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蝇”是怎样变成“老虎”的?
“老虎”和“苍蝇”是在反腐败领域中人们对高层和底层腐败官员的形象的说法。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反腐方面出重拳,“老虎”和“苍蝇”一起打,查处了2万多起违法违纪案件,其中被查处的省部级干部就有20人,力度空前。
同时,一方面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一方面作出“八项规定”、“六项禁令”,规范干部的行为,并及时查处违纪案件及时曝光,并向多年来一直未能解决好的“三公消费”问题开刀,并且从新提拔的干部开始,对其有关信息对社会公开。大得人心,大大地凝聚人心。
细心观察这些“落马”的老虎,有些是在“高位”上成为“老虎”的,有些是从“苍蝇”变成“老虎”的,即在没有被提拔到高层之前就出现了问题,后来才被揭露出来。
民间曾经有这么一句话,表述干部队伍的情况:“上正中歪下乱来”,意思是说,中央是正确的,大多数是廉洁的,到了中层就出现一定程度的扭曲,到了基层干部这里就容易乱来。
这种现象容易理解,无论是中央领导集体,还是省部级干部的大多数都是国家的精英和栋梁,即使在这一层次中的人员出现问题,容易被高层发觉;到了中层,由于各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的高低不同,问题就容易出现,而且如果不是因为东窗事发的话,不大容易动到他们。原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就曾经说过,做到了我们这一层次的官,一般是很少被查的。由于中层扭曲,“上梁不正下梁歪”而且“山高皇帝远”,中央虽然正确,却没有具体管到基层干部头上,于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是下面。于是,“苍蝇”就产生了。
从危害性说,“老虎”位高权重,往往会对一个比较大的地方和部门产生消极影响;但是,由于“苍蝇”直接接触广大民众,容易导致产生具体的民愤。这些年来的群体性事件虽然原因复杂,但是里面不少是有“苍蝇”的影子。因此后者的危害性同样不小。
打“老虎”一般是由高层发现并且及时处理,一般的老百姓难以参与;但是打“苍蝇”,老百姓有很大的有利条件,因为“苍蝇”就在他们身边,看得见,摸得着,一举一动都在老百姓眼中。
所以,要形成反腐败的长效机制,就应该制度化反腐,通过法律制度的完善,上面打“老虎”,上下结合打“苍蝇”,并且堵死“苍蝇”变成“老虎”的路。
那么,“苍蝇”是怎样变成“老虎”的呢?
人的行为受自己意识支配,而人的社会意识又取决于社会存在,市场经济体制在提高社会生产的效率的同时导致分配上的贫富分化,有它的两面性。富人不但在生活上比穷人富裕,同时由于能够让金钱发挥作用,他们的发展机会也比穷人多。从主观上说,在一部分民众中,他们反对的只是别人的钱权交易,恨的是自己没有这样的机会,这种意识也是腐败形成的社会意识基础之一。
再回顾30多年来,在反腐败方面,在全党的共识方面,也有一个逐步完善、深化的过程。
在一段时间内,曾经有“先发展,后治理”的指导思想,并且片面强调“保护改革者”,只要打着“改革”的旗号,往往就干什么也可以。选拔干部只看所谓“能力”,看是不是“能人”,至于其它则是次要的,甚至有“生活小节无碍大局”的说法。片面强调“实名举报”、“逐级反映”,举报信常常首先落到被举报者的手中,举报的结果往往是举报者自己以“诽谤罪”坐牢,更加滑稽的是,有基层领导以“维稳”的名义禁止职工向上级反映问题。
由于干部升迁的决定性因素是上级而不是老百姓,所以一些官员只要摆平顶头上司就万事大吉,于是“跑官”、“买官”就应运而生。加上某些领导有“量屎录用”的恶习,越是有问题,有把柄的下级,使用起来越放心,于是,“带病提拔”就不再是个别现象。当那些“带病升迁”的干部达到一定高度以后,就会变本加厉地把自己曾经付出的那些要回来,并且,跟胡建学类似的侥幸心理让他们罔顾党纪国法,铤而走险。而在当时,别说像雷政富和嫖娼的上海法官的视频会被公布于众,就算是私下录音取的证,往往也会以“取证手段不合法”为由不予采信。“苍蝇”就这样一步步变成了“老虎”。
面对腐败,民众基本上是一致反对的,但是在如何去消除腐败方面却有不同见解:
有些人希望通过类似文革那样的运动反腐败;也有人希望通过照搬西方的制度解决腐败问题。
笔者认为,民众最大程度的参与的确是抑制腐败的好办法,但是如果不纳入法制的轨道,就容易让好人也受到伤害;另外,假如按照某些人的想法,马上进行所谓“一人一票”,先别说像衡阳那样的贿选人大代表的情况会发生,陷入混乱的埃及和泰国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而且,并不是西方的制度就必然能够杜绝腐败,美国史学家在谈论美国的腐败的时候认为,在哈定、柯立芝、胡佛三人先后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三个政府在美国史上构成一个时代……在这短短的十年中,政治生活中道德水平的低下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所以,笔者认为,现在的党领导下的,有广大民众参与和支持的,并且纳入法制化轨道的反腐败,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反腐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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