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皇甫平：改革亟须乃正确的价值定位而非再弹“不争论”的实用主义变奏曲

一说皇甫平：改革亟须乃正确的价值定位　　

而非再弹“不争论”的实用主义变奏曲　　

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是摆脱了以往社会主义教条的思想政治束缚之后，并在20世纪70年代末形成的资本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摸、爬、滚、打”地在各种矛盾和曲折中探索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初，在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的世界大变局后，前苏联的俄罗斯诸国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转型改革。　　

同俄罗斯等国采取“硬着陆”的激进“休克疗法”来直接变身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不同的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在面对以上重大变局和思想混乱的情况下，由政治强人邓小平先是以“不争论”而稳住阵脚，经认真思考后，才最终以“南巡讲话”（后统称“南方谈话”）定下基调，并以“软着陆”的渐进方式，坚持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既定政治体系下来推行，并表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来，一方面取得了经济高速发展并在GDP的总量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也形成和累积了大量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发展问题，如，贫富两极分化，贪污腐败肆行，公共道德缺失，拜金主义严重，社会关系失衡，生态环境恶化，理想价值缺位，精神信仰空虚等等，并积重难返地制约了整个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以上矛盾和问题还突出地表现为：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官僚特权化、利益集团化问题；迅速形成的贫富两极分化在相当程度上还表现为并非是经济自发演化的结果，而很大程度上是制度设计造成了少数人的一夜暴富，正如人们形容是MBO的所谓“改制富翁”，股市操纵的“圈钱富翁”，甚至是各种权力寻租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在一些社会和经济领域，乃至基层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方面还恶性膨胀地形成了劣质化、黑恶化、贪腐化的趋向，伴生的则是各种严重社会犯罪乃至黑社会犯罪的问题；群众权益被任意侵犯的不断发生更是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如企业改制、征地和拆迁中不断发生严重侵犯职工、农民和群众利益的问题，农民工工资被拖欠一度甚至成了常态化的问题；日益严重的失业甚至是大学生失业问题；广大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住房难、治病难、上学难、入托难等问题；仍普遍存在着相当一部分人众被我们的社会发展边缘化或体制外化了，并集中表现为城管与小贩、警察扫黄与卖淫女生态等等之类的矛盾和冲突；经久不息的上访告状、不断发生的所谓“群体性抗争事件”和维稳形势严峻的问题，等等……　　

对这些矛盾和问题的解决又面临的更大尴尬是，资本市场机制的调节失灵和人们市场社会关系的深度失衡，既定的党政领导体系也日益官僚主义化和利益集团化，整个改革正陷于停滞和面临危机了！　　

对此，虽然大多数人都认同，我们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深化的改革、并且是政治体制改革来加以克服和解决，但在怎样进行政治改革的问题上，却由于以往已形成各种社会关系的过度撕裂和不同人们利益矛盾的尖锐冲突，整个社会已失去了改革初期的基本共同点和起码平衡点，并发生了不同社会阶层、甚至是阶级的分化，以及造成严重社会分离的各种利益集团化等，又加大了政治改革的风险，并在事实上早就形成了和存在着各种汹汹涌涌的思想交锋和激烈争论了。　　

在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也正值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曾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副总编辑，《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并以皇甫平的笔名（自称为“辅佐邓小平”之意）组织文章宣传改革思想的周瑞金，再次以“皇甫平”的姿态高调地发表文章和同记者谈话，大谈中国当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改革问题，并呼唤：“中国的改革，再一次到了紧急的时刻。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发出类似邓小平南方谈话那样的登高振臂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　　

对记者提出“近年来，社会上对于改革的议论比较多，有人认为改革已经变质，甚至出现了改革已死的说法，也有人认为当前需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问题，皇甫平说：“与当时不同的是，争论各方的焦点不再是纯粹意识形态的‘姓社姓资’之争，而很大比重成了在改革进程中渐次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这类博弈的激烈程度甚至超过了当年的意识形态之争……今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社会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着力破除的，是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滋生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步步为营’。有人拿一些‘左’的大帽子吓唬人，阻碍改革，恰恰是为了维护某些部门和一己的垄断权力、垄断资源，与民争利，甚至不惜与民为敌。”  　　

皇甫平还说道：“从当下的社会思潮来看，出现了多元化、多角度且水火难容的不同声音。各种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一一浮出水面，互不相让，时有碰撞的火星迸出……抛开一些情绪化表达，中国当前面临着这样一些最迫切、公众反应最激烈的‘发展以后的问题’：贫富差距拉大，未能形成公平的分配制度；社会事业滞后，未能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公众幸福感下降，未能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环境污染加剧，高投入、高污染产业层出不穷，开发和环境保护的尖锐矛盾一触即发；社会腐败向纵深发展，腐败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更深入其他领域，表现为吏治腐败、司法腐败和舆论腐败——媒体可以被资本收买，起不到监督公权力的作用。这三种腐败直接与体制缺陷有关。这些问题交织重叠，导致了与当年小平南方谈话时颇为相似的社会背景：曾经整合各方力量包括国际因素形成的改革共识，不但面临严峻挑战，甚至有陷入分崩离析的危险……或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改革，再一次到了严峻时刻。”　　

对各方反应强烈的政治改革问题，皇甫平先是在文章中做了一番颇耐人寻味的表述，并着重地谈及了所谓“改革的顶层设计”。皇甫平说：“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尽管最高决策层中不乏呼吁之声，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千呼万唤难出来？光是一项公布官员财产的制度，在局部就屡试屡败败，遭遇基层官员的强烈抵制，而一旦全面公开，又极可能经不起公众的围观和打量，因此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值得注意的是，本届政府提出了‘改革的顶层设计’，并且三次在重要场合提出‘社会管理创新’。看来，决策层是希望用提法更低调、社会震动更小的社会管理创新来部分地取代政治体制改革的使命。社会管理创新从总体上说，就是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形成市场、社会、政府多元的治理结构，坚定地走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它不涉及权力合法性来源问题，而是在现行的自上而下任命的体制中，尽可能地引入民意因素，在社会矛盾集中的基层，强化民意监督，缓解官民矛盾，借助互联网把握社情民意的脉搏，维护中央政府和现行政治体制的权威和公信力……”　　

随即，皇甫平无论是在文章还是访谈中都发出了“迫切需要党内健康力量发出类似邓小平南方谈话那样的登高振臂一呼”的喊声，并在后来的访谈中集中就所谓“改革顶层设计”的“社会管理创新”作出了一个可谓是“皇甫平”意味的设计和解读说：“即便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在现阶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深化改革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比如：如何约束公权力的无限膨胀，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扩大；如何通过科学的制度驾驭资本，限制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壮大；如何把行政财政转化为民生财政，学习借鉴欧洲推行全民福利的制度，尽可能地在分配中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如何在深化改革中扼制社会溃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却缺乏科学理性的操作细则，目前正在交叉路口徘徊不前，要么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么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2012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中央提出‘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表明了中央决心整体推进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系统改革的意向。因此，全国人民热切期盼有一个新的‘南方谈话’，表明中央坚定深化改革，绝不半途而废，着力切实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要绝不动摇，更不空谈，切实努力，建立完善的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市场经济体制，而决不让中国走上由强势政府控制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权贵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推进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真正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宪政社会主义的目标奋斗。”　　

皇甫平谈改革的文章和谈话，同更多的那些党八股相比，可算是以异乎寻常的“坦率”和“尖锐”谈到了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和矛盾。但认真读罢，又觉得其中其实多有言辞闪烁，却意图明确地在继续弹奏一种“不争论”的思想变奏曲，即仍试图以“非意识形态化”或“不谈主义，只说问题”的实用主义方式来框定当前人们对改革的反思和热议，并尽可能地在用一种“党内语言”来宣传和贩卖在当前仍很主流的所谓理性市场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的改革思想。对这类思想更加自由化的表达则是吴敬琏所谓“我的理想是欧美的社会模式”，也即“好的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所以皇甫平首先就为改革定下调子说，“与当时不同的是，争论各方的焦点不再是纯粹意识形态的‘姓社姓资’之争，而很大比重成了在改革进程中渐次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角逐”，“今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社会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着力破除的，是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滋生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步步为营’”；还把一切要求反思改革的声音都说成是“拿一些‘左’的大帽子吓唬人，阻碍改革”，并“恰恰是为了维护某些部门和一己的垄断权力、垄断资源，与民争利，甚至不惜与民为敌”；最后则画龙点睛地说，“目前正在交叉路口徘徊不前，要么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么被权贵绑架，走向国家资本主义”，“要绝不动摇，更不空谈，切实努力，建立完善的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市场经济体制，而决不让中国走上由强势政府控制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权贵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推进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的转型，真正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宪政社会主义的目标奋斗”。　　

这就真是有些奇怪了？既然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又要“真正向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宪政社会主义的目标奋斗”，在面临严重问题和深刻矛盾的情况下，却为什么又总是要祭起“不争论”大旗，那么忌谈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呢？再就是，把一切问题都笼统地、大而化之地说成是“社会转型期”和“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问题”，还动辄就斥责“有人拿‘左’的大帽子吓唬人，阻碍改革”，并武断地把这一切都指为“是为了维护某些部门和一己的垄断权力、垄断资源，与民争利，甚至不惜与民为敌”呢？　　

我们前一阶段发生的许多问题和矛盾，其实正是一种片面市场论或叫市场主义论，甚至是市场原教主主义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导向的结果。形成那么多其实根本就无法“抛开”的“情绪化表达”的民怨和不满者，也大多不是什么拥有“一己的垄断权力、垄断资源”的权贵们，而恰恰是在前期市场化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基本权益受到严重侵犯和肆意损害的基层民众和普通百姓。　　

现在形成了一种动辄就以“不争论”来压制口声的思想倾向，不过是以一种新“凡是论”的教条主义来对待邓小平的政治思想遗产，并妄图以对“不争论”的祭拜来达到垄断对市场经济解释权和改革话语权的目的。　　

殊不知，邓小平的“不争论”并不是一种任何意义上的思想理论定式，而是邓小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一是用来消除旧社会主义教条思想束缚，同时也为摆脱在他看来似乎是繁琐羁绊的常规议事程序，并可能影响他自认为只能乾纲独断地来推动和完成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框架设计，故而才“发明”和使用的一种实用主义的思想谋略工具。　　

当时还有这样的一个插曲：中共元老陈云曾把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赵紫阳叫到家里，对他提出：“常委们还是要定期开会，一些重大问题应在会上议一议，长期不开会，这样不好。”赵紫阳则委婉地表示：“陈云同志，有些事情要是您和小平同志能先统一一下，我们在前边工作的人就好办了。我这个总书记，其实就是一个大秘书长呀。”后来，赵紫阳把陈云的意见转达了邓小平。邓小平则回应说：“婆婆只能有一个。”　　

在我十分清晰的印象中，所谓“不争论”的提出，最早是在所谓“北京风波”后，作为中央文件传达的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对一些还看不清的问题，可暂不争论，如什么是市场，什么是计划，两三年都不要争论。”这个话后来在正式出版的《邓小平文选》中被表述为：“下面谈谈最近抓什么工作的问题。不能等暴乱完全平息，现在就要一面抓彻底平息暴乱，一面清理一下我们过去究竟失误在那些方面，如何改正以及现在急迫需要解决的是些什么问题。要统统抓、全面抓是不可能的。如果在这个时候开展一个什么理论问题的讨论，比如对市场、计划等问题的讨论，提出此类问题，不但不利于稳定，还会误事。现在要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同时要赶快注意那些对我们前进不利的事情。”[①]　　

邓小平的“不争论”，并非是“不思考”。关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就是邓小平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一直在认真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改革初期的1979年，邓小平在同外宾的谈话时就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关于搞市场经济的思想也曾受到党内一些人的质疑。但邓小平还是不断地又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其间，中央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提法上也先后形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等。后来在邓小平的极力推动和赵紫阳的积极主持下，并在已先期实行了价格双轨制进行过渡的基础上，又开始以进一步扩大市场定价机制的价格改革来作为向市场化发展的突破口。当时，邓小平还不断表示，“长痛不如短痛”，并把价格改革形容为就像最后取得长征胜利的“突破腊子口”一样，要下定决心进行“闯关”。　　

但恰恰是价格双轨制形成“官倒”和“权力寻租”的腐败，经济过热引起的通货膨胀，价改闯关引起全面物价上涨和全国民众心理恐慌而发生风行全国的抢购风潮等，最终激发了全国性的学潮和“政治风波”，不仅物价改革的“闯关”失败了，也导致了中国高层的重大政治变动。　　

邓小平正是在这样的特殊政治背景下提出“暂不争论”，并是有具体针对地说“什么是市场，什么是计划，两三年都不要争论”。但经过两三年的认真思考，邓小平又在后来的“南巡”讲话中，再次明确了要搞市场经济并强力推动了中国新一轮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只是在克服旧教条主义并强力推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探索的这个意义上，邓小平的“不争论”才有着特定的积极意义，并使得被称为中国改革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何去何从而必须要有突破性发展的关键时刻，能够力排众议地为中国的改革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走向。　　

所以，邓小平的“不争论”，也是强人政治的一种特定的威权思想表现，而并非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拿来一应万用地应付一切问题的。　　

人们更应该清醒地看到的是，邓小平暂“不争论”到底“姓社”还是“姓资”的这个思想谋略工具，也只是在针对人们曾以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来区分所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这一传统社会主义教条的思想突破上，才唯一地使用过。而更多的时候、特别是在整体的、根本的改革问题上，邓小平还是在反复地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②]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③]　　

所以，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改革也被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　　

邓小平在提出搞市场经济的改革时，还按照全党的共识始终确立了“公有制占主体”，“不搞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的这样两个“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但为什么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却一度形成，一些人竟然千方百计地就是要把“公有制占主体”当成为了必须“革掉”的对象目标，“不搞两极分化和实现共同富裕”更是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呢？　　

我们前一阶段在市场化改革中发生的问题，特别是贪污腐败肆行和权贵资本主义的问题，也绝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和“国家资本主义”阻碍的问题，而恰恰是在“非意识形态化”的实用主义泛滥中形成了价值虚无化，并最终又形成价值错位和价值偏失的权力资本化和资本主导化——也即是权贵资本主义——的结果。　　

但问题是，这种把社会主义价值虚无化的实用主义泛滥，真的就是一种“不谈主义，只说问题”，并超越了任何意识形态的理性市场主义了吗？　　

现实给出的答案完全是“非也”！　　

一切也正如现在思想界普遍认为的那样：在我们的市场化改革中，一直在起着某种主流思想影响，并对中国高层决策发挥着重要影响作用的，实际上主要是新自由主义和新国家主义这两种思想和它们的一些具体主张。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和推行，似乎主要是被限定和表现在经济改革领域和一些具体经济政策方面。在政治领域，则主要是新国家主义在发挥着重要影响。　　

新自由主义最初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是一种在自由资本主义陷入危机并向资本垄断转变时仍要求回归到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经济原则的经济理论和思潮。新自由主义一方面是为克服进入资本主义垄断时代，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各种经济矛盾和社会危机而寻找出路，另一方面则是对苏联那种行政命令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坚持一种批判和反对的态度。新自由主义最后定格于1990年形成的所谓 “华盛顿共识”，具体就是在“自由、民主、人权”的所谓普世价值口号下的一整套被认为是已具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三重特性”的“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并具体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全面推行的以“政治民主化、贸易自由化、市场经济一体化、资本权利私有化”为主旨的所谓西方全球化发展战略。这一切在中国的理性市场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那里又被更加抽象和笼统地表述为“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其中最核心的“私有化”则被策略性地隐含在“市场化”这个已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大框架之中了。　　

大力宣扬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是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他们当中又具体划分为自由主义的市场理想派和精英主义的资本市场派。前者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被誉为“资本主义良心”的吴敬琏。后者的主要代表则是一直臭名昭著却长期盘踞在北京大学和北大光华经济管理学院，并一度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策制定有着重要话语权的厉以宁和张维迎等（厉后来还成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整个主流经济学家的庞大阵营中还包括有着西方背景并被西方一些权威机构“加冕御封”为“当代中国十大经济学家”的一些学者（所谓“十大经济学家”却从来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向，而往往是“见子封子”）。正是这样的一大批自由主义精英长期以来已充斥于我们的各种智囊机关和高等院校，并在为中国的当下改革和未来发展或是耕云播雨，或是推波助澜……　　

主流经济学家中资本市场派的精英代表厉以宁和张维迎之流最不得人心的，正是他们在推动股份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制的“中国特色私有化”过程中，公开地叫嚷，就是要牺牲广大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要通过扩大贫富差距来增加社会的经济活力，要把原来的国有资产以贱卖、白送的方式实行管理层收购（MBO），甚至可以考虑以腐败的权利交换方式来最大限度地加速这一进程的实现，并最终形成一个所谓“先进生产力代表”的企业家阶层等等。　　

他们那些言之凿凿，慷慨激昂，大言不惭，然却让人听得实在有些毛骨耸然，瞠目结舌，冷汗直冒的言论的立此存照正如是：　　

——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是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注：厉以宁及其家族正是在这样的骤然之间就成了暴富阶层的）。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的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农民有望进入社会中产阶级。中国农民不要害怕当中产阶级。　　

中国是否应健全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的，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的巨大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　　

房地产是否有泡沫？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　　

经济学家要有勇气顶住两方面的压力：一个是上面的压力，不作风派；一个是互联网的压力。　　

——如果有机会向总理建言，我一定要说“三个不要轻言”，不要轻言经济过热，不要轻言房地产泡沫，也不要轻言人民币升值。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　　

——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MBO）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位”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既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教育及医疗是否应产业化？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一个真正好的体制，我可以收费高，但我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比如，让穷人一年出4000元，他也出得起。　　

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经济学家应为谁说话？企业的生存环境包括商业环境、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前两种环境越来越好，而舆论环境已经到了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时候。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之风。在这个网络时代，学者能独立于大众舆论才是最不容易的事。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不是你骂资方，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　　

——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　　

——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共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与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以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不正是这样一种处心积虑地就是要做空、搞垮公有经济，并大肆鼓吹可由资本精英和特权官僚们来共同地瓜分、掠取公有资产的私有化改制，才导致了现在这种为千夫所指的权贵资本主义的大行其道和自由泛滥吗？　　

邓小平也提到应避免和解决的两极分化、贪污腐败、腐朽思想侵蚀、社会风气败坏等方面的问题。　　

但现在的情况却是，这一切比过去还更加的严重和突出了，这些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从更深刻的意义上来予以高度重视、认真反思和切实根治吗？　　

面对我们在前期改革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以及现在必须深入开展的政治改革问题，作为自由民主派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又集体亮相，先声夺人，大造舆论，并再一次把改革的目标锁定在反对国家垄断和要对大型国企、央企实施名为民营化而实则是私有化的改革，以及虽高调提出但在思想内容上却十分模糊的“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议题之上。　　

皇甫平也以党内改革派的高姿，把根本就是不同概念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并为政治体制改革设定了一个“决不让中国走上由强势政府控制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权贵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对此，吴敬琏“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的说法则显得还谨慎些），以及可暂“不涉及权力合法性来源问题”（这不过是为未来的“大翻盘”而设定的一个伏笔），从而“推进从威权发展模式向民主发展模式转型”的所谓“改革的顶层设计”。其实，他们共同设定的不过是一个试图以“软着陆”方式来推行和实现西方式的资本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纲领。　　

所谓的国企改革，绝不能是再一次的私有化，而是要从整体上对国有企业实行去官僚主义化和去利益集团化，同时打破一些属于竞争性领域的国企垄断，并真正实现它门应有的全民性。　　

我们还必须建立的清醒认识就是，中国的改革也是对中国革命的继承和发展，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权力合法性来源”的质疑问题，但却严重地存在着因背叛了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原则而必将丧失一切“权力合法性”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切改革的亟须，就是要以文化思想价值的重建为先导，并为我们全方位的社会改革确立起正确的价值定位。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以下的《二说皇甫平：价值错位的“改革顶层设计”只可能是“楼歪歪”》和《三说皇甫平：中国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复兴”和“新民权主义”的社会变革》中再作具体分解。 　　

                                                             （马林韬：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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