。很多分析家也认为，中国的基本面非常好，手里抓着一副好牌，只要打好了，前景一片光明。这种说法也有道理。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社会溃败，又是什么因素支撑着中国社会不至于崩塌？要扭转颓势，重建一个健康的社会，抓手何在？
表面上看，社会溃败既包括精英的堕落，也包括底层人群的堕落，但根源在于精英。首先，精英群体是体制的创设者，而底层人群只是被动参与的力量。由于缺乏民主化进程的配套，改革初期曾出现过的普惠格局逐步被打破，并确立起了赢家通吃的格局，既得利益集团垄断一切优势资源，成为底层民众头上的压迫性力量。精英筑渠，民众如水，水要么顺着沟渠流动，忍受不合理的制度；要么冲垮堤岸，引发社会动荡。后者是精英集团极力要避免的局面，所以维稳投入居高不下。
其次，精英集团是社会文化基调的奠定者，当某些知识分子习惯了罔顾历史和现实，鼓吹丛林法则成为强势集团的帮凶，以敌视“庸众”和“暴民”为荣，这种文化就与破坏性的市场力量一起瓦解了维系基层社会良性运转的传统文化资源。
再次，当我们慨叹公平正义日渐稀缺的同时，不能忽视精英集团一开始就是作为这种价值观的对立面登上历史舞台的。前改革时代对公平正义的高度强调一度损害了精英的利益，改革也不可避免带来精英的反弹。不能否认精英集团内部仍然存在健康的力量，但寄望精英集团自发地推动社会正义扭转社会颓势的希望是不大的。
相应地，底层人群也呈现堕落的迹象。假货横行，地沟油等有毒食品肆虐，这个群体恐怕脱不了干系；同时，底层在碎片化后向丛林状态后退、人与人之间如盲井式的倾轧、对公共利益漠不关心、对腐败等不良现象表现麻木等也是堕落的症状。但客观地说，这是底层人群中的局部现象，多数民众还保持乐天知命、忍辱负重的本性，正是他们流血流汗支撑着中国继续向前走；另外，底层人群的堕落是被精英集团裹挟着发生的，为了生存不得以而为之，他们向往公平正义而不得，并非缺乏向善之心。
对精英的堕落和底层的堕落进行区分，是为了寻找希望的所在，否则就会陷入“这个社会没救了”一类的虚无境地。礼失而求诸野，这个道理在今天仍然有效，健康的力量需要向下去寻找。这并非对底层盲目的乐观和美化，让我们回忆一下汶川大地震之后的情景：受灾的民众悲伤却不绝望，他们不抱怨不气馁，自救救人度过难关；捐钱捐物，深入灾区做志愿者的大都是普通百姓和80后青年，友爱互助的传统美德在大灾之后空前高涨。真相总是在危难时才显露，一个真的溃败了的社会，在大灾之后不会有如此反应。形成对照的是，体制性力量只在救灾的关键时刻显示了优越性，很快就退回保守的境地，掩盖了因天灾而暴露出来的问题。
制止社会溃败只能通过民主来实现。这里使用的是民主的原初含义，不是指所谓西式的精英之间互相制衡的民主，一个趋向堕落的精英集团只能将制衡扭曲为勾结。真正的民主需要开放人民监督精英的渠道，让精英对人民负责，还需要让精英认识到，对人民负责不是恩赐，而是必须。这是拯救精英的出路，也是拯救社会的出路。
能否迈出这一步，需要体制内健康力量的决心和勇气，也需要智慧：建立一种让人民参与的民主体制，同时借鉴历史教训避免社会失序—这才是当下需要的“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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