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死人事件的四个问答
老 骥
5月22日，我的一篇《饿死人的责任，我比茅于轼更清楚》的文章，在等几个网站发表，点击率较高，转载的也不少。其实，这篇文章除了几句前言外，主要是一篇旧文《往事回首：改革之初二、三事》的第一事与饿死人有关，而且内容比较单一，所以，总觉得意犹未尽。作为一个“信阳事件”的经历者，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公民，对茅于轼、辛之陵之流肆意诽谤人民救星、开国领袖毛泽东的犯罪行为，我感到有责任有义务予以痛击。因此，今天我要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说出了，以期能帮助老年人明白是非，帮助青年人明辨是非，同时也对“糊涂人”敲一敲警钟。
一、“信阳事件”是咋回事？
我与共和国同龄，在信阳长大，在信阳上学、参加工作与退休。“信阳事件”对于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不仅有亲身体验而且有事后调研，只不过调研不是组织安排而是利用农村工作之便的个人行为罢了。比起一般的人我算是一个有心人，所以，我觉得我了解的情况可能多点，对问题的认识可能深刻点，所持的观点可能客观点。
1959年—1961年，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人们普遍吃不饱饭，饿肚子，信阳人管这一时期叫“过粮食关”。农民是从1959年底开始到1960年底结束，1961年告别了饿肚子，生活已普遍比城里人强了。吃商品粮的人吃不饱饭是从1960年开始到1962年结束。是年我十多岁，家庭吃商品粮。1960年过大年，我们家没有肉吃，父亲叹了一口气说：“像这样的年我还是第一次过啊”，我惊讶地问：“难道万恶的旧社会过年也能有肉吃?”他苦笑一下，说：“再困难也能设法打个牙祭呀”。那时候我还不太懂事，因为饿得慌，曾哭着追着母亲要饭票，母亲无奈，把自己当天中午的饭票给了我，于是，我吃双份，母亲只能以凉水充饥了。因为饿得慌，我曾在同学们面前发牢骚，被打了小报告，我的五年级班主任老师组织开我的批斗会，我又气又怕，哭个不停，不料，几天后班主任老师因偷别人的饭票被学校开除了。那几年，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什么时候能吃一顿饱饭，有时候我想，只要让我吃饱，有大米干饭即使叫我蹲到厕所里吃我也干!对过去的好日子不断地回味，甚至后悔自己当时为什么不多吃的。有一天，父亲买回供应的粮食，对母亲吩咐道：“把饭多做点，管他三七二十一先吃一顿饱饭再说”，我高兴坏了，一连吃了5碗大米干饭，差不多有二斤，胀得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睡也不是，蹲厕所也不是，心里直犯嘀咕：“坏了，坏了，要胀死了，这胀肚子的滋味并不比饿肚子的滋味好啊，我再也不想当胀死鬼了”。由于长期吃不饱，营养不良，我们身上出现了浮肿，眼睛得了夜盲症，胃里常犯酸水。不过，那几年凡吃商品粮的没有饿死的。至今我还记得曾广为流传的一首打油诗，是批评办大食堂的：“一进食堂门，稀饭两大盆。勺子搅三搅，浪花打死人。盆里照见碗，碗里照见人。要知为什么，去问路宪文。”路宪文是当时信阳地委书记。
比起农村，我们吃的这点苦算不得什么，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却把农民们害惨了。“信阳事件”是1959年10月—1960年4月，发生在信阳地区的大批农民饿死的事件。当时，信阳地区所属的18个县市有15个出现了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1959年信阳地区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实产粮食20亿斤，但地区各县浮夸虚报72亿斤，并按照这个虚数比例征购粮食16亿斤，为完成这个任务，地委开展“反瞒产”并动用民兵挨门挨户搜查。结果农民全年口粮只剩下100多斤，仅够食用4个月，光山、潢川等县甚至不足3个月，农民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的农民当做“流窜犯”来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人，地委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留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都受到了残酷地批斗和处理，农民们没有一条生路，遂上演了大批农民被活活饿死的人间惨剧。
路宪文将五类份子组织起来(指当时被划为敌人的地、富、反、坏、右)，吃得饱饱的，打党员，打贫下中农，“宁要一斤粮，不要一个共产党员”，“打死一个党员，拿出一斤公粮”就要表扬。反瞒产反得农民没有饭吃，还不准写信、不准要饭、不准逃荒、不准挖野菜、不准冒烟。食堂不开伙，活活将人饿死，一个小孩，饿极了，爬到食堂门口，被人撞死在墙上。光山县委书记刘文彩，在反瞒产时，一天连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全县公社干部，动手打人的占93%。为追逼粮食还动用专政机关，捕人1774人，其中死于狱中36人。短期拘留10720人，死于拘留所的667人。槐树店的公社党委书记纠集一群人，打农民，打一下，喝一口酒，以人的惨叫声为乐趣。打死了父亲，又打死了十多岁的儿子。一个生产队长独占上面下发的80斤救命粮，还狂言要70人饿死50人才开伙，全县百多个村庄的贫农大都活活饿死。全信阳地区打人成风，打死人司空见惯。手段残酷、千奇百怪，除未用电刑外，古今中外的酷刑，几乎全数照搬不误。
1960年2月，信阳地区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引起了卫生部的注意，信阳地区与河南省的领导已经无法一手遮天了。中央内务部的郭处长在地方严密封锁的情况下深入调查，发现当地饿死人的情况十分严重，他回到北京就向部领导汇报。内务部马上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汇报，习仲勋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又向中央监委书记董必武汇报，董必武派了中央监委的李坚、李正海两位处长到信阳调查。他们的工作同样受到了河南省委与信阳地委的阻挠，但是他们排除万难，在基层调查了3个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可靠资料，查有实据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70万人。
信阳地委的胡作非为得到了河南省委的支持，特别是省委书记吴芝圃的赞许，他为地委书记路宪文撑腰，排斥打击敢于说真话的行署专员张树藩。
“信阳事件”震怒了毛泽东，他认为信阳地区的问题是地主阶级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是民主革命不彻底，要求严肃查处。
刘少奇主持了当时对“信阳事件”的处理，信阳的一些县、公社的干部被打成“国民党”、“阶级敌人”受到了严厉的处罚。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检讨，他承认信阳地区非正常死亡是100多万人，承认自己“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但并没有受到严厉的处罚。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因还有主持批斗打死县委副书记的命案，被判死缓。
文革中，河南的造反派到四川把吴芝圃揪到郑州批斗，称他是“屠杀河南人民的侩子手”，后来吴芝圃病死在广州医院。马龙山在监狱服刑，文革中没受到冲击。
早在1959年2月，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提出重点解决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具体政策问题，调整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吴芝圃仍津津乐道于几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不客气地对他说：“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毛泽东提出人民公社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吴芝圃却坚持大队为基础，毛泽东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你不要再这样搞了，还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毛泽东在1958年就提醒吴芝圃：“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在看到吴芝圃没有改正的意思后，毛泽东很生气：“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并逐渐改变了对吴芝圃的看法：“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
1960年10月21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工作组根据信阳实地调查的情况，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10月26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刘少奇和周恩来“即看”此件，“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11月12日，毛泽东再派李先念、陶铸和王任重来到信阳调查。在陪同调查的过程中，吴芝圃又把责任全推到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头上：“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问题吗?”张树藩毫不客气地回敬道：“芝圃同志，你真的一点情况不知道吗?那么地委给我戴上右倾帽子，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否则路宪文他敢批斗我吗?既然是省委批准的，又是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我在生产救灾会议上的讲话，在地省委估产时地委定的高我说的少，反瞒产时我在遂平县不仅没反出瞒产， 又拿出70O多万斤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以及说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等，才给扣上严重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的?省委批准斗我的根据，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圃同志，怎能说省委一点情况都不了解呢?对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吗，我还找你谈什么?”吴芝圃哑口无言，脸红的像红布一样。经过调查，陶铸发现问题严重，他在河南省委扩大会议上指出：“河南有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1959年春季发生问题，反瞒产，没有在庐山会议上作检讨，庐山会议后继续搞。二是河南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一直不向中央报告，后来被迫向中央写了报告，还是忸忸怩怩不真实反映情况，而且还封锁消息，这是很大的错误。”
1960年底，毛泽东又派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到信阳地区去调研。当他们到达河南时，吴芝圃却不让他们去信阳，而是把他们安排到了许昌地区的鄢陵县，不让他们看到信阳的真实情况。对于吴芝圃的所作所为，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他“破坏民主、堵塞言路，‘左’倾蛮干，死不回头”。
毛泽东、党中央对“信阳事件”定了性，表了态。 李先念、陶铸、王任重率领中央、中南局工作组一个县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进行调查。当他们来到光山县时，看到的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悲惨景象。村村断炊，处处有新坟;人人戴孝，户户哭声;房屋倒塌，遍地瓦砾，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有一个村只剩下一个奄奄一息的老婆婆和2个骨瘦如柴的孩子，全村数百人全死了。幸存者控诉地委书记路宪文、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之流活活将人打死的罪恶。
二、全国究竟饿死了多数人？
中国三年自然灾害，加之人祸和苏联逼债，终于引发了全国性的大饥荒，人民群众普遍吃不饱饭，经常饿肚子。除了信阳，全国其它一些地方也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只不过情况没有信阳严重罢了。那么，当时全国究竟饿死了多少人呢?至今官方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前不久中国共产党党史(第二部)公布非正常死亡为1000万，但又说数字是根据一些资料推算的，并非原始统计数字，这算是比较权威的数据了。而非官方的版本就多了，先是80年代美国之音播报，中国当年饿死了3500万，后来有些反毛“专家”测算饿死人是3500—4500万，最近反毛分子茅于轼在《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读红太阳的陨落》一文中，又言之凿凿地把饿死人说成是3000万。他们这些数字均无权威出处，纯系信口开河，所以，每每招来广大网民的口诛笔伐，茅于轼、辛之陵为此还惹上了官司。
为什么不将国家统计局当年统计的数据拿出来呢?是不是还没到解密的时间?我认为，其实国家根本就没有这个统计数字。理由有二：一是饿死人不是一件光彩的事，统计它负面作用比正面意义要大。自古以来，还没有那个朝代将全国饿死人数搞得清清楚楚的，一般均以“赤地千里，饿殍盖野”等词来形容和概括。对于丑事，孔子也提倡“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即使在今天也一样，譬如，当局是不会去统计因为看不起病死了多少人的。二是即使国家想统计饿死多少人，调查起来也会困难重重。大家从本文中已看到，地方责任人为掩盖真相，设置重重障碍，就连毛泽东派去的干部也难看到真实情况。个别地方譬如信阳可以专案调查，偌大的中国岂能个个地方都派员调查，还不是由地方自查上报了事，而省以下均为厉害攸关者，怎能查的清。
如此说来，是不是成了无头案了?那也不是。还有其他办法，每年的公安人口年报均有死亡人口的登记，国家统计局根据这个数字得出当年的死亡率，它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就以国家统计局《1949—2008年中国人口增长变化》为依据，进行计算。
从这个表中可以看出，1958年总人口65994万人，死亡率11.98‰，1959年总人口67207万人，死亡率14.59‰，1960年死亡率25.43‰。计算非正常死亡人口，以1958年的正常死亡率11.98‰为基数，计算公式：1959年(14.59-11.98)x65994万+1960年(25.43‰-11.98‰)x67207万=10761785人。众所周知1961年全国农村形势好转，再没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虽然死亡率仍偏高，应属于疫病所致，不能统计在饿死人的数字中。现在把非正常死亡的人统统按饿死的人对待，当时全国两年总计饿死人为一千万多点，与党史公布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基本相符。我认为这个数字是准确的，应具权威性。
三、饿死人是谁的主要责任？
一直以来，敌对势力将饿死人事件当做反毛的杀手锏。最近，茅于轼就跳了出来，胡说：“中国饿死三千多万人，超过中外历史上和平或战争时期饿死人的最高记录。在和平时期，没有任何别的理由可推脱。这是谁的责任，无疑是毛泽东的责任。为了逃脱这个责任，他发动文化革命，逼死曾经因三年灾荒批评过他的刘少奇。”茅于轼的这番话有两层意思，第一，中国饿死的是3000万人。第二，饿死人是毛泽东一人的责任，不是刘少奇的责任。
实事求是地讲，作为主席，毛泽东对于全国饿死人的问题是负有领导责任的，他也毫无避讳地做过自我检讨，并高姿态的把领导责任担了下来。
但历史是无情的，毛泽东姿态再高也免除不了吴芝圃、路宪文、马龙山一小撮罪人的罪责，他们已被人民永远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时间老人是检验真伪的标尺，它让饿死人的幕后真相大白于天下，毛泽东百年之后，主要责任人终于浮出水面。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全国政协礼堂，邓小平为那个“屠杀河南人民的侩子手”、前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平反，并亲自主持追悼会，悼词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于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无独有偶，紧接着，被判处死缓仍在服刑的前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也被平反复职，从劳改农场径直登上了潢川县长的宝座。当时，河南人民舆论大哗，光山人民目瞪口呆，人们弄不明白，吴芝圃因河南饿死人问题在文革中受到批斗，怎么就成了政治迫害?连吴芝圃自己都承认，光是“信阳事件”就饿死100万人，怎么就成了冤假错案?纵然是造反派诬陷他，难道李先念、王任重、陶铸这些中央领导也诬陷他不成?怎么就成了“诬蔑不实之词”?马龙山的平反复职更为荒谬，剥夺政治权利终生的犯人可以当中共的领导干部，这是公然违宪的行为，当时就流传这样的顺口溜：“地痞、流氓、劳改犯，政府的宝贝蛋。”光山人民伤透了心。
马龙山的复职，说明吴芝圃一伙的平反与文革问题无关。
河南人民以及全国人民从这些反常行为中看出了端倪，终于明白了谁是吴芝圃、路宪文、马龙山之流的后台，谁应为他们的滔天罪行负用人不当之责。为这些罪人平反，不是个人恩怨是非的问题，而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他昭示，当年吴、路、马之流是刘邓司令部的人，执行的是一条刘邓路线。可悲是，1000万饿死的冤鬼若地下有知，怎能瞑目?
四、搬起石头砸了谁的脚？
饿死人的历史事件是敌对势力、走资派热衷的话题，他们知道利用这个人间悲剧最能引起老百姓的共鸣，对当事人最具杀伤力，为了反毛、去毛化，他们都搬起这块石头去砸毛泽东的脚。
敌对势力如茅于轼、辛之陵之流，一贯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他们觉得，通过30年的努力，社会主义已经被反的差不多了，共产党也被反的很受伤，唯独毛泽东毅然不动，他那伟岸的身躯仍坚强地支撑着共和国的大厦，成为和平演变不可逾越的屏障。他们咬牙切齿、气急败坏，发誓一定要让红太阳陨落，让毛泽东从人民的守护神还原成对他们毫无威胁的平常人。于是他们搬起这块石头砸向毛泽东，不料，石头飞向了刘邓，虽出乎意外，但也不算失误，他们认为反正毛刘邓都是共产党。
走资派，治国无方，捣鬼有术。近几年来他们把国家治的物价飞涨、房价高企、股市暴跌、假货泛滥、毒食品横行。把人民治的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学、养不起老，四座大山日益沉重。然而他们却热衷于西式政改，企图保住既得利益，遇到阻力便破口大骂，什么“封建余毒”、“文革遗毒”，攻击老成持重的共产党人和觉醒了的人民群众。他们也搬起这块石头砸向毛泽东，不料石头飞向了刘邓，虽出乎意外，但也不后悔，反正迟早要与西方接轨，改换门庭。
事实证明，他们搬起石头砸了刘邓的脚，也砸了自己的脚。
党内“糊涂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糊涂，做了不少糊涂事，譬如，几十年来对反毛的行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误会不解释，谣言不追查，抹黑不抵制，栽赃不制裁。更有甚者，还把反毛分子茅于轼、辛之陵之流奉为上宾，尊为“国师”。对这些“糊涂人”，是需要敲一敲警钟了，这次全国广大群众公诉茅于轼、辛之陵之流的活动，是个试金石，希望这些“糊涂人”能清醒过来，用实际行动来重新赢得深爱毛泽东的人民的拥护。
2011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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