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碍两岸和平进程的一个阴招
2005年，连战访问大陆的“破冰之旅”，架起了隔绝多年以后国共两党之间联系的桥梁，此后，尤其是国民党重新在台湾执政以后，两岸关系持续升温，面对这一局面，某些人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但是公开跳出来反对，效果又不好，于是，他们就想出了一个阴招，那就是歪曲历史，拼命美化国民党，丑化共产党，这就等于给大陆出了一个两难问题，如果不反驳，就好像理亏一样，有利于某些人推波助澜，不断推进他们所谓的“正义事业”;如果反驳，那就得罪了国民党当局，客观上起到离间作用，阻碍了国共两党和解与两岸和平进程。一箭双雕，某些人的小算盘拨得挺精的。
忽悠的最高境界，就是一个问题的正反两方面，他都能够说得头头是道，滴水不漏。某些人就是有这样的高水平。
国民党在大陆败退台湾，他们说是因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民主，所以才输给共产党，后来在选举中败给民进党，他们说仍然是因为国民党民主，原来国民党是为了追求失败的效果才不断“推进民主”的。是这样吗?有一个人的回答最权威，他，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在退守台湾以后，对丢失大陆进行了反思：
在经济原因方面，他认为，经历了八年抗战，中国“农村凋敝”，“而工业尚未恢复战前的繁荣”，“国民就业的机会不能增殖”;“特别是民国36年间，行政院宋院长擅自动用了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于是经济就在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势之下，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的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流于没落;社会心理日趋浮动之中，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这是大陆经济崩溃最重要的环节，亦是今后经济事业最重要的教训，不可不特别警惕，这是经济失败内在的原因，至于外在的造成经济加速崩溃的原因就更多了。至于外在的造成经济加速崩溃的原因就更多了。”《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5第126页。
在政治上，他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
在军事方面，他认为，军队纪纲败坏是军事崩溃的首要因素。蒋介石在1950年3月19日讲述《国民革命第三期任务之说明》中称：
“就过去一年失败的情形看来，以军队纪纲的败坏最为严重”。“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一般军长、师长，不经过请假的手续，可以随便离开自己的职守，自由行动……即此一点，就足以知道我们军队的纪律扫地。”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第1960页。
蒋介石还沉痛地说：
“过去北洋军阀被打败是他们本身腐朽”。但在北伐后，“所有北洋军阀的毛病，我们的军队都已习染，不论在精神上、在行动上，都渐次趋于腐化堕落”，“几乎与北洋的军队如出一辙”。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第1962页。
蒋介石告诫各级将领说：“抗战胜利后，我们军队的腐败现象更加显著，在整个军队，都表现一股虚骄之气;这种军队我早就知道非失败不可。”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962页。
1949年10月20日，蒋介石在军官会议上讲授《军事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时称：“今天我们军队的失败，就是没有奉行三民主义之故。换言之，就是我们军队已经失去战胜的基本条件，……我们的军队已经成了没有灵魂的军队”，失败则是必然。②③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929页。
在分析军队打败仗的原因时，他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国军的作战不力。他说：“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他说：“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国民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
对于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蒋介石分析说：
我们一般军官和美国人相处，受了美国人的教育，对于美国军人的长处一点没学到，则专门模仿美国人的生活及缺点，诸如“滥肆吸烟、酗酒、打牌、嫖妓”，殊不知这只是美国军人生活的一面，“而对于工作业务之活泼认真，乃是对国效忠精义之所在”。真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这是我们军事最近4年来失败的最大原因，也是我们中国最近4年来，党务、政治、军事彻底崩溃的最大原因”《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3第104页。。
如何克服上述缺点呢?蒋介石说：
“今天我们要彻底改革过来，振作军队的精神，转移部队的风气，根本着手之点，还是要着重于建立制度”，特别要“确立一种健全的监察制度”。“要确立军队的监察制度，必须彻底改革现在的政工制度”。因政工人员多为主管推荐，“今后军队的政工人员应由党部遴选，透过政府予以委任，绝不能听由部队主管擅自任用，并且对部队负起监督的责任，来挽救今天一般军官腐败贪婪，无法无天，自由行动的流弊。”③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931页。
官兵对立、军民脱节是军事崩溃的另一原因。蒋介石指出：
“许多高级指挥官每到作战的时候，不是在陆上准备了车辆，就是在水上准备了船舶，一到紧要关头，就不管他的部下生死，而先自上车或者登船逃命。这样没有人格的官长，可以说是寡廉鲜耻，怎能再取得部下的信仰呢?而且一般高级将领，在生活上骄奢淫逸，尽情享受，何尝还有一点同甘苦、共患难的意思?”在军民关系方面，“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军队每进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中较好的房屋，就一定被我们军队占领;……借了人民的东西不归还，损坏了人民的器具不赔偿。这样，当然使人民对我们发生反感，而不愿帮助我们”《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3第42页。
其实在经济上还有两件事也是可以说明问题的，一是蒋经国的上海“打虎”最终由于蒋介石的干预而不了了之。二是蒋介石本人对国舅爷宋子文的处理。
1949年初，中共把宋子文列为重要战犯，在国民党中，内部的敌人又有理有据地说他侵吞大笔公款，要求他至少交出全部财产中的一半。于是，宋子文于1949年1月24日便辞去了广东省省长职务，带着他的妻子张东怡，先走香港，5月16日到巴黎“治病”。 国民党在大陆惨败后，宋子文携巨额资产到美国做寓公，对台湾当局若即若离，又曾经几次谢绝回台“归队”，气得蒋介石甚至曾在国民党中扬言要开除他的党籍。但是，他仍然无动于衷，在美国我行我素。以后，甚至还有消息说，宋子文企图在台湾策动政变，要求美国帮他把一批武器运入台湾。这个情报的准确性，虽然尚属疑问，但是，蒋介石这时已是惊弓之鸟，对大舅子也不得不防了。除了蒋介石外，追随蒋介石到台湾的陈诚派、蒋经国派，都对宋子文不满。 在反省、思痛中蒋介石对大舅子开了刀，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
其实，在败退台湾之前，蒋介石已经对国民党内部的状况非常不满，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这次居然印发了延安整风的三篇文件作为学习材料，即《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对此，蒋介石指出：“这次大会印发各位三个共产党文件，内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从中可以看出他们调查研究的工作是何等实在、何等彻底……调查工作是作战的基础，没有调查，得不到确实的情报就不能作战。我们平时一点也不注意，虽然做了一些，也是临时的，片段的，而不是系统的，持久不断的，只凭运气去作战，当然没有制胜的把握。”
但是，蒋介石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错误，
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党已松弛涣散尽显疲态，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丧失了长江下游地区的组织基础，一度濒临溃散的边缘，籍民族危机的遮掩和刺激才得以苟延存续。国民党的衰弱与无能，一直使蒋介石陷入了的忧虑之中。
1938年3月29日，蒋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致开幕词，曾痛切警告与会的国民党人：“我请各位严重注意：我们的党差不多已成为一个空的躯壳而没有实质了，党的形式虽然存在，但党的精神差不多是完全消失了!……我说这句话，心里很悲痛，很难过，但是现在的情形，我们革命不但是遇到挫折，而且差不多快要失败。本党既逢到艰难而快要消失了，此时如不说，将更没有说的机会。我们此时不忏悔，将更没有忏悔的机会。”
在蒋氏看来，一般的国民党人：做官不做事;有私利而无公利，有小我而无大我;重权利而不重责任，享权利而不重义务，早已“不能为国牺牲，为民服务，为主义奋斗”。
救无可救，蒋决定在国民党之外，另造新组织“三青团”
抗战为国民党提供了一次重振旗鼓、起死回生的契机。蒋介石痛下决心：“救国必先救党”，“救党必先自救，必先要救起党的各级干部和各个党员”。
蒋介石为何不直接改造国民党，而要在国民党之外，设立一个与国民党双轨并行的组织 ?1938年9月5日，在对三青团的一次讲话中，蒋氏坦言自己之所以另组三青团，正是因为国民党腐朽至极早已经毫无挽救的办法。蒋氏说：
“本来中国的革命，有中国国民党来领导，只要中国国民党能复兴，就不必另设青年团;即令有组织青年团的必要，亦可以附设于国民党以内。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从新创立这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呢?就是因为我们国民党这几年来消沉散漫，成为积重难返的局面，不论精神纪律，都是异常衰颓，可以说党部都已变成了衙门。而党员已变成了官僚，无论如何设法改造，都不能彻底改造过来!……所以要另外设立一个青年团，来组织一般有为的青年，好使他们承担中国革命的事业!”显然，蒋当时最主要的考虑，认为国民党沉疴太深，积重难返，无法从党内彻底改造。
蒋介石另建“三青团”，并且自任团长，还有统合国民党内部派系的考虑。国民党党务，长期被cc系掌控和垄断，其他派系很难涉足，若在原国民党组织基础上进行该组，必加重派系间的恶性内耗，蒋另组组三青团，实有抛开此前一切派系格局，以统合国民党内部所有派系之意。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的表现令美国非常不满，便打算并且推动了由桂系的李宗仁替代蒋介石，最后蒋介石下野，由李宗仁担任民国政府代总统。而耐人寻味的是，这位由美国人一手扶起来的中华民国代总统一直没有去台湾，而是在寓居美国多年后，宁可“投共”，回到大陆。
蒋介石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朝鲜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仰天长叹，对儿子蒋经国及毛人凤等军事将领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毛泽东的对手，盟国(美国)说我蒋介石不行，可是他们又怎样呢，我看他们西方国家也是一群蠢猪。他们与中共毛泽东比，从哪方面都无法相比!16个国家最精良的军队竟然被毛泽东打的如此狼狈，耻辱啊!
毛泽东也是中国人的骄傲啊，更是一名奇才。
中共有多少能者，我都不放在眼里，唯有毛泽东把我挤到这几个小岛上了。
盟国也不是毛泽东的对手，毛泽东打仗是艺术!各方面的领导都是艺术!蒋介石突然把声音提高了八度，是高超的艺术!’他接着又说：‘我们要研究毛泽东!要学习毛泽东!’这就是与毛泽东斗争了几十年的蒋介石对毛泽东的最后评价。”
1955年5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毛泽东主席也表示，我们跟台湾要“和为贵”，爱国一家。这些变化对国共对峙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些参加过国共谈判的人士都认为，新一轮的国共两党谈判一定会到来。
1949年参加过北平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章士钊更是激动不已，向周恩来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国民党旧故，去向蒋介石做工作，争取实现国共谈判。
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章士钊带到香港，通过关系转交给蒋介石。 1956年春，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身负重任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 许孝炎知道事情重大，即从香港飞往台北，亲手将中共中央的信交给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报告。
蒋介石经过一年的认真考虑之后，于1957年初突然召许孝炎回台北，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蒋介石说：“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到北平(当时已改名北京，但国民党仍用旧称)一行，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并让许孝炎推荐人选。
许孝炎考虑再三，提出三个人选。蒋介石反复权衡后，选中了宋宜山，派他到北京打听虚实。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报告交给蒋介石。由于宋宜山的报告对大陆的成就颇多赞扬之词，蒋介石大为不悦。再加上大陆此时已开始了反右斗争，蒋介石认为国共谈判的时机并不成熟，从而中止了进一步接触。
1956年7月，当章士钊受中共中央委托，从北京到香港为国共和谈穿针引线的时候，另一个神秘人物也担负着同样使命从香港来到北京，这个神秘人物就是曹聚仁。
1965 年，当国民党二号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陆并受到热烈欢迎的时候，蒋介石父子也展开了行动。
轮船秘密在台湾一个偏僻小港停泊。蒋介石很快在自己的官邸，由蒋经国陪同，接见了曹聚仁，并在极秘密状态下开始谈话。
整个谈话自始至终只有他们三个人。开始由曹聚仁介绍中共方面的条件，然后逐条讨论、商谈，蒋氏父子也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六项共识，其主要内容为：
一、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 意即台湾最高长官在中国大陆的起居与办公之地)。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洽商。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
五、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
六、台湾现任官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曹聚仁与蒋氏父子在日月潭谈妥了这六项条件后，立即返回香港，将谈判情况及六项条件报告给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此事正在进行之际，1966年，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风浪也波及台湾，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从而改变了主意。这样，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之事又一次搁浅。
而蒋介石准备回归大陆，却是历史上真真实实发生过的事情。
国民党政权迁移台湾后，曾经发生二·二八事件，又称“二二八起义”，爆发于1947年2月28日。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军警在台北打死了为减税请愿的商贩，2月28日台北市民罢市、游行请愿，又遭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激起全省民众的愤怒，爆发了大规模武装暴动。几天之内，暴动民众控制了台湾大部分地区。国民党政府从大陆调集军队进行残酷镇压，到3月13日将全岛行动镇压下去，死者多达3万多人。
在蒋介石统治时期，美国并不满意，曾经打算用孙立人将军代替蒋。
孙立人对于曾留学苏联而时任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的蒋经国以政工制度破坏现代军事体制有不满之意，曾在1950年12月，孙立人召开“新年第一次年终扩大良心会”时，致词说：“现在社会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骗人，说话也骗人，所以社会动荡不安，就是彼此不能开诚相见，埋没了良心之故。”因此也与蒋经国的政工系统埋下冲突之因。
因孙立人对于蒋经国以政工制度破坏现代军事体制有不满之意，且遭情治单位密称孙与美国有不正常联系，1954年6月陆军总司令任期届满，蒋介石将其调任无实权之总统府参军长，12月3日中华民国与美国双方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蒋氏政权在获得美国充分保障后，已不再须要依靠孙立人来维系台美关系。1955年5月28日蒋介石召见孙立人，说他打仗不行，要把他孤立起来，6月，政府当局以孙立人将军与其部属少校郭廷亮预谋发动兵变为由，对孙实施看管侦讯。
1955年8月20日，孙立人“兵变”事件公开化。当天政府以“纵容”部属武装叛乱，“窝藏共匪”，“密谋犯上”等罪名，革除孙总统府参军长职务。事后，组成了以陈诚为主任的9人调查委员会，查处此事。孙被判处“长期拘禁”在台中市向上路寓所，直到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过逝后，同年5月时任总统的李登辉才解除孙长达33年的“监护”。 自孙立人被拘禁后，其亲信部属一一被调离军职查办，前后有300多人因与本案有牵连而被捕入狱，包括当时担任英文秘书的黄正以及担任女青年工作大队中校组长的姊姊黄珏等人。
客观说，小蒋即蒋经国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以后，相对于其父亲的确是显得开明，他的亲民与其父亲的深居简出形成对比，台湾成为“四小龙”之一也是在他领导下的事情，除了自由派人士夸赞他的事情以外，蒋还为两岸关系的改善作过贡献， 1987年10月14日蒋经国主持的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有关探亲的决议案。除现役军人及现任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亲等以内之亲属者，得登记赴大陆探亲。以上两点送请行政院主管同志处。”
10月15日，时任“内政部长”的吴伯雄正式宣布“行政院”的决议案。民众赴大陆探亲，一年可有一次，一次3个月。 于是百万台湾老兵返回大陆探亲。成为两岸关系史上有积极意义的大事件。
但是蒋经国时代发生的江南案迫使他不得不“外放”最有可能接班的儿子蒋孝武，江南案发生于1984年10月15日，背景复杂的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在美国遭到台湾情报局雇用的台湾黑道份子刺杀身亡。内情曝光后美台关系顿时紧张，台湾当局方面虽然承认江南案为该地区情报局官员主使，但仍强调本案乃情报局官员独断专行所致，非高层授意，并逮捕了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等人。
当时蒋经国四子蒋孝武涉入情报体系甚深，坊间认为蒋孝武可能是主谋，但并无确切证据。江南案告一段落后，蒋孝武于1986年3月奉派至新加坡担任商务副代表，并长期留在驻外单位，在蒋经国任内都未再回到台湾当局“中央”部门。对此，坊间有人解读为“谪放外地”。 江南命案，震撼太平洋两岸，被指涉案的蒋孝武固然全身而退，然而也被外放日本和新加坡，逐渐淡出政府决策的核心。
蒋经国的5个儿子中，与章亚若生的章孝严和章孝慈直到蒋经国去世，还是不能父子相认。与蒋方良生的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三个儿子中，蒋孝武置身在蒋氏家族的光环里，有强烈的优越感。无论在台湾长安东路读小学，还是后来在士林地区的中学时代，蒋孝武都没有把时间用在学业上。他和蒋孝文比试的不是彼此的学业成绩，而是在如何搞恶作剧般的游戏进行不懈的较量。到蒋孝武中学毕业前夕，他的学习成绩已经滑到全班最低的位置。
蒋介石一直为这几个不争气的孙子心烦意乱，特别是长孙蒋孝文生病以后，蒋介石本来把全部希望都寄予在蒋孝武身上。
蒋经国的三子(实际上是五子)蒋孝勇是在台湾度过童年并长大的。他和两个兄长不同的，是蒋孝勇虽然也生在政要家庭，但他从小勤奋，好学进取。蒋介石和蒋经国又商量许久，竟然又打起了让他进凤山军校学习的打算。蒋孝勇在凤山军校内接受军事训练确实刻苦。在有关机械化武器课程的考试中，蒋孝勇也多次获得高分，名列前茅。就在蒋孝勇正热衷习练军事的时候，忽然在一次夜间军训时，冒险翻越一条沟堑，他不慎扭伤了脚。
几个月之后，蒋孝勇的足疾有所好转，他也有重回军校上课的心愿，但因为凤山军校的课程拉得实在太多，他已经无法赶得上了。
因宋美龄和蒋介石一锤定音，不久，脚疾痊愈的蒋孝勇便遵从祖父祖母之命，走进了台湾大学政治系的课堂。他在政治系教授连战的指导下，很快成为该系一位活跃学生。
蒋孝勇虽然生活在政治家族里，可他看透了国民党官场的尔虞我诈，喜欢上与政治全然不搭界的商贸。他认为自己的选择不该是从政为官之道，而是想另辟蹊径，走一条与政治风马牛不相及的经商之路。
1985年，正当蒋孝勇在“中兴”董事长位置上干得有声有色的时候，他二哥蒋孝武出事了。本来在政海宦途干得大有希望的二哥，不想由于涉嫌“江南事件”，在这一年初春被蒋经国“外放”到新加坡去了。恰恰就在二哥黯然离台不久，蒋经国的先天性糖尿病越发严重了。他不但改装一只名存实亡的义眼，又因下肢行走不便，不得不以轮椅代步。这样一来，实业繁忙、日理万机的“中兴公司”董事长，就只好把公务推给手下总经理全权代管，眼看着由他惨淡经营起来的“中兴公司”落入了他人之手。
不管蒋经国原来是否有让儿子世袭的打算，在大儿子病，五儿子因为受伤走一条与政治风马牛不相及的经商之路，四儿子由于涉嫌“江南事件”，被 “外放”到新加坡去，直到1988年3月蒋经国去世都未能涉足政坛。最终的结果是世袭没有出现。
1979年，美国和台湾断交，那一段时期台湾人跑到美国的，跑到大陆的很多，由于国际上普遍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的中华民国政府合法性受到严重质疑，中华民国宣称代表中国已经越来越站不住脚了，在这种情况下，蒋经国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统一，要么把中华民国变成一个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国家，不幸的是，蒋选择的是后者，以台湾为主体的国家必然要以台湾人为主体，这就是为什么蒋后期大力提拔台湾本省人进入政权高层，并自称“我也是台湾人”(蒋介石从来没说过)，以人民的支持来增强中华民国合法性的办法。这也就是今天即使是台湾最统的人也承认两国论的原因。
顺便说一句，蒋介石当年的所谓坚持一个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后退出联合国其实并没有那么高尚，蒋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宣示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因为一旦出现后来中华民国在台湾，那么这个所谓的外来政权在台湾统治将受到台湾人的质疑，后来政权开放后国民党下台也说明了这一点。
简单的说，蒋开放党禁是因为中华民国已经在国际上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民主取得台湾人的支持巩固中华民国法统的合法性。
蒋经国如果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大陆的合法性，自身就成了流亡政权，就无法证明其统治台湾的合法性，正因为看到这一点，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以合法性来交换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蒋经国对抗的手段是宣布开放党禁，让台湾人真正接受中华民国，以此来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统，事实上现在的民进党上台也无法台独正是这一原因。
“事实胜于雄辩”，更胜于诡辩，通过上述大量脉络清楚的历史事实，看出了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性。随着两岸关系持续升温，大陆的同胞越来越能够以比较客观的态度对待蒋家父子，应该肯定的东西还是肯定。但是某些人出于阻碍这一进程的目的，罔顾历史事实，百般美化当年的国民党，丑化共产党，想以此收到一箭双雕的效果，结果肯定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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