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何以失败?这个问题，几十年来海内外的分析很多，见仁见智，有关论著可谓汗牛充栋。博主也思考了很久，一直没有满意的答案，近年来研究地缘政治，感到有些开窍。全面回答这个这个世界级的前沿问题，需要做很深入广泛的专门研究，这里只能管窥蠡测，从马列主义和地缘政治的结合上做一点创新思路的分析。
文革为什么失败?我的基本观点是，在表面上是两极世界格局，实际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由于苏联集团热衷于“美苏共治”而导致中苏分裂和(注一)世界格局不断向西倾斜的条件下，在中国这样一个贫困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由于世界和中国的历史条件尚未完全成熟，更由于国内国际的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和文化乃至全球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力量对比相差悬殊，文革这一试图挽救共产主义运动既有成果的史无前例的伟大试验，尽管政治上有其必要性，理论上发展了马列主义，实践上主要靠毛泽东的历史威望一度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但终于引发了主要由于诸多历史条件局限而产生的深刻矛盾，逐渐改变了人心向背，使之难以持久，陷于失败。但是文革理论和实践的意义是伟大和永恒的，文革后半个世纪的历史演进、世界变局和新中国前后两个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丰富经验教训证明，毛泽东是伟大的哲学家、革命家和最伟大的思想家，毛泽东思想已经历史性地上升为毛泽东主义，21世纪人类社会和中国的未来仍然需要毛泽东思想的指引。
本文对以上观点和结论不拟展开论证，只想强调几个具体观点。
第一，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一场对近几百年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全球地缘政治变局，原本需要至少中苏两国为首的东方集团持续半个世纪以上的共同奋斗，才能实现。但历史飞跃，政治变局往往取决于若干领袖人物(这样讲并非主张唯心论)。实际上，如果历史再假斯大林、毛泽东以三十年阳寿，东风压倒西风根本不成问题。即使只假毛周三十年阳寿，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雄文也不至于翻成败笔。但是苏联只跑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第一棒，中国不得不接力跑第二棒，到第三棒第一代领袖离去时，正值社会主义多歧路加剧，歧路开始亡羊了，当然是苏联的赫鲁晓夫亡羊在前。而赫鲁晓夫在苏联和中国逐渐成了气候，加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兴起，20世纪历史的方向发生改变，历史大幅度倒退了。这是文革失败的全球政治背景，离开这个20世纪全球两种制度、两种命运的东西方博弈演变(变来变去)的背景，无法正确深刻地理解毛泽东和阐释文革。
第二，毛泽东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历史条件下发动文革，包括明知国力不足的历史条件下毅然决然地扛起反帝反殖反修的义旗，且高瞻远瞩地毅然发动文革，这正是其胸襟宽广，理想高远，思想深刻，人格伟大之所在，毛泽东就是现代圣人，或者西方的说法叫超人，超越历史。赫鲁晓夫等人说毛泽东为了争夺国际共运领袖云云，都是俗见，小人之心了。王震将军说，毛比我们这些人早看了五十年。别人照毛泽东差好几个层次。如果进一步量化，是否可以设想，假设毛泽东在政治上处于一万米的高度，可以高瞻远瞩，周恩来可能在八千米，其他人应当各自有自己的高度和位置，这大概就是“几个层次”的涵义。
第三，没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东乱象、埃及屠城以及中国改开三十年的巨变和教训，文革可能“永远”地失败了。但是，世界历史的演进正在全球范围内为文革的理论和实践注入新的强大的生命力，文革政治演习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正在随着近年来中国内外诸种矛盾和危机的迅速深化而日益凸显，社会的人心向背再次历史性地重新向毛而不向别人。这就是时代的人心所向和历史的脉搏。我曾说，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政治坐标在毛邓之间，一些人不爱听，那篇文章在红歌会网点击几万次并在北戴河高温气候下在显著位置挂了多日之后，终于被删得无影无踪。其实我说在毛邓之间是有前提的，就是某些利益集团要对人民群众做出大幅度的历史性让步。不是在读法国大革命的书吗?起码要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早期的“光荣革命”和20世纪的罗斯福新政，就是要实现巨大的全社会的政治妥协。否则，未来的政治坐标可能就不在毛邓之间，而在别处了。别处是何处?可能有两种情况，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发生，代价可能都太大了。对毛泽东理论和实践的现实意义和历史呼唤，完全视而不见不仅是可笑的，徒劳的，也是愚蠢的和危险的。所以，从人类历史的角度和高度看问题，文革成败的历史结论，尚在未定之天。
第四，目前中国最大的政治心结是毛泽东，对毛泽东最大的心结是文革。这个心结的解决与否，决定中共和中国的命运，决定中华民族的复兴或覆灭，也进而决定全球地缘政治的新的变局，决定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这个历史性抉择就在当下，就在十八大这一届班子。时乎，时乎，不再来。
何新先生曾经有不小的影响和很高的名望，特别是何新对毛泽东做出过很高的具有独特性的评价，博主因此一向敬重何新。但是，博主也注意到他的局限，特别是他对文革的深恶痛绝。何新《文革何以失败》这篇文章，许多观点值得商榷，例如建国以后，毛泽东确有骄傲而犯错误的一面，但是文革的发动，却与骄傲无关，而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博主对何新先生的文章作过一些评论，这里不愿再开罪先生，相信读者自有判断。但是既然已经落笔，完全不开罪于先生，也不现实。这里我只想指出，其所以在文革问题上至今没有改变，据博主观察，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他对马列主义不大懂，也不大瞧得起，这一点极大地影响了他对现代史问题的分析判断。殊不知马列主义是20世纪反转世界格局最厉害的地缘政治学，而恰恰何新先生对地缘政治学颇有造诣，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二是何新先生的立场决定的，何新的立场充满矛盾：他是一个卓越的民族主义者，又对人民大众充满同情;他的出身和社会关系，或说上流社会的圈子，以及他的阅读，使其具有一种强烈的贵族心态和士大夫气，这种贵族心态与出身和经历有关，例如对高级领导人有知遇之恩，又具有某些红二代的先天特征，却又似乎很瞧不起不读书的“八旗子弟”(更不必说其他二代)，但是在政治立场上，包括对待文革的态度上，至少在客观上看，还不及某些觉悟了的红二代，更谈不上亿万草根阶级了。这些原因，可能还有别的原因，使其近年来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仅脱离实际，而且脱离人民群众。前者如对朝核危机的看法，后者如公开宣称信仰佛教和对马列主义者的“不屑”以及说十八大以后天下太平，可以“洗洗睡了”，诸如此类。第三，就是目高于顶，骂倒天下读书人，唯我独尊，导致固步自封，虽然他在揭露共济会、转基因、疫苗等问题上继续立新功，且继续挖西方文化并不存在的“祖坟”，这些都难能可贵，功盖当代文坛，但是在一些问题上，包括对文革的认识上，不能吸收实践发展的新鲜经验教训，不能与时俱进，也是其白璧微瑕、美中不足。
上述观点，主要着眼于政治，并非全盘肯定文革，连毛泽东本人也对文革评价为三七开。文革最大的代价之一是牺牲了文化，破而不立，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定。这方面在拙著《中国软实力》有专门论述。以上是我对文革何以失败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主要是读何新先生《文革何以失败》的读后感，写在这里，就教于何新先生和各位读者方家。既是读后感，首先还是要感谢何文的启发，也难免附带对何新先生有所分析评论，希望没有冒犯先生。
注一：近些年来有一种国际思潮，说中国改革开放抹黑了社会主义，促进了苏联解体。最近季塔连科先生也对中国媒体说，中国的改革“促进”了苏联解体。俄罗斯和一些东欧国家对中国改革进程和苏联解体的原因有不同看法，完全可以理解。1990年我曾应季塔连科先生之邀前往访问，做一对一的专门讨论，所以我完全理解他的观点。问题在于，苏联解体和中苏分裂有很深的历史文化根源，至少要追溯到赫鲁晓夫，再往前还有斯大林，再往前就是沙皇。但是这样一算历史旧账，就无趣了。所以，中俄两国需要真正不纠缠于过去，直面于严峻的现实，携手开创世界的未来，向未来要前途，才是上策。
(二0一三年八月十九日)
附老魔何新：文革何以必败?
来客问：毛泽东的文革究竟失败在哪里?
何新答曰：
政治艺术成功的不二法门，就是争取最多盟友打击最少的敌人。
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确为开天辟地伟大人物。在延安活动的后期(1942以后)，总结共产党早期斗争失败的惨烈教训，提出必须牢牢把握三大法宝——“党 和军，群众路线，统一战线”。以扎根于农民为基础，在党内团结各山头，在党外示弱守雌结最大统一战线，终于成功争取到党内外、国内外大多数力量的同情和支 持，从而能势如破竹，奇迹般于数年内迅速夺取全中国。这就是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
但是建国后，毛泽东为民主革命无往不胜而骄傲，举国上下对其个人一片吹捧。毛泽东自信满满，经常独逞圣智，乾纲独断。从一两部电影(清宫秘史、武训 传)到一部古代小说(红楼梦)发动思想政治运动，连连不断，通过莫须有的思想政治斗争和所谓“思想改造”，一次次、一片片、一层层地打击无辜四面树敌，直 到把数百万无辜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分子”而株连九族的残酷反右斗争，从党外到党内，社会上之不满腹诽逐渐层层积累。
文革开始后，社会不满自下而上被瞬间引爆，群起攻击“走资派”释放官民矛盾，结果一下子打倒干部95%，导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大分裂。
于是文革十年时间，高层内斗不已，国内动乱几度濒临爆发“全面内战”，而反对毛泽东的政治对手和敌人则越斗越多——有力者皆为“亲密战友”、旧日袍泽 或政治盟友(包括朱德、陈毅、谭震林、叶剑英辈)。许多竟然一个个不断成为毛泽东的政治死敌。而文革整肃，残酷无情，凡毛泽东政敌无论其往日功勋，皆死无 葬身之地(如刘少奇、彭德怀、林彪、贺龙、张闻天辈，皆为开国元勋)——古今中外政治斗争屠戮功臣之惨烈亦难过于此。
不仅刘邓陶，包括彭陆罗杨，王关戚，杨余傅，陈伯达，林彪，皆于一夜翻脸即成反党死敌。甚至连身边多年之肝胆亲信如康生、汪东兴、郭沫若，也因政治寒心而诚惶诚恐心生动摇。
权重一时的忠仆能臣周恩来，则一直担心自己死后盖棺不能定论，以至临死前犹喊冤、寄存资料，难以安心瞑目下九泉。
至于共产党多年忠实盟友如宋庆龄、章士钊、傅作义则亦皆离心离德，甚至暗怀去国之念。
即便亲信佞臣四人帮也因权力分配不能到位，而对毛泽东暗存不满——结果没有一个人是满意的。
毛泽东后期自己已经对文革不断反思，有苦难言。心灵为众多冤魂所困，不得不承认至少对文革须做“三七开”——承认至少有3分错误。念及毛往日曾论对斯 大林也是“三七开”——那么实际就是承认自己也犯有斯大林晚期滥权之误也!但忠良精英无辜而枉死于文革乱民、流氓造反派手中者难计其数，人命关天，岂一个 “三七开”就能够了结?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精神、政治惨遭痛击，多次借景生情，失声痛哭。
毛泽东临终前已经承认对“文革拥护者不多，反对者不少”——不得人心，未来国家有内乱之忧甚至发生血雨腥风，却仍不肯收拾局面。作为一位大政治家，这种最后的政治交代堪称对历史极其不负责任!
[1976年6月15日，重病在身，自知不久于人世的毛泽东，将华国锋及当时在场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论定，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
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据《毛泽东传》，下册)]
而且，更不智的是直到毛泽东闭目，文革结束仍遥无尽头，最终迫使所有反文革的力量聚集集结成统一战线。这是因为，就连当时已身居国内第一高位的华国锋本人也有不安全感，担心自己接班的政治法理性不足而可能被夺权篡位——这正是他立意抓捕四人帮的根本原因。
文革十年，社会下层工人多年不长工资，生活普遍拮据艰难，乡村农民苦于大寨式农奴劳作，缺吃少穿——致使共产党赖以取得权力的工农阶级的人心基础久已失去，举国人心无不思变。
所以当邓小平振臂提出平反、整改、大倒转的逆文革路线，反而得以广收人心。
全部对文革的不满和愤恨，最终都集中于针对高举极左意识形态的小集团四人帮身上——文革的彻底失败，乃是当时历史趋势的必然。
一言以蔽之，文革失败就在于毛泽东晚年政治举措发生昏乱失智和重大失误，致使国内敌人越斗越多，以独夫一人悍然对抗举国上下——76天安门反映了这种民怨大局。
1975年毛泽东对家人曾私下哀叹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他已经知道，民心如此，任何强者逆之也已绝无不败之理。
[老何说：我研究文革近三十年，以上所述每一句话后面都有无数史实、史料为证据——绝非信口妄言。总结于此是为后来者戒!
关于我的文革研究，初稿曾经于2003年网络发表，不成熟观点谬种流传，以至许多不成熟观点为许多后继论者所剽袭，借此纠正旧论。近年全稿大有修改，最后定稿为《迷失的圣战：文化大革命研究》一书，将于近期在海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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