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说皇甫平：价值错位的
“顶层设计”只可能是“楼歪歪”
中国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题的新一轮全面社会变革，在面临国际国内各种深刻矛盾和复杂问题的严峻形势之下，已无可避退地正在酝酿和即将展开了。
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要使一切公权力都必须建立在真正的民意基础上，并始终受到社会公众的有效监督，以防止公权力发生滥用、腐败和异化的一整套包括思想自由、民权保障、政治民主、法制完善的现代社会体系构建。
但真正的政治改革却并非只是被一些人们简单化、狭义化的自由选举政治，也不仅仅是西方自由主义的现代民主派们抽象表述的“自由、民主、人权”，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战略的“政治民主化、贸易自由化、市场经济一体化、资本权利私有化”——对此的“中国式”表述则是“市场化、民主化、法治化”，其中的“私有化”却被隐含在“市场化”这个已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大框架之中了。
其实，以民主化为特征的政治体制改革本是一个广义的全面社会变革的概念，也是一个以全面社会改革为基础并最终实现现代民主政治的制度体系构建。
新自由主义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社会转型国家的推行已充分证明了，一切没有以坚实社会改革为基础的所谓政治民主化只可能导致一个权力腐败，两极分化，社会分裂，政治动荡的混乱社会。今天西方一些发达的现代民主国家也大多经历过一个可谓是“先污染，再治理”，甚至长达几百年漫长而痛苦的历程，才最终达到了今天这种以一系列法律社会制度为基础，并实际上融入了大量社会主义因素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但其大资本主导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却并未改变）。
所以，无论是政治改革还是全面的社会改革，也必须是确立在一系列构成人们基本社会关系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设计和构建方面。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历史欠账太多，长期以来又反复地经历了“左”的或“右”的歧路亡羊，以至各种矛盾和问题积重难返。也许正是这样，才形成了中央“要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并把着眼点首先确立在“社会管理创新”之上的审慎改革思路。
但围绕政治改革的“顶层设计”和中共十八大的即将召开，早已形成尖锐思想交锋和激烈政策争论的各方也在大造舆论，并试图以各自的思想政治框架和政策目标指向来影响中央的改革决策。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一些以党内改革派自居的理论家和自由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又高调出镜，集体亮相，大造舆论，并为我国政治改革的“顶层设计”先声夺人地在那里“定制设规”了。
如，以党内改革派自居的皇甫平和主流经济学家中属于市场理想派的吴敬琏等，就在同一家的《华夏时报》上，以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的议题，接连发表文章和访谈，高调谈论政治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皇甫平仍以“辅佐邓小平”的“改革正统”，首先把我们将要展开的政治改革继续设定在“已不再是争论‘姓社姓资’”的所谓“非意识形态化”的思想框架之下，并把我们前期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都说成是“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滋生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步步为营’”，因此改革的主题也成了“在改革进程中渐次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还提出要警惕“有人拿‘左’的大帽子吓唬人，阻碍改革”等等；吴敬琏则表示，“南方谈话打破了‘姓社姓资’的伪命题，为确立市场经济的改革铺平了道路”，但“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只重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这不但延迟了法治、民主政治等体制的形成，也使政府的经济作用、国有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目前社会上存在的各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经济活动，造成广泛的寻租活动基础的结果”；他们还共同地提出了一个“决不让中国走上由强势政府控制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权贵资本主义道路上去”（皇甫平把“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这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故意混为一谈；吴敬琏“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的说法则显得还谨慎些）的所谓“改革顶层设计”，从而把改革的目标锁定在要警惕“行政权力的扩张”、“工商业‘国进民退’的‘再国有化’、农业重新‘归大堆’的‘再集体化’等方面，并要继续推进反对国家垄断和对大型国企、央企实施民营化而实为私有化的所谓“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议题之上；对此，甚至连早已声名狼藉的主流经济学家中属于资本市场派或极端市场主义的张维迎也改腔换调地出来支招说，“要为公有制正名”，“要把国企、央企的股份均分给每一个国民，以实行真正的公有化”。
以上皇甫平把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并非出于无知，而是故意混淆地要为他们“决不让中国走上由强势政府控制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自由主义政改路线作铺垫的。
国家资本主义本是由国家主导资本市场经济，以限制自由资本主义在资本集中规律下必然形成少数私人资本寡头垄断的一种市场经济形式。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受到严重挫折后，最早提出了要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经济形式，并通过同西方资本主义和国内小农经济等的广泛市场形式来发展和壮大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设想和实验。奠定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革命胜利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实际上也就是由国家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并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只是后来的提法上有意地避免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而统一地叫做新民主义经济。无论是苏联的新经济时期还是我们建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期，都呈现为是社会经济发展最为良好的一个时期。但后来一些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又在特定的集权社会主义理论形式下，人为地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化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而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历史结果。但仍不可否认的是，今天的德国在实行了大众民主的政治形式下，其国有经济仍占国民经济相当比重的社会市场经济（他们也有意地避免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提法），在整个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也呈现为是社会经济发展最为良好的国家。
皇甫平等把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完全是十分荒谬、也是别有用心的。在我国，随着新民主主义进程的中断，实际上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了。改革开放以来，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缺乏充分认识的情况下，本来最好的做法就是先恢复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上去。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在新自由主义的鼓噪下，演绎了一场把相当一些国有经济MBO地私有化的权贵资本主义。在社会转型国家，正是新自由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倒是有着天然的联系的。万幸的是，我们当时还没有把整个国民经济主体的大型国有经济也一股脑地全都私有化掉。
但应该引起人们警惕的却是，那些自由改革派和市场理想派的理论家和主流经济学家们，在围绕政治改革的议题上，又再次地吹响了“决不让中国走上由强势政府控制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和“要对国企、央企实行全面私有化”的集结号，还倒打一耙并蛊惑人心地把权贵资本主义的泛滥全都推到了国家主导市场的这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原则之上。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前一阶段的改革中形成了公权过度滥用、贪污腐败肆行、贫富两极分化、公共道德缺失、拜金主义严重，社会关系失衡，生态环境恶化等，甚至搞成了各方面都极为痛恨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情形，都无不同政治改革的滞后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关联。
但这种影响和关联却并不是什么“左”的思想干扰和一个“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就可以笼而统之地忽悠、搪塞得过去的，而恰恰是在市场经济改革的大目标确定之后，又形成根本就无视和完全地抛弃了甚至是邓小平也一再强调的那些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从而在价值虚无化的实用主义和“右”的片面市场主义的思想影响下，也在政治改革滞后和新思想专制的形成而过度膨胀的行政官僚政治和过度扩张的资本主导经济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导向的结果。我们甚至也可以说，我们前一阶段所进行的市场经济改革不过是煮了一锅“夹生饭”。
现在的问题正是，我们必须通过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和政治改革的切实推动来解决好我们在前期改革中形成和累积的大量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发展问题。
但无论是完善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制度设计还是全面政治改革的“顶层设计”，我们都不可以再重蹈过去那种在价值虚无化的实用主义和价值错位的片面市场主义影响下，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矛盾和问题的覆辙了。
由于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的价值错位而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我们在《一说》中提到所谓MBO的那种公开鼓吹可由资本精英和特权官僚们来共同地瓜分、掠取公有资产的私有化改制，并因此而导致了一度十分疯狂的公权滥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贪污腐败，以及一些人处心积虑地就是要做空、搞垮公有经济的权贵资本主义泛滥。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由于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的价值错位，还形成了在构建人们的经济社会关系上全然是以资为本和权力主导的社会扭曲，并人为地扩大了收入差别、制造了分配不公、加速了两极分化。如一段时间自由放纵地形成一些已获得市场强势或权利优势的企业（包括私企和国企）高管们，可以毫无节制地为自己权定超高薪金，却一味地压低了普通劳动者收入的分配关系扭曲。
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平安保险公司老总（也是老板）马明哲的年薪高达6 000多万元，但平安保险公司普通员工的薪资在当时的保险系统中却是最低的，也最没有劳动安全感、工作稳定感和职业归宿感。当时，平安保险公司的相当一些基层员工甚至没有底薪，只能拿所谓的业务提成，还有一类即使有底薪也不过500元左右，也主要是靠业务提成。当年相当一些平安保险员真是“到处窜、满街跑”地推销保险，还常常遭到人家的白眼，有的单位连门也不让进，进了门也往往被人家从办公室给轰了出去，搞得很沮丧、也很没有尊严；当然，当年的平安保险（也包括一些股份制银行）也招揽了一些所谓的“明星员工”，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搞定一些很大的系统和单位，自己也动辄可获得几十万元、几百万的提成，但他们靠的却并不是专业技能或个人勤奋，而是在“拼爹”，是他们的爹爹拥有某种特殊权力和社会资源……马明哲们的超高薪金和巨额资产收益，大约就是建立着这样一种精英主义哲学和资本权势主导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的基础之上的。
这种必然产生马太效应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导向正常吗？不问“姓社姓资”，难道也不可以做一番认真的价值判断，问一问这到底是以人为本、以劳动为本，还是以资为本、以权为本呢？
这种以资为本的片面市场主义——说穿了就是资本市场主义或市场资本主义——造成人们经济社会关系扭曲，应引起人们认真思考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譬如，作为关系国计民生重要资源的煤炭产业，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公路业和基础市场物业，具有大众需求刚性化和（土地）资源有限性矛盾的房地产业等等的特殊经济领域，同样是在那种片面市场主义和私有化的制度和政策设计下，很快就形成了少数人资本权利垄断的社会关系扭曲——也就是马克思说是形成了“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和“利用这种（资本权）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不合理制度。
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就是，在我国甚至是一夜之间就凭空（实际上多是“空手套白狼”）地派生出一个骤然暴富的“煤老板”阶层，相对应的则是以血汗劳动和频频矿难为代价的煤炭产业发展。
最近一、二十年来，我国的高速公路建设以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得到了巨大发展，但十分吊诡的却是，本身成为暴利产业的高速公路业却没能有效地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高速公路的高收费、乱收费、乱罚款不仅制约了我国物流业的发展，也使众多以长途运输为业的劳动者深深地感到真是选择了一个令他们既劳碌不安、也痛苦不堪的职业。问题的结症正是，高速公路业实际上成了已经利益集团化的官僚资本和以权贵资本主义方式而形成的特殊私有资本的联合垄断，并对整个社会进行暴利盘剥的产业。上海的陈良宇之流就是用国家资本建公路，再通过腾挪公共社保基金的方式让特定的私人“买断”，并使之成了他们手中的特权暴利资产——除了陈良宇之流外，各地又有多少也是如法炮制的呢？
不久前，有关部门和媒体曾就北京等一些大城市的蔬菜价格为什么在“最后一公里”会成倍飙升，从而令广大市民大为抱怨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从蔬菜产地的菜农到长途贩运的菜贩，他们都没有获得额外的利益，而是微利、薄利，甚至在惨淡经营中还时时会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而整个菜价却是在送达城市的批发市场后，从批发市场再到菜场小贩的“最后一公里”成倍翻升了；那么，菜场小贩们是否获取了不适当的暴利呢？调查的情况是，菜场的小贩们不仅没有获得任何的暴利，反而在整个蔬菜产业链中是处于最低端的弱势生存者。媒体对好几户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卖菜为业已十多年的小贩及其家庭的调查发现，他们大多是失地农民，流入城市后也不过是勉强地以此为生罢了，生活也相当困苦，住的是一些拥挤不堪、没有任何卫生设施和家用自来水的破烂窝棚，常年是夜里二、三点钟就要进入批发市场开始采购忙碌，一天要辛勤工作十多个小时，尽管这样，也根本就无法形成像样的自我积累……那么，“最后一公里”的蔬菜暴利又到哪里去了呢？原来，真正的暴利主要是以菜市场的进场费、摊位费、管理费、卫生费等形式，进入了拥有市场物业的资产所有者的手中——也就是说，主要都进入了居于整个市场高端并控制了基础市场的资本所有者的手中。这样的市场过去都是国家所有和实行国营经营，但在后来的私有化或资本化的情形下，最后都集结到了具有权利操控实力的资本所有者的手中了。
同以上相反的情况却是，前些年浙江义乌的小商品生产和批发的市场经济迅速地发达和繁荣了起来。当地政府总结的一条最重要经验就是，对基础市场的物业场所的所有权，一直是当地政府所有，然后以较低的价格将市场铺面、经营场所租给了商家和生产经营者，正是政府通过对基础市场的建设培育和主导管理，义乌的小商品市场经济迅速地发达和繁荣起来了。但后来，在所谓的私有化浪潮中，许多地方的基础市场却更多是由大地产资本来主导和控制了，基础市场的地产物业租金也开始变得非常不确定，甚至成了大资本对中小经营者进行剥削的工具，以致广大小业者及其家庭的广大人众，却成为一个生存很不稳定和惨淡经营的社会群体，也成了我们整个社会发展“体制外生存群体”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正是这样，现在一些地方又重新考虑要对这种基础市场实行国有经营和社区管理的“零进场费”、“零摊位费”，以体现建立服务型政府的社会责任和功能，解决好城市蔬菜的“最后一公里”矛盾。
国民住房的完全商品化、市场化和房地产业的片面市场化和资本化，使得本来就具有大众需求刚性化和土地资源有限性矛盾的房地产业，不仅最多地产生权力操纵、官商勾结、贪污腐败和垄断暴利，大量催生的虚高房价和经济泡沫也扭曲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还直接造成广大民众买不起房和无房住的怪异矛盾情景，我们在此就不用过多地赘言了。只再补充说明的一点就是，房地产业的片面市场化和资本化，甚至还形成了一个中间地带的商品住房再资本化的市场扭曲问题，这也形成更直接地表现出了“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和“利用这种（资本权）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不合理情形。这就是现在一些拥有权力和货币剩余的人们，也纷纷把商品住房作为最有利的投资对象，并事实上掌握了大量的住房资源，然后通过出租、收取高额租金而大获其利，而且房租也随着房价的高企而不断地高涨。这样就形成了，那些本来就买不起房，只能租房住的许多外来打工者、刚进入社会的大学生群体的所谓“蚁族”们，以及只能租房来进行自主创业的小本经营者，就都成了他们任意盘剥的对象，也使80后的新白领道路变得越来越狭窄甚至将被窒息了。这种人们社会关系扭曲的的矛盾情形，一般地说来，又往往非是个人的努力就可以改变的。我就认识这样的一个家庭，他们有两个分别是70后和80后并且都很优秀的儿女，70后的姐姐大学毕业后，什么都赶在了点上，工作、买房、买车、立业、成家，一切都按部就班，并顺利跨入了稳定的中产阶级行列；但更优秀的80后弟弟也是大学毕业后，却没有那么幸运了，就算工作还可以找到，却在可计算的日子里都不可能买得起房，只能是加入“蚁族”的行列了。房租的不断升涨，使他工资的一大半都成了房东的收入。房东是一个早他十几年进入社会，并占稳了有效“社会地形”的大学副教授，他除有自住的一套大房子和郊区别墅外，还在北京拥有三套小户型房专供出租，现在每月的房租收入就是近万元，而这正是三对年青大学生夫妇每月收入的60%还多呢……
现在流行着一个很是有些忽悠的说法：点背不能怨社会。
其实，这样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因为这一切的归根结底，正是错误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导向的结果，也是全面市场化和片面私有化而形成少数人权利垄断和市场资本化扭曲的结果。
当然，现在党和政府也开始以科学发展观的新思维来扭转和纠正以上种种片面市场主义和社会关系扭曲的情形了。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所谓的科学发展观并非只是一种属于技术实践的思想理论，要是我们的整个改革和发展没有一个高屋建瓴、坚定明确的根本价值定位，并切实解决在体制机制方面的深层次改革问题，那么，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贯彻和落实，就必然会在一些涉及到改革重大方向和体制机制的根本矛盾和问题时，或是无法深入落实、事倍功半，或是劳而无功、适得其反，甚至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还会显得理不直、气不壮。
譬如，中央曾正确地对一度混乱不堪的山西煤炭产业进行了资本整合和产业调整，并在安全生产、企业管理和建立良好经济秩序的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改变。但随后发生的问题却是，中央这一本是利国利民的决策措施，却立即遭到相当一些已高居庙堂或跻身上流社会，却一直在误导我们前期市场经济改革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和资本实力派们的不满。于是，他们就在捍卫市场经济原则和保卫市场改革成果的旗帜下，对中央的以上决策群起而攻之，称是“国进民退”，在“开改革的倒车”了，进而提出“市场经济就是要反对垄断、开放市场”，还最终把目标集中地指向了要对各中央垄断企业的国企、央企实行所谓民营化改革的议题之上。
这样的攻击真是岂有此理！
煤炭产业本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性产业，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以来，也一直就是由国家在统一经营的。但为什么后来却在发展市场经济和实行企业改制的口号下，一下子就以权煤转换和利权勾结的空手道手法（外国人称是“世纪大拍卖”），都变成大大小小“煤老板”的私有资产了呢？
现仅以“规模经营”和“资产整合”的形式，让部分的“煤老板”交出了法人经营权并继续充当组合经营后的股东——这本已是够温和的也是非常便宜他们的事情了。严格说来，各种横空出世的所谓“煤老板”们都是有“原罪”的。党、国家和人民没有去“折腾”和清算他们也就算了，结果却是，他们和他们的思想代表们却反客为主地大肆“折腾”起来，并首先发起难来了（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一些真正有“原罪”的“煤老板”早已把煤矿高价转手，套现走人了，后来接盘的“民企老板”却偏偏遇上国家整合，故而在前后的定价、核价上，显得是吃亏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咄咄怪事呢？
问题的根子似乎正是，中央的以上决策在价值定位上仍采取了一种模糊政策，以一种技术论的所谓“规模整合”为理由。但为什么就不能明明白白地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原则，特别是对煤炭这样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性产业，更是应该理直气壮地就是要实行国有经营呢？
当然，我本人也不主张采取“硬清算”的办法而引起新的社会震荡，但为什么就不能十分明确地宣示并采取“推恩令”的重新赎买方式，重新实行国有化呢？
正是在价值虚无化和所谓“非意识形态化”的幌子下，才形成了皇甫平和主流经济学家们“决不让中国走上由强势政府控制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改革设计，从而把改革的目标锁定在要警惕“行政权力的扩张”、“工商业‘国进民退’的‘再国有化’、农业重新‘归大堆’的‘再集体化’等方面，并要继续推进反对国家垄断和对大型国企、央企实施民营化而实为私有化的所谓“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议题之上
的确，我们的一些具有垄断地位的国企、央企，正是在新自由主义以资为本和资本主导的推动下已经异化、腐败和变质了。因此才不断地发生了一系列很为国民诟病的天价招待费、天价吊灯、天价采购费，以及同资本主义接轨的高管超高资薪制和国企、央企体系超国民待遇和超国民福利等等的问题。总之，我们现在的国企、央企体制的确需要进行一番全面的改革了。但所谓的国企改革，却绝不能是再一次的私有化，而是要从整体上对国有企业实行去官僚主义化和去利益集团化，同时打破一些属于竞争性领域的国企垄断，并真正实现它门应有的全民性。
总之，人们完全有理由期待我国以全面社会变革为基础的政治体制改革应有一个正确价值定位的“顶层设计”。
对此人们应该谨记的历史经验更是，价值错位的经济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的结果只可能是“楼歪歪”，但要是政治体制改革也建立在价值错位的基础上，再一次走上歧途，其后果则将是万劫不复的“楼倒倒”——中共垮台、国家解体、民族分裂！
（马林韬：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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